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死亡一样，尽管它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希望它尽量晚一些来临。”作为“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在谈到“退休”的时候曾经这么说过。

　　即将在6月23日于北京午门前放歌的“三大男高音”已经是个“老人军团”，帕瓦罗蒂66岁，多明戈60岁，年纪最轻的卡雷拉斯也即将告别中年，而他们身后的著名经纪人泰伯.鲁道斯已经80岁了。

　　紫禁城的表演将是这三人“梦幻组合”的第四次重量级的亮相，这是主办单位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只有北京的此次演出才堪与1990年罗马、1994年亚特兰大、1998年巴黎这三次大型的“三高”相比，而这些年“三高”星罗棋布在世界其他城市的演出不值一提--其中也包括6月22日，即北京演出前一天晚上“三高”在韩国奥林匹克体育场那一场。

　　当然，很多人怀疑这一次背景辉煌的表演从质量上是否能够和十年前、七年前相比，年龄不饶人，歌剧评论家刘诗嵘说，1998年巴黎那场音乐会，三位男高音的力不从心、声嘶力竭已经让他觉得难过了，何况今天？

　　帕瓦罗蒂明显地消瘦了，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他对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很感兴趣，可惜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给他准备的自行车几下就给压瘪了，今天他再来肯定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这次他也很难再有那种轻松的机会，像在世界各地一样，他一下飞机就会被塞到豪华礼宾车里。一个比较尖刻的说法是，帕瓦罗蒂即使拄着拐杖，也很难爬上那些著名的高音“C”了。

　　多明戈在四年前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经谈到自己的“退休”大致定在2001年，“当然，你应该被观众所渴望，而不是他们见到你说：天哪，这个人还在唱吗？他什么时候走？”多明戈还说，不管是哪一天，如果他听到那个给了他一副好嗓子的人--不管是上帝还是大自然--对他说“停止吧”，他就会立刻停止歌唱而没有任何遗憾，他对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已经非常满意。

　　看来这个至高无上的声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因为多明戈依然生龙活虎，至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来了中国三趟，年初在上海的演出他不幸失了声，上个月他来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成功演出，按声乐教育家吴其辉的说法是“报了上海的一箭之仇”。也许，这样他和其他两位兄弟一起来到北京时会备感轻松。

　　“小兄弟”卡雷拉斯充满感情和诗意的歌唱无与伦比，但他上次来北京的演唱并不很如人意，专业界的评价是“一直在破裂的边缘”。

　　有一个说法是，因为年龄和健康等原因，紫禁城的演出可能是“三高”的绝唱，这个说法被看成是主办公司推动票务销售的策略，但这个说法显然也传达了另一个信息，就是今天的“三高”的确已今非昔比，早已过了高峰期。曲目有点小儿科

　　从此次演出已经公布的曲目来看，“三高”显然有意识地回避了难度，刘诗嵘对于曲目的评价是“省劲又讨好”，正经八百的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太少了，而民歌和流行歌曲的改编成分太多，“对于这样的大歌唱家来说，唱这些简直是在闹着玩！”

　　中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陈纪新则是用另外一种思路来考虑这些问题，她反唇相讥：“正因为很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我们更要抓住机会。我们只抓住自己能控制的时机。”

　　陈纪新是这个项目的一手操作者，为了这个项目，她运作了三年，付出了无数的辛苦，中间的曲折据她说可以写成一本书，当她不久前第一次登上端门看午门前巨大的工程时，她感觉到了那个巨大的“气场”，她说“血一下冲上头，觉得什么辛苦都值了”。

　　出场费：380万美元！

　　说到这一重要活动的真正成功者，可能还应该是三位男高音和他们的经纪人鲁道斯。此次中国演出足以让他们赚个盆满钵圆，据《三联生活周刊》披露的数字，此次演唱会他们拿到了380万美金的出场费，比1994年亚特兰大那场整整高出了80万美金，北京业界传说这是有史以来给“三高”的最高的演出费。但因为属于“商业秘密”，这个数字一直没有从中艺公司那里得到证实。

　　正因为有了如此之高的出场费，所以北京演唱会出现了高达2000美元的天价票，这个票价连多明戈自己的经纪人也惊呼太高了，并且说自己决不会买。

　　但陈纪新告诉本报记者说，中艺拿到的是一个“最优惠”的价格，“三高”在国际演出市场上的报价高达1050万美元，之所以最后做了让步，是因为三位男高音的“中国情结”，他们非常重视紫禁城的这场演出。

