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臭虫》之前，关于《臭虫》的议论已不胫而走，周围有很多人都表示，不喜欢或不能接受孟京辉的这部作品。不过，这样的舆论似乎并不能影响到有更多的观众继续走进剧场。这几乎成了最近一两年孟京辉戏剧演出的特点，一方面是朋友们对他的作品越来越多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他不断创造的票房神话，他的作品至少在青年观众中还是颇有些号召力的。这是否意味着孟京辉现在正努力地想要走出沙龙，走向更加广阔的戏剧市场呢？不管怎样，《臭虫》又一次强迫我们面对这个两难的问题。我想，我们感到不满足的部分，会不会正是孟京辉不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或者说，这正是他试图消解、解构、颠覆的东西？比如戏剧性，比如格调，比如意境或者韵味。孟京辉在“导演的话”中把这点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白，他借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当代艺术的基本思想是：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控制，打倒你们的宗教。”最后他问：“《臭虫》有这样的力量吗？”

　　这个问题应该是孟京辉的自问。也就是说，孟京辉所要打倒的东西，会不会在孟京辉离开舞台之后又从舞台上爬将起来？如果我们不再和孟京辉纠缠于戏剧性和艺术性，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孟京辉所设定的目标，其实并没有实现。被他打倒的东西甚至没有等到他退场，就从舞台上又站立起来了。他不得不在下半场向某种世俗的力量做出妥协。很显然，戏剧的批判力量在下半场是被削弱了，至少没有被继续加强。关于是否解冻普利绥坡金的辩论，除了有一种讽刺大学生辩论会的意味外，还是显得过于正经了，从而削弱了它的批判力量和颠覆力量。剧中寻找臭虫的细节，虽然场面很大，时间很长，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建设性的段落，而不是一个颠覆性的段落。上半场一再被颠覆的深刻性，在这里，很有可能被重新建立起来。臭虫将为孟京辉承担起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的任务。我们在最后看到，臭虫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符号性，一种被读解、被认知的可能性：我们就是臭虫，臭虫就是我们。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精神发现呀！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孟京辉的作品？事实上，用通常的艺术标准甚至现代艺术的标准都是毫无意义的，他的作品更多地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某些特征。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是个现代主义诗人，但是他的剧作一旦经过孟京辉的改造，肯定要发生某种变化，就像他把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改得面目全非了一样。他“对高级现代主义复杂性和紧张性处心积虑的回避，他对随意引用和复制的偏好”，都说明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肤浅性”或者缺乏深度性抱着一定的热情，尽管他没有将这一点在作品中贯彻到底。我想，这是他的作品经常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而我感到不足的是，这仍然是一部妥协的作品。固然他要考虑这部话剧的市场前景，但妥协还是让我感到了一种不容易弥补的遗憾。(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