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努力如是之者

2013年01月22日11:30  北京日报
  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2013年1月20日去世,享年86岁。生前享有“话剧之神”美誉的于是之先生,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塑造了《茶馆》中的王利发、《龙须沟》里的程疯子、《骆驼祥子》里的老马、《日出》中的李石清、《丹心谱》中的丁文中等许许多多经典人物形象。他以出神入化的表演技艺、虔诚恭敬的艺术创作态度,被话剧界后辈视为偶像。   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2013年1月20日去世,享年86岁。生前享有“话剧之神”美誉的于是之先生,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塑造了《茶馆》中的王利发、《龙须沟》里的程疯子、《骆驼祥子》里的老马、《日出》中的李石清、《丹心谱》中的丁文中等许许多多经典人物形象。他以出神入化的表演技艺、虔诚恭敬的艺术创作态度,被话剧界后辈视为偶像。
《茶馆》中的王利发被视为经典 《茶馆》中的王利发被视为经典
《骆驼祥子》中的老马,于是之最喜欢的角色 《骆驼祥子》中的老马,于是之最喜欢的角色

  ——哭是之 梁秉堃

  是之走了,永远走了,我从电话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好像是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突然,很突然。

  是之长我9岁,我们在北京人艺相处了50多年,他和我是半师半友的关系。每每有人问起对是之印象如何时,我常常是以下边的几件事来作答的。

  老舍的赞词被锁进抽屉

  1958年的春节,北京人艺上演了老舍先生的新作《茶馆》,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从《茶馆》交稿的时候起,是之就深深爱上了这部戏,并且积极申请扮演主人公王利发。他说:“我特别喜欢《茶馆》。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它美。”“我觉得在还能演戏的时候,演上《茶馆》这样的剧本,以后再去干什么别的事,我都知足了。”继而更十分坦率地表明:“我狭隘地不喜欢高贵的、情节太多的作品;喜欢以性格为主的作品,觉得后者更真实些;不喜欢浪漫主义而喜欢现实主义。因此,在戏剧上,喜欢《龙须沟》、《茶馆》。不是不想更开阔些,但始终未能突破。这大约与身世有关。或者可以说,从《龙须沟》到《茶馆》塑造了我。”是之扮演的王利发继程疯子之后又一次获得了可喜的成功,而且是一炮打响。如果说,《茶馆》是一曲人生的交响乐的话,是之扮演的王掌柜就是交响乐的灵魂。

  在《茶馆》首演的当天夜里,老舍看完戏以后兴奋不已,回到家中夜不能寐,坐到写字台前大笔一挥,为是之留下了这样的墨宝——

  “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

  然而,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是之收到这条幅以后,竟然一声不吭地锁进抽屉里,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更没有裱起来挂在墙上,连平时接触比较多的朋友也一无所知。而且,这一锁就是30年,如同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我只是个普通的演员”

  是之有一个口头禅:“我只是个普通的演员。”这话不只是嘴上说的,更是心里想的。

  是之有这样一张名片,上面只有“演员于是之”几个字,下边右角上,是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至于职务、职称,以及各种表现身份的、虚的实的头衔一律全免。他说:“这就足够了!”

  是之出了一本文章集,一再拜托两位编辑千万把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在名字之前切莫加饰什么荣衔,包括“著名演员”、“表演艺术家”之类。

  有一次,是之和几位评论家去游长城,路上随便聊起天来。

  一位同行者说:“于大师,您为密云水库所题‘碧绿’两字挺飘逸,能赐我一张墨宝么?”

  是之答应了请求以后说:“有几位记者喊我‘大师’,拿小人物开心,我听了两夜睡不安稳。请告诉我何谓大师?”

  另一位同行者说:“大师是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

  是之赶忙说:“请你再写篇文章告诉大家,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普通演员,局限性很大。《雷雨》中的周萍、《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都失败了。我写字缺少金石气,小时候练过赵之谦的隶书,那只是流而非源。麻烦你给我找一本方笔的汉碑,好从头学起,治治我的气息。”

  是之的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三幅纪念性很强的画,是画他在三出戏里扮演的三个人物,而且都是出自大画家叶浅予先生的笔下。它们从1948年到1978年,前后跨越了整整30年。