　　可是，让很多人困惑不解的是，几个月之前，北京就有旅行社组织到韩国看“三高”演出，门票加上机票、三到四天的游玩、四星级酒店的住宿，一共才4000多元人民币，而且演出票座位还相当不错。关于这家旅行社此项目的最后运作情况如何，记者没有了解到，但是从演出票的低廉程度看来，韩国支付“三高”的演出费，应该比咱们的“最优惠”还要优惠得多。

　　走穴般的日程安排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对于韩国22日的这一场如此邻近的演出，中艺公司在与“三高”经纪人鲁道斯签合同的时候竟然毫不知情--付出了数目惊人的演出费，居然不知道这么重大的信息，所以，业界有人认为中艺被80岁的鲁道斯猛“涮”了一道。

　　得知消息之后，中艺公司也大吃一惊，并且和鲁道斯进行了交涉，但由于韩国演出时间也有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所以最终这一安排没有改变。

　　尽管陈纪新认为，韩国体育场的演出根本无法和北京紫禁城的演出相提并论，但韩国这场演出对于北京的演出造成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票房上的损失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场演出，三位男高音的日程将变得十分紧张：21日在北京开完记者招待会后他们就将奔赴韩国，23日中午才能回到北京，休息时间不长就要开始演出。紧张得有如“走穴”的安排是否会影响当晚的演出质量便成了最关键的问题。一位著名的中国歌唱演员认为，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健康(还是这个原因)，演出肯定多少会受影响--稍微参考一下多明戈上月来北京前做的各种细致而小心的准备工作，韩国这一趟奔波的危险性简直无法想象。

　　但是经纪人鲁道斯对中艺公司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三高”韩国演出是北京演出的“预演”，这样反而会有助于北京演出的成功。这种“诡辩”也许不能说是“荒谬”，因为声乐教育家吴其辉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那是“热身”。而无论这个理由是否充分，中艺公司只能无奈接受这一定局。当然，在中艺的交涉下，很多地方也相应做了调整，比如说三位男高音要提前四天来到中国，与交响乐团一起排练，等等。但非常可惜，对于这次演出非常重要的22日的走台，“三高”要让北京戴玉强等三位中国演员做替身。

　　刘诗嵘说，只有两种艺术家的日程会安排得如此紧张，一种是刚刚出名的艺术家，要借频繁的演出来迅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另外一种就是艺术生命快到尽头的艺术家，要抓紧时间挣钱。

　　经常出现的“奇迹”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三高’，那你肯定住得很远--远离文明世界。”美国一篇乐评曾经如是说过。当然，这个衡量文明世界的标准在1990年前还不存在。让三位男高音第一次走到一起的，是为了庆祝卡雷拉斯战胜白血病，他们取得了暴风疾雨般的成功。谁也没有想到，在罗马卡拉卡拉圆形剧场举行的这场音乐会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利润--6000多名现场观众、15亿电视观众以及超过1100万张激光唱片的销售额。

　　但是在那之后，经纪人鲁道斯用了整整3年时间才说服三个人重现辉煌，因为三个人都认为重复会降低演出的价值。当然，最终成功的是鲁道斯，从1994年亚特兰大的道奇体育场开始，“三高”在世界各地一次次重复着。那次演出的指挥家祖宾.梅塔所说的“一生只有一次的奇迹”变成了“经常出现的奇迹”。鲁道斯显然对于自己的说服工作极其满意，在美国互联网上，有关他当时怎么成功运作1994年“三高”演唱会的纪录片DVD《三大男高音的制造》正在热卖。

　　古典音乐做出这样的影响、这样的利润，自然非同寻常，但作为巨额收入的代价，“三高”演唱会一直承受着“将歌剧庸俗化、商业化”的批评。虽然也有一些评论认为，“三大男高音”对于普及古典音乐功不可没。但更多的声音认为，三位男高音应该适可而止，而不该如此贪婪。帕瓦罗蒂曾经说过：“在第一次三大男高音的谈判桌上，我们带来的是开放的心灵和良好的愿望；商谈第二次音乐会时，我们带来的是律师和会计。”显然，“三高”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在“三高”即将来到北京的时候，自然也不乏批评之声，甚至有音乐界人士提出“三高音乐会与音乐无关”的说法。但刘诗嵘认为，应该把“三高”作为一个“社会活动”而非“音乐欣赏活动”来看待，从满足领略明星风采的需要，“三高”还是很有意义的，但要欣赏音乐，相信效果不如在家里听CD。本报记者杨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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