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情节语言，更重要的是他给上亿读者灌输了一套虽然简单却很实用的历史观念，那都是一些做中国人的入门观念，未必能登学术之堂，更未必能入博导之室。他又何必招什么博士生？

　　金庸招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博士生，居然无人报名，有点跌份。

　　读过金庸一些纯谈历史的小文章，比如谈论袁崇焕或成吉思汗的，感觉上比较平易晓畅，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属于用小说家笔法写历史故事，跟房龙、茨威格是一路，但缺少这两位的宏阔视野和人文精神。金庸的历史观比较传统，关注善恶之辨和治乱兴衰，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归入国学一类可能更恰当。因此，如果金庸招国学博士生，大概情况会好一点。而历史，恐怕不仅仅要求知道得多，更要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而金庸在这方面似乎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地方。

　　固然人人皆可以学术，但学者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并不是你在任何领域做出成绩便可以跻身学者之列。尤其是小说家，一入此门，便几乎可以断定与学者无缘了。房龙和茨威格算是最接近学者的小说家了，但他们始终不敢以学者自居，当然也没有过招博士生的举动。小说家以最平易的叙述方式告诉人们历史是怎么回事，但并不等于研究历史。因为小说家必须照顾读者的感受，必须以读者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进行叙事，难免有媚俗的倾向。固然也有学术媚俗，但媚俗从来都不是严肃学术的出发点。学术的价值在于给人启发，而小说家不过是在不断强化读者大众固有的价值观念而已。像金庸的小说，明显都是好人坏人分成两大阵营，以典型的善恶二元论进行媚俗，若行之于学术，则未见其可也。例如他对袁崇焕的研究，所得结论无非是昏君奸臣祸国殃民，否则大明不见得必亡。像这样的命题和结论，已经研究了几千年了，如果在这个层次上招博士生，没人报名一点都不奇怪。

　　小说家羡慕学者也是自然。你看王朔，平常多狂啊，却非要弄本什么《美人赠我蒙汗药》，硬拉来老侠壮门面，让人训得跟三孙子似的，自己还美不滋的，又何苦来呢？别看他在对话中硬撑着，其实骨子里的学者崇拜症已经暴露无余。王朔终于用这种自虐方式跟学界拉上了点关系。别看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他还真是怕那些正经八百有学问的人，那种不自信，那种唯唯诺诺拉大旗做虎皮，倒揭示出小说家的真实心态。

　　金庸比王朔强，强在他不必自己搭脚手架，以德高望重八面威风一路走上来，终于走到开招博士生，却遭遇无人报名，露出小说家的短来。其实金庸又何必招博士生，他的小说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情节语言，更重要的是他给上亿读者灌输了一套虽然简单却很实用的历史观念，尽管跟刘兰芳评书是同一种效果，但对弘扬传统也是功莫大焉，又何必再教什么博士生，那都是一些做中国人的入门观念，未必能登学术之堂，更未必能入博导之室。人做的事情本来就是各有不同。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