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为产业的“北京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近期入选《新周刊》“中国企业新锐榜”。这是因为他们的切入点好，选择了中国最可能市场化、最可能公司化的部分————电视业的制播分离。由于它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实力和“制播分离”的特征而备受国内外风险投资商的瞩目。

　　王长田对中国体制内电视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热爱电视，丢掉了很不错的一张报纸，还丢掉了在那张报纸里的一官半职，去做了北京电视台的第三种人。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名牌栏目负责人的位置，又离开了电视台，还要做《电视内参》，满心希望能用电视为社会服务。这一点跟时间那一批电视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应该说是很感人的。时间做《实话实说》的初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用这个节目影响国策，但最后做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叫它“公德论坛”。王长田也从做《电视内参》走到做娱乐报道。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来看这个变化，它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新闻人与文人、艺术家一样。其次，电视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文人还可以吟诗作画，孤芳自赏，电视如果这样，就不是电视了，电视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走到公德论坛、娱乐报道，其实还是电视的正途。这样来理解王长田们从报纸到电视，从电视台到自己的公司，一步一步虽然被动，但未必不对路。　　

　　中国电视走过很长的一段精英化、雅文化的道路，但是，历史终于证明此路艰难。像有些滔滔不绝的政论片，有些玩弄镜头光影的艺术片，还有一些纪录片，在电视里都不太灵了。所以，我们过去那些精英电视人今天非常痛苦，有人说这是江郎才尽，我看这是他们的角色不对、身份不对。

　　王长田这类人，都不是有钱有势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都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们时时生活在生存的压力之下，尽管小日子一般来讲是平和的，但是，谁能担保自己有一天不会遇上不测？他们也时常有愤怒，但他们永远是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这类电视人，其实是一般老百姓中的一员，他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奋斗，所以，他们是电视真正的执行人。

　　像王长田这类人物，他们已经不是过去对文化人的最高赞誉“精英”这个概念所能够概括的。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已经迈过了这道坎，口才、文采只是他们一方面的素养，他们更多的是有政治、经济运作才能的人物。他们很懂中国的现实，他们保持实体的正常运转，并且知道怎样一步步做大。他们的管理方式也是崭新的，他们管理的不是一群俯首听命的蓝领或白领工人，他们的队伍实际上就是一批精英。其实很多人都具有领军之才，但是在旧的管理方式里，凤凰有时变成了乌鸦，人的创造力就是这样被抹杀的。（《南方周末》李幸 赵兰健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