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导演杨德昌：台北省思者
不光鲜的台北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导演。电影并没有因为城市的局限性而变得狭隘和局促，反而随着复杂的人性有多远走多远。
如果在评论今天的台湾电影，或者说华语电影时，动不动就搬出杨德昌的名字，是一件很粗鲁的事。他的离去，只是意味着杨德昌风格的消失。
电影的桥段容易借鉴和抄袭，文学同样，莎士比亚也这么干。但电影风格则是另外一回事，它和艺术的本质一样，无用，但最终决定了一个导演和他今后的名声。该如何定义杨德昌的风格呢？
杨德昌的电影产量不多，一共7又1/4部，总是在台北。质疑、反省、再加上那些容易被误读为说教的台词，让台北少了光彩。然而，不光鲜的台北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导演。电影并没有因为城市的局限性而变得狭隘和局促，反而随着复杂的人性有多远走多远。电影史上，导演与城市共荣的例子很多。最近读到摄影家荒木经惟的故事。荒木经惟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不走出东京的摄影人。他说：“我没有这么拍东京以外的城市，因为语言不通，真正的东西没办法映照在照片上，去了，拍了，但看起来和新宿没什么两样。”同时，荒木经惟拍得也多，他的摄影集已经出了450本以上，像他这么干的人真少。其实，无论是拍得极多的荒木经惟，还是拍得很少的杨德昌，尽管其艺术的表现方式不同，我却将他们视为一类人：不拘一格的表象之下是无止境的伤感，但又不爱把这一面轻易展示。
再看杨德昌，他早被看做都市文化的省思者，他的电影人物里少不了新兴的中产阶级，然而这些人物，脱掉西装，离开高跟鞋，鱼龙混杂，一地粗俗。
很多电影无法再现，也不用因为喜欢，就老指着标本让别人拍和杨德昌一样的电影。过分的怀念容易变成陷阱。多年前，就有评论说，杨德昌、侯孝贤式的电影害了台湾电影，意思是国际认可，国内却无票房。我理解这样的论调源于什么。如今，台湾也确实出了些票房过硬的电影，但终究艺术性欠奉，但争论谁高谁低，总觉得不合时宜——你要的，总和别人不一样吧。
杨德昌去世两年后，有一次，香港科技馆放映修复后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在网上就订了张票去看。以前都是看的VCD，头一次去看大银幕，印象最深的一段，是小四晚了回家，家里饭桌上留了碗米饭，之前在电视上看就是一碗饭而已，上了大银幕才发现，那饭冒着热气，所谓感情，大抵如此。
那一刻，在影院的黑暗之中，既开心也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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