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电影院里逃出来了。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从来只有逃进电影院，从恐惧、沮丧、乏味，从过于正常的现实里，一次一次，迫不及待地逃入电影院———跳进白日梦的黑暗。

　　这次去看的是《黑暗中的舞者》，今年戛纳获奖片，导演是丹麦的拉斯-冯-特里尔。

　　特里尔上一个片子《破浪》就是突破性作品，而突破是要付出代价的。作为观众，我为《破浪》付出的代价是呕吐。《破浪》用手提拍摄的手法，镜头很摇晃。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从中间的座位挪到最后一排，并且过上一会儿，就得到走廊上站一站。最后，我在走廊里吐起来。吐过之后，抹着眼泪，又摸回到黑暗里，舍不得拉了银幕上的一举一动。

　　那故事说的是一个天主教徒的初婚女人，为了让因事故高位截瘫的丈夫有恢复的可能，和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回来就趴在枕边悄悄说给丈夫听，刺激他对生命的欲望。最终，丈夫获救了，这女人却被人残杀了。特里尔刻意让主角处在极端的边缘，以表达极致的美好。

　　《黑暗中的舞者》中，一个日渐失明的女人在白日梦里歌舞，直到被处以死刑的时刻。有评论说，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反应一定是非爱即恨。我当然是爱这种电影的，准确地说，我自认是特里尔那个准宗教组织的一员呢。特里尔属于一个反好莱坞的欧洲电影小团体Dogme95，他们反对中产阶级化电影效果，比如过分雕琢之类。大量使用手提拍摄是他们的重要技术手段。　　这一次，还是摇晃的镜头。镜头顺着想要捕捉的细节，毫无章法地拉上来，拉下去，快速地推进，推到不能推的程度，有时又在谈话者之间来回地快速扫动。

　　刚看了一会儿我就要吐了。没有一个固定镜头。就这么一直晃着，直晃到你求着，求到恨起来，恨着求着不要再晃了！可还是晃！看了20分钟，我撤退了。一边在暗中眩晕着往外摸，一边觉得有点怪：除了我，怎么没有谁离开？难道黑暗中稳坐的家伙全是干这行的？还是这些美国鬼子全都开过战斗机，练过宇航的登天旋转器，天天玩疯狂过山车！

　　在电影院前面的水泥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又在停车场站了一会儿，我才勉强能开车回家。

　　“只看了20分钟？你恰好是在就要有好戏的地方走掉了。”一个玩电影的朋友在电话上叫：“你必须再去看！”

　　“我会看的。会看的。我已经想好了，等片子到了录像带店，租来，我躺着看，好在晕得不行的时候停下来歇一会。”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半年后才能到录像带店！你必须去看！趁着下片之前，你必须看！！”

　　“货运火车上的歌舞是一百部数码摄像机拍的！到了电影的最后，当那女人上绞架的时候，绳子套在脖子上，她开始唱歌啊……”

　　我别无选择了。我得马上再去受一次刑。

　　“可是，难道你就不晕吗？”

　　“也晕的，不过，”他给我小技巧，“受不了的时候，就闭上眼，听台词，偶然睁一下眼，到20分钟的时候，你睁开眼，就开始有歌舞段落了。你必须去！”

　　去了。按照朋友的建议，闭着眼睛，偶然睁开。

　　故事发生在60年代的美国：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新移民、单身母亲塞尔玛打着两份工，在工厂轧机上干活，能喘口气的每分每秒，就在纸版上穿卡子，拼命挣钱，为的是让儿子有机会去医院做手术，以避免她的厄运————家族遗传的失明。塞尔玛和儿子住在一位美国警察租给他们的小房子里。每天，她沿着铁路去工厂，在当地俱乐部参加《音乐之声》的排练，眼睛都快瞎了，还到电影院听百老汇黑白歌舞片。有一天，一向好心照顾她和儿子的警察破产了，偷了塞尔玛攒着准备给儿子做手术的钱。在两人争夺钱的时候，塞尔玛杀了警察。她被送上美国法庭，被陪审团判处绞刑。

　　据说这位导演自己有眩晕症，不能坐飞机(这可能是包装性说法，他倒能拍让人晕的画面！)。电影里所有的美国场景：工厂、法庭和监狱都是在欧洲做的，雇用了说美式英语的演员，还请到了摇滚歌星比约克和老牌明星凯瑟琳·德纳芙担任主演。

　　火车的片段十分灿烂，还有在法庭上起舞，在监狱里起舞。朋友说得对，歌舞段落拍摄得非常平稳。到最后的段落，当塞尔玛上绞架的时候，现实的摇晃平稳了，在绞索套到脖子上的时候，她唱起歌来了，而执行的时刻也突然来临，她的歌声猝然终止。(张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