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帆

　　徐帆——现任星空传媒节目研发总监，参与负责《中国好功夫》节目、星空传媒App项目等。原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讲师，曾出版《锵锵和鸣：凤凰卫视的角色制造与节目生产》、《中国电视的想象力》等专业书籍。

　　模式，逐渐取代模仿，在中国电视界成为常态。不管坊间怎么不屑，对于一个行业来说，这都是进步。实力强大的美国电视业，其荧屏上热播的也多是引自英国、荷兰乃至澳大利亚的模式节目，比如《美国达人》《美国之声》《谢天谢地，你来啦》等。

　　不过，进步了，不意味到位了，中国电视人依然在路上。

　　现在，怎么走

　　外埠的节目模式，对于中国电视界来说，已不再是天边的月亮遥不可及。各地各级电视台，去欧洲去美国去日本去韩国考察过N次，各种国际电视节(如戛纳)再加上IPCN、世熙等公司机构，想引进一档品质尚可的模式节目，并非难事。

　　可关键在于，引进之后如何作为。若是仅标榜正版之名，在今日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对于生产主体而言，通过“节目宝典”的学习、洋人监制的讲解、节目彩排中的演练，以及在节目录制中的吸收和微调等环节，得其精华——幕后生产机制的再造升级，价值更大更深远。面对收视率的大考，仅参考模式，不贴地思考、反复琢磨，只能算是背考试大纲；只有在生产机制层面有所突破，方能举一反三。

　　生产机制不是自生自灭的，它的实践主体是节目团队。通过引进外埠模式、学习优质经验，节目团队的能力在累积，且这种累积效应持久。比如，星空传媒旗下灿星制作能够做出《中国好声音》，得益于同一团队在之前三季《中国达人秀》节目中的历练和反思。如果说达人模式是只“大鱼”，那么，《中国达人秀》给予灿星制作的是“渔”之术和道。这样一来，内容产品不仅是有品牌的，生产团队自身的品牌也由此建构，于是，更多的项目机会落到灿星制作头上，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2013年，灿星出品的央视一套《舞出我人生》《中国好功夫》，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娱乐梦工厂》，东方卫视《舞林争霸》等节目，是为明证。

　　反过来，因为模式成为常态，许多引入模式的机构普遍遇到一个问题——找谁来做？现在是节目模式多，优质团队少。这种状况也证明“节目模式引进——生产机制再造——节目团队建构”链条的重要性。

　　因为“有模式没团队”的尴尬现状，可以想见，即便引进优质外埠节目模式，但能够“出头”的模式节目也不会太多。另一方面，聪明的中国电视人也逐渐觉悟：在几乎涵盖各类别、各形态的外埠模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社情、观众情的。比如与我国宣传管理政策不匹配的高额奖金类节目等。

　　最后，再深入全球节目模式流动的本质，即对于文化传媒生产的品牌化处理。想明白这点，文化传媒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可加入品牌化处理的考量。诚然，模式在中国乃至全球都不是一个大生意，真正有识的文化传媒业者不该也不会只盯在这一点上。以《中国好声音》为例，它就不仅仅是一档优质的引进模式节目，因为“好声音”在中国的品牌效应，也在商业演出、企业代言、视频业务合作、移动业务合作、游戏业务开发、影视剧拍摄等多个文化传媒领域同时拓展。哪怕仅仅在节目领域，从“选人”的“好声音”也延伸到“选歌”的“好歌曲”。

　　接下来，往哪走

　　从模仿到模式，是一种进步。在这一前提下，为了今后不走岔路，我们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不要急于输出。笔者曾上过一档讨论中国电视现状及走向的节目。有一“老专家”嘲讽所有引进的模式节目， 并抛出民族主义论断：要做自己的原创节目，要尽快走向世界！

　　做自己的原创节目？这一点，我非常认同。但尽快走向世界？我的看法是：为什么要走向世界？还尽快？若从产业化角度思考，如果外埠市场明确能够带来收视和收入方面的利好，当然要走出去。但事实呢？我们看到，全球影视市场的热土就在中国。当好莱坞大片频频加入“中国元素”，力图在中国挣得大票房；当知名节目模式公司在欧美发展疲软，异常重视中国市场开发，甚至有些版权纠纷都考虑到“中国特色”而不了了时，家门口的地界，就应该成为中国电视业者首先考虑的范围，何必舍近求远，让洋人轻松地赚、得意地笑呢？

　　立足中国，从模式到原创。我非常认同和呼吁原创节目的繁盛，但“一口吃不成胖子”的道理众所周知。正是有了《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舞林争霸》等节目的多年积累，星空传媒现在才敢说“我们要开始原创”，才敢做诸如自创模式的《中国好功夫》《中国好歌曲》。但我们也深知，即便是做原创节目，首要的也是在中国电视市场上获得充分的收视和美誉度认可，然后才考虑向全球输出自己的优质节目模式。

　　综上， 可以归纳为“ 三步走”：第一步，继续做好做精引进模式节目，全国形成若干个优质生产团队，按市场规律，虽激烈却良性竞争；第二步，开始原创节目的精品化拓展，进一步扩大本土电视市场份额；第三步，优质的“中国创造”节目模式进入全球电视交易市场，类似流行音乐领域的k-pop风潮。

　　最后，还是要提到政策。广电节目生产的路往哪走，在中国，还是离不开政策面的考量。制播分离，要进一步充分落实，需要广电政策以及电视台体制变革的支撑，“禁令”或“霸王合约”频频，会伤害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主体(特别是体制外)的信心和动力。比对英国业态，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优秀的节目创意公司和优质节目模式，这与其传播政策的支撑和鼓励息息相关。此外，若能再往深处突破，是否优质的节目公司能基于清晰的市场化和风险博弈规则，独立运作已有的电视平台，特别是那些尴尬生存的三线卫视？ 这也需要政策的“护航”。至少在目前，还是壁垒重重。但也正如星空传媒内部常常说的，“即便你躺在阴沟里，也要仰望星空”。只要能为转型社会的民众提供优质的电视节目产品，只要能为中国广电产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我们就应该与广电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的价值理念不冲突。若一切顺利，届时回头看模式，会发现其只是这条大道上诸多路标中的一个而已，何妨吟啸且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