  1948年,是之在黄宗江先生写的《大团圆》里,扮演了一个拉小提琴的人。此人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拉小提琴,特别喜欢拉舒曼谱写的《梦幻曲》。可惜,因为要养家糊口只能卖掉小提琴,换来柴米油盐勉强度日。这个戏演出时,叶浅予正好在台下为这个人物画速写,便把画稿送给了年轻的演员于是之。

  1958年,是之在《茶馆》里扮演王利发。还是叶浅予在台下为众多人物画速写,自然其中也有王利发,并由老舍题词——每个人物都是四句十六个字,给王利发题的是:“为作顺民,心机用尽,顺民不行,悬梁自尽。”两位先生画完、写完以后,便交给演员自己保存起来,以作纪念。

  1968年,正值“大革文化命”时期,是之和所有演员一样被赶下舞台,自然无戏可演。叶浅予也被夺走了画笔,无画可画,剩下的只是“牛棚”里的体力劳动,和各种社会上的“挂牌”批斗。

  1978年,是之在苏叔阳写的《丹心谱》里扮演名医丁文中。那时,叶浅予也是十年风雨后,第一次来到后台画速写,并再一次把画稿送给了是之。这是大难不死后欢声笑语中的愉快合作。

  是之对于这三幅画曾经辛酸地戏说:“应当于装裱悬挂这三幅画的时候,在第二幅、第三幅之间裱、挂上无字也无画的一张白茫茫的生宣纸才好。”

  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有一次我到是之家里谈一个我写的剧本。谈完以后,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便在那里吃了便饭。

  不知道话题怎么就转到了如何为舞台艺术事业做贡献上来了。

  是之一杯啤酒下肚,脸就红起来,话也渐渐多起来。

  是之提高了声音,十分真诚地说:“我觉着我不会再创造出什么新的成绩来了!”

  我一愣,赶忙抬头吃惊地看着这位只有50多岁的表演艺术家。

  是之仿佛没有注意到,继续说下去:“我没受过什么专业的严格的基本训练,声音和形体可利用的程度有限。”

  从态度上可以判断出,是之讲出来的这番话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生活积累也不多,城市贫民、市民还算知道点儿,专家学者、干部和农民,我都只能是一知半解。”是之喝了一口酒,停了一下,“对中国传统戏剧虽说读过点儿书,也说不上真懂;西方戏剧,我外语不行,看不了原文本,翻译过来的书也看得不多……”

  我听着,没有吭声。  

  是之又说:“我越来越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很难很难,要求很高很高,也许只能寄希望于来者了。”

  我点头,并给是之的杯子里添上了啤酒,完全被他的话说服了,也完全被他的话感动了。

  是之说:“我总觉得有一个无形的神或鬼压迫着我,催促着我——为什么一些普通的常识你竟白痴一样地不懂?许多名著你为什么当读不读?我觉得我读不下来,我不想开脱自己,即或老天能多假我以时日,有的我能读到,而有的,我清醒地知道,我大约是今生读不到了。”

  记得,在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是之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清醒,面对现实生活又是那样的勇敢,确乎是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作为一个身负盛名、作品丰硕的演员,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啊。

  1992年7月16日

  在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大喜的日子里,老版《茶馆》于首都剧场告别演出。应该说,这既是《茶馆》的绝唱,也是是之扮演王利发的绝唱。

  那天,不但观众席里坐满了人,就连剧场两边靠墙的通道上也都站满了人。据说,在剧场门口“钓鱼”买戏票的人花上150元(相当于当时票价的7倍还要多些)也很难买到一张票。同时,还有几十个、上百个非常遗憾地没有买到戏票的观众不肯走,硬是在剧场门口等上两个多小时,一直到全戏结束以后,向剧场工作人员请求,争着涌入观众席里,最后再看上一眼演员们。

  演出进行当中,观众席里鸦雀无声,人们似乎是在屏住呼吸看演出。戏进行得很稳当,很顺畅。一切都好像那么正常,一切又都好像那么不正常。观众在跟着戏走,又好像没有完全跟着戏走。一份恋恋不舍的浓郁之情,紧紧地系在演员们的心头,也紧紧地系在观众的心头。

  戏结束了,到了谢幕的时间。是之和扮演常四爷的郑榕、扮演秦二爷的蓝天野,缓缓地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致谢。观众席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而且有很多观众涌到台口前面,在停顿片刻以后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突然,在观众席的后方有一位年轻观众,大声喊着:“于是之老师,再见了!”站在舞台中间的是之听到以后,向前迈了一步,躬下身来,早已蓄满眼眶的泪水一下子掉了出来,打湿了衣襟。

  观众席里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并且伴有欢呼声。随后,观众纷纷上台争先恐后地向演员献花,请演员签名,并且与演员们合影留念。

  这动人的告别情绪,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的观众座谈会上。

  在开会以前,一位看过前一天演出的女观众,又拿着一件印有《茶馆》演出字样的白色T恤衫,请是之签上自己的名字。

  是之点头说了一句“好”,便签上了名。

  女观众又问:“可以再写几个字吗?”

