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晨报：他们拍的不是电影，是追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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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王子》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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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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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海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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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保瑞 |
□晨报特派记者 徐 宁 威尼斯报道 专题制图 刘 真
《巴阿利亚》之前，威尼斯电影节已经有20年没有用本国电影作为开幕片了。今年，意大利人总算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名字虽不如他的作品如雷贯耳，不过他如愿在《天堂电影院》之后，于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充满仪式感地释放了自己的乡愁。
而在开幕后的几天里，两部华语电影悉数登场。《泪王子》是导演杨凡对童年眷村记忆的拼凑；《意外》的导演郑保瑞则用澳门人的眼光看香港，试图把香港的旧物保留在影像中。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记者有幸与这些导演有短暂的交流。三个来自不同地域的导演，分别拍摄了历史、爱情和犯罪类型的电影，却不约而同地把对儿时的印象融入电影。他们都希望那些美好“流逝”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朱塞佩·托纳多雷：
怀念西西里人那张友善的脸
拍摄《巴阿利亚》，一直是朱塞佩·托纳多雷心中的梦，这个梦在他1990年凭借《天堂电影院》一片获得奥斯卡奖后生根发芽，直到他53岁时才得以实现。朱塞佩·托纳多雷告诉记者：“倘若没有这个机会，我想我还是会为这个梦一直奋斗下去。”
拍自传是60以后的事
影片《巴阿利亚》无论题材、故事或演员的选择，既是托纳多雷对故乡历史、乡土文化、个人经历的总结，也是把过去作品里他绕不开的元素提取再造。记者问他，这是不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朱塞佩·托纳多雷说：“自传性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泪水和欢笑都能拍成电影，但这是我60岁之后做的事。”
朱塞佩·托纳多雷拍摄的电影大部分以故乡西西里为背景，对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他有很浓厚的追忆情结。《巴阿利亚》讲述了一个关于生活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家三代人的传奇故事，也是托纳多雷对其孩提时代经历的回忆。“巴阿里亚”是西西里岛巴勒莫省的巴格里亚镇在西西里方言中的叫法，这座腓尼基人建立的城镇也是托纳多雷的故乡。故事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60年代，通过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变迁，反映了意大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所经历过的种种变革，从法西斯到共产党，从基督教民主党到社会主义，各种政治风潮在意大利国内交替上演。悲喜交加的故事中夹杂着伟大的爱情，以及一个沉重的乌托邦之梦。
有人视《巴阿利亚》是托纳多雷又一部献给家乡西西里的礼物，他却否认了这一说法，“以前的作品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巴阿利亚》不是西西里电影，它就是一部意大利的电影。之所以选择在西西里拍摄，是因为大城市都太相似了，跟大城市相比，西西里更能表达我想要说的东西”。
唤醒意大利人的责任感
《巴阿利亚》投资3550万美元，虽然只是好莱坞大片的一个零头，却已创下意大利影史投资最高的纪录。
对于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意义，托纳多雷这样解说：“家里人从未教育我上学穿什么比较得体，吃饭该怎么拿叉子。他们把教育我的重点放在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在尊重别人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梦想，如何与外界、与世界去交流等等。我学到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也从中体会到了什么是意大利人的热情，然而这份热情现在却已失去太多。我真希望就在今天，我能教会他们责任和道德的重要性。因为这些重要的东西在现代的意大利人身上已经丢失。我23岁离开了西西里，无可否认，我多多少少有些变化，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西西里人永远都有一张友善的脸。说真的，我很怀念它。”
