我们曾经是彼此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新台币880万元，光阴的故事400万元台币——还是给四个人。当时一部普通的商业片投资大概是2000万元新台币，比较红的演员的片酬是200万元新台币。杨德昌最开始酬劳是7万元新台币一部电影，《恐怖分子》的时候也不过四五十万元新台币。《光阴的故事》给他7万元新台币的时候他还来我家跟我吵架。
和侯孝贤的疏离
《海滩的一天》出来的时候侯孝贤受到很大震撼，电影里的声画分离、空镜头、长镜头用得都很大胆，侯孝贤因此得到了灵感，于是又回去补拍《冬冬的假期》里的几个镜头。这种电影语言杨德昌是走在很前面，经常给人以“电影还可以这样做”的感觉。
但他们后来越来越不合，原因外人都不确定，但我知道当时侯孝贤投资杨德昌的《青梅竹马》，结果赔掉了很多钱。侯孝贤的电影路一直很顺，杨德昌拍《牯岭街》的时候，侯孝贤已经在准备《悲情城市》。当时组织合作社，投资者一看这几个人都不太好搞，每个人都那么贵，就撤了。之后侯孝贤找到了老板，《悲情城市》也得了奖，声望一时无两，卖了一亿多元新台币。当时台湾电影普遍才卖几百万元新台币，或者一两千万元新台币。票房高的原因不是因为电影内容很商业，而是在威尼斯得了奖，报纸报道，大家把他当做台湾之光。杨德昌比较可怜，他看到侯孝贤起来了(内心有点压力)，他的下一部电影又磨了两三年。《牯岭街》卖得也不错，但没有《悲情城市》卖得好。
敏感的光(音)影世界
杨德昌有个痛苦是他想好一个画面，如果拍不到他要的效果，就会一直重拍。有时候拍好了冲出来，他会说，桌子下面应该是暗的，没有光。我说那不是暗的吗？他说不是，那是灰色，我要黑色，然后就要重拍，怪我们冲坏了他的胶片。我就觉得他无理取闹，一定超支，我们每天因为这个吵架。等他人过世了，我坐在电影院看他的电影，我觉得有点懂了。他要的东西实在太细，比如《一一》里面经常有一个人影远远地在窗户边动，DVD上根本看不到这种景深。拍《恐怖分子》的时候，他摄影都自己来，只需要一个摄影助理，他就带着助理自己弄，美术也是自己弄。
拍《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成为了彼此的“恐怖分子”。他一直半夜找我出来谈，半夜三四点按我家电铃，我还在睡觉，他就找我下来谈剧本。走了半天才找到一家咖啡店坐下来谈事情，他就说空调好冷。换个位置，他说这里也不对，换来换去到了天亮，我很生气，说你根本没有事情，他就说是心情不好，想找你聊聊，结果最后聊的就是空气不好冷气不好。这点上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敏感的人，而且他感受到了很冷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就一定要改变。
他经常觉得气氛是通过声音体现出来的。比如空旷的画面响起咚咚咚的声音，大家都会以为是打雷，但电影画面一切发现是一个小孩子在用球往墙上丢。他永远是让观众在看的时候有很多联想，他不喜欢强迫你看这个看那个。他的电影其实很文学，像文字要靠自己的想像力。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但喜欢通俗电影的人就觉得看不懂，对声光比较敏感的会更懂，年轻的一代比较容易理解他。
“小飞侠并发症”
我们会对骂的，但不好意思直接骂，就写信骂。他的个性让我觉得不这样骂他他就不会往下继续。我说他得了“小飞侠并发症”，想得很多，做的时候却退缩。他说我误会他，他是真的没有准备好，让他怎么拍，东西都没有找齐，预算又那么少，怎么能逼他做呢。所以我们一直在吵，在吵架中开始拍《恐怖分子》，拍的过程也非常痛苦。
他基本上还是小孩子，我跟他吵架的时候就说你根本没有长大，你总是在想“我可以不爱你，但你要爱我”。我把骂他的信给吴念真看，吴念真说，他知道自己有“小飞侠并发症”，你这样写给他等于把这个戳破，更打击他。后来杨德昌回信说你误会我了，我不是小飞侠，并且一一罗列解释。
他给我写信都叫我同志，李远同志，他不叫我笔名。他总是先给我扣一个大帽子，我们是同志啊，我们要牺牲啊，我们就是要世界第一啊。他会批判整个文化，孔夫子、儒家思想，讥笑文化里比较虚伪的地方。跟侯孝贤最大差别是他在批判，侯孝贤表现的是人与土地都很温暖，不管多悲伤还是会一起吃个饭很快乐，杨德昌拍得很冷酷，把堕落的、黑暗的一面展示出来，让人们不要逃避。他一直是很恐惧地看着这个世界。除非他做成功了，否则他看什么都不顺眼。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开个会，开始筹备文化委员会之类的，他代表电影界参加。与会的人自我介绍比如说“我的专长是古建筑”，杨德昌就会暗地里和我说“真恶心”。他会觉得怎么有人讲话是吹牛的，就听不下去，觉得大家都在吹嘘，不能忍耐，脸色变得很难看。
关于《一一》的误会
台湾一直盛传他认为台湾的观众不懂他的电影，所以拒绝《一一》在台湾上映，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因为2000年拍完这个戏，他就知道自己得病了，所以他全部的精力都用来找医生，根本没有心情处理版权。《一一》没能上映，实际上是日本人没有考虑中国台湾市场，他根本没有办法左右《一一》在不在台湾放。他是在台湾长大的，怎么会不要台湾的观众？他很想让台湾的观众看到。那时他对外一直封口，不想让大家知道他生病。他还有合伙开一家网络公司，怕投资人撤资，所以更要封锁生病消息。
《一一》得大奖后在台湾接受表彰，我收到请帖想去看看他，恭喜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互相拥抱了一下。但当时参加的人我已经几乎都不认识了，市长啊官员啊，我们也没有说几句话就走了。再知道关于他的消息就是他去世的消息，其间他不想跟任何人联络。
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我在游泳，记者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讲点感想。后来让我上电视我没有同意，说我不想讲什么，就躲了起来。
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会跟他吵架，但事情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再回想我觉得他跟我吵得很有道理，比如黑色灰色，演员为什么要换。有时候杨德昌要我换演员，我说这个演员戏很少，只有三个镜头，他会说三个镜头也是戏啊，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很难搞，一个路人甲也要自己过关。他时常会挑剔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是一个很难被了解的人。
(作者系台湾作家，编剧；本文系早报记者 沈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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