  是之没有吭声。

  旁边有人说:“就写一句台词吧。”

  女观众应着:“也好。”

  是之始终没有说话,突然提起笔来写下了这样7个字——“感谢观众的宽容”。

  在场的人都有些惊讶,完全没有料到是之此时此刻最想说的、最急于说的,竟然是这样一句含有自责内容的话。

  又过了一年以后,在是之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才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

  “这个日子,对别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它告诫我从那以后再也不要演戏了。

  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台词的毛病,这逐渐使我上台就有了负担。1992年纪念剧院建立40周年的时候,再演《茶馆》。久不登台,我这负担就更觉沉重了。果然,演了400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到了7月16日那一场,第二天就不演了,不知怎的我就特别紧张。我害怕第一幕伺候秦二爷那段台词,它必须流利干脆,前两场就已经出了些小毛病了,那一天就自觉要坏。开幕前,后台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纷要签字留念,我就特别紧张。我跟天野同志说:‘我今晚要出毛病,跟你的那段戏,你注意点儿,看我不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天野叫我放心,他说他‘随时可以接过去’。幸亏他有了准备,那时我真就忘了词,他也就帮我弥补,勉强使我能够继续演下去。这以后,不只一处,每幕戏都出漏洞,在台上痛苦极了。

  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我得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观众去谢幕。我愧不敢当,观众偏鼓掌鼓得格外的热烈,而且有观众送花束和花篮,还有不少观众走到台上来叫我们签字,我只得难过地签。有一位观众叫我在签字时写点什么话,我不假思索地写了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我由衷地感谢那位观众,她赐给我一个机会,叫我表达了我的惭愧。当听到一位观众在台下喊着我的名字说‘再见啦’时,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从来没想到观众对演员有这样的宽容。

  卸装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家。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想到还有观众等着我。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下车和他们告别,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任汽车走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可惜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这次失礼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之说过一句自我调侃又充满悲愤的话——“也许我在舞台上说得太多,老天爷惩罚我不让我说话了!”

  指导我写《新居》

  那是1989年的金秋季节,我作为编剧,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反复修改12遍,写出了剧本《新居》,并被剧院纳入计划正式投入排练。在剧本写作中,时任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可以说,这是他对我耳提面命帮助之下结成的果实。我从社会生活中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天翻地覆的改革开放当中,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从思想、理念、生活、事业到家庭、婚姻、友谊,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如同人们从大杂院的平房里,突然搬进了新建的楼房,一下子适应不了。这个历史性的改变过程中有兴奋,有欢乐,更有困惑,有痛苦,乃至有牺牲,这些无法回避地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触及得很深。于是,我就想表现刚刚住到“新居”中的几家人,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大小知识分子,写写他们那古老而又崭新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平静而又激烈的日常生活。我与是之谈了初衷以后,他表示赞成和支持,认为写好了会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剧本。他认为在现代剧目不多的情况下,剧院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为国内外的广大观众创作和演出一部以表现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新剧目。

  剧本的主人公是一位老翻译家澹台文新,此人几十年历经坎坷,备受折磨,却立志为中国在世界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为此,我特别采访了大翻译家杨宪益和英若诚。

  在写《新居》当中,我虽然触及到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并不是如曹禺老师所说的那样:剧作者应当“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并且“真正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虑过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因此剧本也就有可能让观众“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 

