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意义是在历史境遇中生成的。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并能在一定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因此，金庸小说的流行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金庸小说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也就是说，阅读金庸小说易于唤起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易于将民族文化的遗传内码转换为直观可感的形式，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金庸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大俗大雅是指金庸小说从“雅文化传统”与“俗文化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融通雅俗而超越雅俗。金庸小说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说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惟其如此，金庸小说才能摆脱种种局限，将各种应有的情感推向极致，才具有了其他小说无法具有的魔力。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在伦理本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作为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作为文化道德的武德，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应符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人性准则。武功与人格是相统一的，如“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龙十八掌”，而东方不败则练戕害人性的“葵花宝典”。武功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金庸小说把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和人的生命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四类：民间侠、儒侠、道侠和“自由”型侠客。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怜悯情怀。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符合孔孟的论述，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巨大的楷模的力量。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恒久景慕。令狐冲是“自由型”侠客的代表，其特征是以蔑视陈规陋俗的道家思想为底蕴，而又熔铸了五四精神的某些特点，他不顾武林中的正邪观念、门派观念和一切陈规陋俗，处处以生命的真情来对待世事人生，因此才能笑傲江湖、笑傲江山乃至笑傲人生。人们对令狐冲的喜爱，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真情与自由的渴望，对世俗纷争的厌弃及对文化理想的向往。

　　“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金庸小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温青青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仗剑行侠之诱人，尚不在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倒多是为了肆逞己志，抒解久遭压抑的情绪。“携手”的妙处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择伴侣、追求幸福。这“携手走天涯”五字，既能满足人的社会实现的要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式：“走”。豪迈、刚烈、苍凉、忧伤、潇洒、自由，一“走”，就全出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携手走天涯”确是一种诗意人生。这种融“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又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

　　传奇与传统——以传奇的形式展示民族的文化原型和文化精神。郭靖想实现的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陈近南则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书生侠客陈家洛的失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袁承志自幼立志复仇，但国仇、家仇、天下仇，仇仇报不得，却在层层的“复仇”过程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再加上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令狐冲和任盈盈“曲终人不见”，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曲。文人与侠客都是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世界，只是文人用笔，侠客用剑而已。

　　与此相关，中华民族追求理想境界的情结在金庸小说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冰火岛上，谢逊恢复了人性，正派的张翠山与邪派的殷素素结为连理，一旦回到中原，一切都被“异化”得面目全非。在活死人墓中，杨过与小龙女是那样的清纯自然，而来到“花花世界”中，却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痛的折磨。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传统文化中要建立一个清纯世界的文化理想与文化冲动。

　　金庸小说结局可以分为两类，或失败，或归隐，总之难有“大团圆”的结局。成吉思汗怀着英雄的迷茫逝去，郭靖战死襄阳，张无忌将江湖拱手相让，袁承志“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都是有志不骋的失败结局。至于以令狐冲与任盈盈的“曲谐”为代表的归隐型结局，是对江湖、江山乃至人生的超越与提升，也不是所谓的现实的成功。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想只能向现实一点一滴地积淀，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但永远不能完全取代现实，因此，金庸小说的结局不是谁的随意安排，而是历史文化的必然选择。此外，像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天龙八部》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悲悯情怀，《鹿鼎记》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也都表现了民族精神的一些重要方面。

　　金庸小说因与传统文化的深度关联而成为一个开放的文本。在当代语境中，其传统文化的底蕴会在现实中生成相当复杂的东西，并对现实产生复杂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深度入手，梳理并显扬其合理的因素，剔除其消极的负面因素，使之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冷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