杨凡：
那些电影人物都是儿时伙伴
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改变，高科技取代了旧时代的种种，中国台湾大部分的眷村都已拆除，眷村的故事也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慢慢消逝。曾在眷村长大的孩子现在已是四五十岁的年龄，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离开眷村去城市发展，许多人也都成了家立了业，但他们最怀念的仍是生长在眷村的日子。
杨凡就是这样的人。
《泪王子》就发生在身边
《泪王子》中，随着唯美画面的铺陈，林子祥的歌声悦耳动人。杨凡说：“这首歌是1945年的？候，一个前苏联作家写的，叫做《孤独的手风琴》。”他对眷村的情怀也就此开启。
这部电影，杨凡筹备了5年，期间还曾两度搁浅。2008年的时候，杨凡想无论如何都要拍了，因为眷村就要消失了，“每个创作人都希望把自己的童年往事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差不多了，于是排除万难，我要把对童年的印象拍出来给大家看”。
杨凡娓娓道来他的眷村童年，“我父亲那时在东海大学教书，大学旁边就是清泉岗(眷村)，我们住的是眷村旁边的乡下。我那时有很多朋友都住在眷村里，那些叔叔阿姨们的生活我至今记忆犹新。《泪王子》是发生在我朋友身边的事，人物也都是我的叔叔、阿伯和同学。其实这部电影里人物的名字，都是我的小学同学，或者是一些阿姨名字。金婉萍就是我小学同学的名字，刘侠君就是我读大学时一位姐姐的名字，欧阳谦君则是我老师……感觉很特别，很亲切，尤其是给演员说戏的时候，会告诉她金婉萍是怎样的个性，然后把专属她的小动作加进去。
难忘那些流言蜚语
对于眷村的记忆，杨凡印象最深的就是邻里之间的不分彼此，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些放到电影中，“最近在台湾突然又流行起眷村热，有很多纪录片、舞台剧，想必观众不缺这些温暖的怀念”。在他的电影里，观众会看到很有趣味的东西，比如流言蜚语，“我小时候在眷村里，有一家的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她的丈夫出事走了，于是，关于这位母亲不守妇道的闲言碎语随之四起，每每走在大街，都会有人不自觉回头看她。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把这段放入了电影中”。
杨凡表达了对眷村逐渐消失的惋惜之情：“现在地皮很贵，所有眷村都拆掉了，即使是把它像文物一样保护起来，也没有当年的样子了。人就是这样，当消失的时候你才觉得珍贵，拥有的时候却不懂珍惜。”
郑保瑞：
把儿时的香港放进电影
《意外》是一部香港制造的暗杀题材电影，却颠覆了刀光剑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次精心设计的“意外”。这部电影有别于导演郑保瑞以往灰色的拍摄风格，作为银河映像的新成员，身为澳门人的他深受杜琪峰的影响，开始在电影里融入对香港这座城市最初的记忆。
报纸报道触发灵感
郑保瑞最初的想法是拍一部暗杀片，却始终想不出用什么方法去杀人，他不想用传统的方法，比如刀、枪、板砖。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为意外死去，报纸上形形色色的报道给他提供了灵感，“为什么不能用意外的方式去杀人？每天看报纸都是意外，有被车撞死的，有被高空落体砸死的……意外？我不相信报纸的报道，我甚至不太相信这是一次意外，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谁知道。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为骗取保险金，自编自导过那些所谓的意外。意外在我看来是很模糊的，比如玻璃掉落，为什么发现松动不找人修理？负责人去哪里了？在我看来，这就不是一个意外。警察也只是找到一个阶段就告一段落，但再深追究下去就是另一回事。”《意外》已经确定不会在内地放映，郑保瑞说：“这很敏感。看完电影后，可能会对生存环境失去安全感，开始留意身边的一些事情。”
电影中的童年记忆
相对于其他北上拍片的导演，杜琪峰始终坚守着香港这块弹丸之地。郑保瑞说：“我相信每个导演看这个世界都不同，香港是杜琪峰的家乡，他对香港有很深的感情，香港那些特有的味道，他都很想放进自己的电影。他跟我讲过特别想保留香港现有的东西，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人去做保留这件事。大家都知道香港地很贵，每个旧的地方都拆掉，杜琪峰和我都不愿意看到”。
这是郑保瑞第一次来到威尼斯，从机场坐船到威尼斯时，他惊喜地发现世界竟然真有这样一座在水上建房子的城市，而且建筑旧得很有味道，联想到香港却有太多没有保留，“我很想把旧的东西放到电影中，但不是刻意的，《意外》中就出现了我儿时来香港的感觉，比如电车和地铁就是最明显的两个标志。电车是香港保留的旧物，因为便宜，我经常乘坐。地铁是我11岁到香港那年第一次乘坐。买票过了第一个闸口，却不知往哪里走，看到另外一个闸口，以为出去就对了，当时还心想这钱花得太亏了，傻得有些可爱吧。你在电影里会看到很多圆窗的大厦，我童年时候就觉得那座大厦很好看，但是我畏高，从没上去过。在《意外》中，我决心要拍这座大厦，因为它这些年依然很漂亮，有我儿时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