  是之正是大力在创作思想上给予了指导和矫正,但是我并没有很好地接受,甚至有时还并不那么理解。 

  在剧本完成的时候,发生了使人惊喜的事,已经年逾花甲的是之,竟然主动要求担任主要角色澹台文新的扮演。这是对剧组最大的、最有力的支持。是之在排练当中,对于人物的一个上场、一个下场、一句台词、一个情节,甚至一个细节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做到他所崇尚的“本色当行,不工而工”。他对剧本上澹台文新的塑造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他一再要求我改掉那些仍然简单、直白、显露偏激和矫情的地方。从排练、连排、彩排到演出,这种情况从来没有间断过。如高潮戏中,女儿澹台静如说:“爸!您已经71岁了,可并没有领略过真正的人生,您硬是被不公平的命运,折磨成一个残废,一个无所事事的残废!”他特意找到我说:“我觉得这段台词有点儿太过分了。澹台文新并不是一直没有领略过人生,他肯定也有过美好的时刻,不然他又怎么活过来的呢?这样的台词首先不是事实,因而也就不能说服人,更不能感动人。”我连连点头,忙把“可并没有领略过真正的人生”删掉了。是之的出色表演大大丰富、充实、升华了人物,受到观众的好评。评论文章写道:“老人演老人,学者演学者。他的戏并不多,人物还行动不便,可是戏全透出来了,人物好像总在动。这是由于形体的精确活动,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精确流露,从而让观众产生连续动感,感觉又真又活。良辰美景本今天,赏心乐事在剧院。人们怀着对于是之的赞赏与感谢,离开了剧场,路上,心仍久久沉浸于其中。”

  然而,由于一些原因,《新居》还是被停演了。记得见到“紧急文件”的时候,我正在是之家里修改剧本。于是,只好把一切都停下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一直没有说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整整吃了一顿“哑巴饭”。吃过饭,我便告辞了,而是之照例要送我到电梯前。在等电梯的片刻里,他突然在背后轻声又动情地说:“得,是我给你找事儿啦!”按照北京话的意思,就是——“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啊,作为剧作者在此刻听到剧院领导说出这样的话来,心里真不是个滋味,鼻子一阵发酸,我不敢回头,生怕眼泪忍不住地滚落下来。 

  是之的话让我刻骨铭心,至今没有忘记,今生今世也都不会忘记。我知道,是之是一个深爱鲁迅先生的人,他读鲁迅的书,学着鲁迅那样做人。鲁迅为人处世常常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是“无尽的地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恰恰不是首先想到“自己”。这种言和行的主张在当今拜金主义肆虐、可以公开鼓吹“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疯狂社会,注定是凤毛麟角的。但是,我是很看重的,并且视为人的正直清白之行为准则。是之就是这样一个并不“时尚”却难能可贵的人。

  大约又过了半年,有关方面明确表示对《新居》的处理不是禁演,更不是什么定为“毒草”,而是经过修改以后还可以上演。这时,是之认真地想过以后表态说:“我看算了,以后再演更好的吧。”……

  他在“绝唱”中

  是之最后参加演出的戏是1996年我写的《冰糖葫芦》。

  那天排练场上,演员、舞美人员都到场了,来看是之排戏。导演陈颙告诉是之不急慢慢来,戏不多,很快会完成的。朱琳也对是之说:“我已经把两个人的台词都背下来了,万一你忘了我可以提醒。”是之笑着点头,表示感激。是之已经好几年没有排戏,脸上闪现出喜悦。

  在休息以后,是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几句台词总是说不出来,特别是“钥匙”两个字。一下子排练场上变得安静极了,大家都没有吭声,等待着情况有所好转。是之不时皱着眉毛,连连摇头,显得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尴尬。导演再次让大家休息一会儿。这时,是之突然有些激动,手在发抖,用很不连贯的语言,又像对自己,又像对导演说:“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办?……”导演赶忙解释:“你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千万不要着急,今天排得挺好,基本上差不多了,从头儿顺一顺就可以过了嘛。”是之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很难看。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开始用餐,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大家都知道,是之是很敬业的、要求自己很严格的人,也是对别人很尊重的人,今天耽误了排练时间,他心里巨大的内疚是无法排解的。 

  郑榕和我把包子和稀饭端了过去,是之不肯吃饭,也不吭声。他的脸色发白,眼睛望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而现在,我眼睁睁地面对着是之那张熟悉的遗像,我感觉很美,美得让人心痛。然而,我欲哭无泪,欲泣无声,不知道为什么,在自己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竟然是一种伤感、沮丧、痛苦、惆怅和无奈的情愫……

  人是有命运的吗?也许,有时在命运面前,我们只能是束手无策。

  但我坚信:是之没有走,他将永远活在千千万万观众的心中。

(责编: 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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