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们就发现两位艺术家及他们的最新作品遭到来自媒体、网络、同行大腕的批评。他们两位就是孟京辉与张艺谋，他们的作品分别是《臭虫》和《幸福时光》。

　　孟京辉在新浪网上与网友的交谈多少有点急于沟通与解释的味道。尽管他在访谈时曾说“我的戏从来都是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孟京辉的戏剧也到了要创作者去费力解释的阶段，这多少有些不太妙了。

　　张艺谋也在解释，他和剧组从年底到年初跑了10多个城市去做《幸福时光》的首映式，同时，也在解释一些他拍这部影片的种种想法。张艺谋曾在这部电影开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媒体保持低调，但随着批评、指责的增多，张艺谋又不得不面对媒体了。

　　在近几年，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都陷入相同的困境：自己的创作努力越来越得不到受众的认同。这种不认同使得艺术家陷入某种焦虑与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这种困境似乎具有某种普遍性。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旗帜性人物，他的音乐对年轻人的影响是无人能及的，但他的《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却使他的歌迷出现了分裂。他的艺术喜好与相当大的一部分歌迷产生了冲突。几年来，新歌好还是老歌好一直是崔健与歌迷叫劲的敏感问题。崔健自认为的进步遭到了很严历的批评，甚至嘲笑。另一位摇滚歌手窦唯也是如此。他早期黑豹纳乐队时的作品简直是一种奇迹式的：既流行好听，又极具摇滚时代感。到了《黑梦》、《艳阳天》也都能获得歌迷的认同，但到了《山河水》和《幻听》之后，人们便无法认同窦唯的音乐新情趣了。与崔健一样，窦唯也认为自己最新的作品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电影界的陈凯歌自《霸王别姬》达到事业高潮之后便开始陷入相同的困境。自己满怀热情的作品《荆轲刺秦王》遭到普遍的批评。这一批评使陈凯歌多少有点慌乱：又是修改，又是观念急转弯地与媒体交好，沟通。

　　张艺谋这几年也一直处于被关注，也被批评的境地。被关注是因为他永远在做有娱乐，新闻价值的事情，被批评则是因为他的作品无论在艺术性上和商业性上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

　　孟京辉也是如此。他的十年努力换来了难得的成功，但是，随着知名度的上升，作品的艺术吸引力却开始与观众热情的期待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

　　许多情况是这样的：当艺术家处于无人喝彩之时，他们的艺术价值是最高的。当他们被称赞为大师时，他们的作品其实已经开始走向平庸或是走向极端了。在这之后，这些人便开始为他们的名气而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他们开始烦恼别人为什么不理解自己的艺术努力或者是艺术进步。有时，他们也想站在观众的立场之上想问题，但结果又被人们认为是媚俗，妥协。这真是一场艺术界的“成长的烦恼”，或者说是“无法成长的烦恼”。

　　最具困惑的是，率先批评他们的往往是先前曾全力支持他们的评论家，媒体以及最早期的观念。另外，到底是观众停滞不前，还是自己苍白退步，也很不容易说清楚。

　　就拿孟京辉来说，他表现的仍然很坚定。比如，他说“我绝对不做传统戏剧，传统戏剧就是对目前戏剧美学的一个反动”，并表示他什么时候开始玩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的作品时就意味着自己锐气全无了。但与此同时，来自受众的反应却是“越来越缺乏想像力与激情”以及“又是一堆形式”的全面而彻底的否定。

　　这就如同登山，上山虽然艰辛，但却有登顶的可能。但是，一旦从峰顶坠落，却快得无法挽救。

　　平心而论，艺术家的创作潜力绝对是有限的。他的创作黄金期也是有一定时间段的。其实，一位艺术家能保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拥有属于自己的风格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想永远、持久、不断地创新，或者想始终保持一定品质的话，那他必需拥有绝对强大的艺术储备及才华。现在的中国是根本不具备出现这种人的条件的。

　　聪明的艺术家应该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他们应该远离一下自己惯性的创作环境，暂时中止一下无望且无效的创作，重新审视、观察，重新补充、吸收。另外，应该培养更为平静的心态，就如同齐秦所领悟的那样：“并不是每一个流行都是你的王座”。也许，当你有了新的积累和新的领悟之后，你还有迎来艺术第二春的可能，否则，“江郎才尽”一类的坏印象以及无法沟通的焦虑与烦恼就会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