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购物指南：大师曹禺 何惧江湖(组图)
戏剧大师曹禺
陈好版《日出》
编辑/吕佳
2010年，是戏剧大师曹禺诞辰百年，人艺推出了四部大戏，已经演出的《日出》和《北京人》均有不错反响，而9月23日再度登台首都剧场的《雷雨》，9月24日曹禺诞辰纪念日当天亮相国家大剧院的《原野》，更加令人期待。
除了看戏，聊戏，我们还要用以下三篇文章来纪念这位杰出的中国现代话剧之父。
曹禺作品的“死亡”之美
胡薇/文
有人说，曹禺剧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刻。对于“深刻”这个词，难免令人产生敬畏进而远离之心，因此，当一位演员满怀虔诚地跑来向曹禺先生请教“什么叫深刻”的时候，曹禺想了一下才回答他说：“深刻，就是深下去，再刻几下子。”此话虽然有些调侃，却也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曹禺戏剧作品的特点及其成功的原因：曹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作品，并能笔随心动，以高超的戏剧技巧，抽丝剥茧地对戏剧场面进行深入地发掘、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以充分地揭示，以自己的剧作成果验证了高尔基关于“戏剧形式是一种最困难的文学形式”的论述。
曹禺剧作中，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名家的影响无处不在。我们可以在曹禺剧作中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式的细腻笔触和人物关系、奥尼尔的悲剧观和戏剧技巧、契诃夫恬淡幽远的意境等，但曹禺深谙中国观众的审美特点，因此他在汲取西方戏剧的现代技法及观念的同时，还不忘融汇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民族审美意识，富于创造性地塑造出了繁漪、愫芳、陈白露等一大批独特的戏剧形象，也开创了自己迥异于同时代剧作家的独特风格，营造出传统与现代合璧的艺术之美。
不仅如此，曹禺剧作的“死亡”之美也值得称道。除了氤氲弥漫的诗意，更重要的是与以往中国戏剧作品不同的“死亡”观念，使“死亡”变成了剧作家手中有利的武器，直指人物的心灵。
纵观《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周萍、陈白露、仇虎和曾文清这四个性格不同、生存状态各异的人物，都在结尾选择了“自杀”，但在作者巧妙的谋篇布局中却各具特色和功用：周萍那寂静中惊骇人心的枪声，带来的是强烈的舞台效果；陈白露的服药长眠，折射出的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仇虎的自尽，呈现的是由偏执回归人性的心理悲剧；文清的自杀，营造出的是中国传统哀而不伤的审美意境。在为人物选取不同的“死亡”方式的过程中，曹禺渐渐摆脱了追求外在戏剧效果的刻意，创作风格逐渐由浓转淡，创作日趋成熟。在曹禺的笔下，人物在剧中虽然“死”去了，但他们作为人物形象却永久地“活”在了观众们的记忆中。
为何当今出不了曹禺这样的大师？
林静/文
拨开大师的光环迷雾不说，曹禺在学生时期历五年完成《雷雨》，创作的起因其实与所有创作者是一样的，就是那不得不说的欲望——情感的迫切需要，这是所有创作者不约而同的那份真挚而内在的诉求。每个创作者都是因幸或不幸的生活，激扬了想象与感情，曹禺也一样。而为什么相同的动因，却成就不同的作品，乃至声誉，这就是大环境和小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了。
机遇为曹禺带来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巴金把《雷雨》发现了，他以他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曹禺由于《雷雨》的发表和演出，他的影响逐渐扩展开来，接触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多了，自然，活动范围也大了。他作为一个文学新秀逐渐活跃在文坛上……在所有体制的社会环境下，融入主流的高级圈子，就意味着影响力的无限放大，就意味着收获别人不曾有的机遇与利益。
当时的社会环境为曹禺成为大师架起了天桥。对于话剧这个不同于中国戏曲的外来剧演形式，从文明新戏开始到“五四”剧本文学的诞生，一直因其“新”和“洋”备受左翼分子的钟爱。曹禺着力创造一种为同胞能够接受的戏剧语言，并强调讲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这都是应当时的社会所需，观众所需。
更不用提曹禺的成长环境，使他抨击起旧体系的桎梏，诗情四射，喻义深邃，这成就了他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戏剧，代言了太多同在桎梏中、知而不能言的同胞的愤懑。
相比之下，当今的大环境并没有给当下的创作者足够的机会。且不说成为大师，就连成为爱好者的机会都很有限，没有丰富的鼓励剧作的渠道，也没有民间能保障作品安全的自发活动。再从甚嚣尘上的舆论环境说，与各种纷繁怪诞的选秀与炒作相比，剧作人的选拔契机可谓清汤寡水。
从小环境说，在新人寻求扶助阶段，官方和民间的关注与问津都极少。当新人决意知难而上，欲通过专业学习晋级后，高昂的学习成本、凤毛麟角的进修机会(且不指望因材施教)，便是面前第二座大山。是硬着头皮应试？还是屈服于机会成本，选择更大收益的其他工作，即使梦见某日能自如地享受这些教育机会，却在镜中发现自己已经年过半百两鬓斑白……若是规避掉种种信息的不对称传递，以非主流之道成就剧作，那么，如何将作品推销出去，又成为剧作家身兼数职自产自销的又一挑战……是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对于曹禺来说，大师之名，是时代与尖锐的社会问题剧作相遇的结果。对于今日的剧作者，就连作品与酬劳的相遇，就连作品与舞台的相遇，都是沙中城市，水上楼阁。资源和权力始终攥在拥有它们的人手中。与其说缺少大师，毋宁说缺少发现大师的伯乐，容小师成为大师的有眼光的伯乐。
如何常演常新？必须百花齐放！
吕佳/文
本报记者采访了某资深剧评人，她先是肯定了人艺推出四部大戏的意义，继而谈到，“无论是否纪念曹禺诞辰百年，经典戏剧都应该常演不衰，但应该呼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各种版本、各种创意、各种风格的曹禺戏剧都来展现”。
对这四部戏的赞誉之词我们就不多说了，导演纷纷挖空心思，试图多角度理解原著；明星大腕挤出时间排练、演出……但我们总是期待更好，希望曹禺的戏剧能够流传千古，因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观众，一一点评。
观众甲：四部戏的总体印象(虽然《原野》和《雷雨》只是看了探班片段)是“创新不足”，有“尘封”感。虽然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反复排演经典剧作，如莎士比亚的，契诃夫的，但总有常演常新的感觉，而人艺四部戏可能是太想尊重原著了，几乎把鲜活的“舞台艺术”搞成了“博物馆艺术”。
观众乙：《日出》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原著，但变成了原著的“立体读本”，即简单地把文学剧本“立”在了舞台上。但服装等道具确实考究，时代感很强。《北京人》的舞台效果很棒！微微倾斜的角度令舞台纵深加强，虽然看上去有点“晕”，但每一次你都无法熟视无睹！不足是过于阴郁，曹禺原作中的人性美好的部分、诗意的部分展现不足。演员表演较“满”，留白不足。
观众丙：《原野》这部戏本身就难演，曹禺自己也说，“对一个普通的专业剧团来说，演《雷雨》会获得成功，演《日出》会轰动，演《原野》会失败，因为它太难演了。一是因为角色很难物色。二是灯光、布景也都十分繁重……”所以过去50年里人艺一直未把这部作品搬上大剧场的舞台。目前看来，演员太“正”，邪气、野性不足，充满仇恨的仇虎被塑造得像个革命者、地下党！这也许和导演陈薪伊对原著的理解有关系，她自称新作要颠覆《原野》的仇恨主题，展现诗性的悲悯，要抛弃一切丑陋的东西，但未免改动略大。
另外，曹禺写此戏是受奥尼尔的《琼斯皇》影响，也就是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戏剧，但人艺版本神秘感不足，象征主义表现力不足——但这仅仅是探班的感受，也许到了正式演出时，有了舞台设计、灯光烘托等辅助，就会增强神秘感。另外，濮存昕演的还是那么好。
人艺也是下了功夫的，比如专门请作曲家为《原野》量身定做配乐，这在话剧创作中并不多见。
《雷雨》中的“繁漪”被“扶正”为第一主角，算一个创新。但由于原作太过家喻户晓，很难看到新意。这次人艺还特意加强了“雷”和“雨”的音响效果，据说是因为曹禺称“雷”和“雨”是第九个人物——但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觉得恰恰不应该在戏剧舞台上强调高科技手段，电影和电视剧把“营造幻像”做得太成功了，戏剧很难比拟，尤其是现实主义戏剧，绞尽脑汁去“营造幻像”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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