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应该是起源于长春，在建国初期，(应该是194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原先好象是叫东北电影制片厂)翻译配音了前苏联的一部影片《普通一兵》，从此在中国电影史上开创了另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到了第二年，中国电影的摇篮上海也开始成立电影译制片工作小组，开始译制一些苏联电影。至到59年正式成立电影译制厂。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先是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后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加入到其中。在当中还有中央电视台与广东电视台及广东话剧团的一干人等也加入译制片的行列，但主要是电视剧的译制。我们主要讲一讲电影的译制片。

　　风格

　　长春：抹不去的中国气息　　上海：多元化的风格定位

　　长春被认为是新中国的电影摇篮，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在我国放映的前苏联、东欧和朝鲜等一些国家的影片，特别是一些与领袖相关的影片，基本上都是由长春厂译制的。长春厂也因此而出现了孙敖、陈汝斌等声音浑厚，风格稳健，擅长配领袖人物的优秀男配音演员。在一系列著名的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中，长春厂的译制者们为我们较好地还原了原片的内涵，而孙、陈二个代言的领袖人物，则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主义世界的领袖人物。

　　但是限于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与地域人文特点，长春的译制片一直以都来带着一股抹不去的中国气息。比如译本中的中式译法，很少有一些我们后来常见的欧式句。还有配音演员的那种东北味，那种泥土气息，配起工农兵学，十分合适。因此在译制一批与中国的国家制度或者人文文化较为接近的影片时，长春的译制质量往往很不错，象朝鲜的《卖花姑娘》、《婆媳之间》等、日本的《W的悲剧》等、前苏联的《战地浪漫曲》、《两个人的车站》等片。但这也是长春译制片的一个大局限，那就是风格过于正统，过于东方，往往难以胜任欧美大多数影片的译制。有个比方，日本与美国合拍的《人证》一片，日本角色的译配大都比较到位，向隽殊的八杉恭子更是声可传情，但是片中的那些衣冠楚楚的美国大佬、警察或者是黑人小混混，却往往声形不统一，更多时候象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某小流氓。

　　相比之下，我国另一个译制片基地上海电影译制片分厂则显得更全面。这一点从上海所译制影片的出产国家可见一斑。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有人作过一次统计，当时长春译制了来自30几个国家的700余部电影，而上海却译制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余部电影。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类型多样，仅故事片中就译制了不同国家的喜剧片、动作片、惊悚片、文艺片、科幻片、歌舞片、体育片、战争片、动画片，甚至还译制了一部分纪录片，象日本的《狐狸的故事》。表现出了上海这个地区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雄厚的专业基础与人文基础。

　　从风格上讲，上译厂的老厂长陈述一曾经说过要“原汁原味”，“翻译要准确、配音要传神”，可以说在上译厂的实践当中，是一直在努力地实现并较好地体现了这一译制片的最高同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是在上译厂译制的一批由欧美地区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中，因其细腻准确的翻译，传神达意的配音，被誉为“真正的欧美味道”的欧美影片。象《哈姆雷特》、《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度山伯爵》、《简爱》等等等等，其台词翻译，配音都堪称不可重复的经典。

　　我想起了一个例子，以前贴过，可以表现出上译厂与长影在影片译制上风格差别。《阳光下的罪恶》一片中，波洛探长在影片开始时，与请他去破案的富翁在船上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你愿意把实情告诉我的话，我感到不胜荣幸等等，在上译版中我记得是这么说的“承蒙您不弃，肯以实情相告”，但是在某一碟版中，翻译是长影厂中非常著名的英语翻译潘耀华，《蝴蝶梦》、央视《米老鼠和唐老鸭》、《乱世佳人》的译者。潘君的翻译是“如果您愿意将实情告诉我”，其实意思都对了，但是前一种译法明显要比后一种更贴近英国的用语习惯，更象是波洛具有传统绅士之风的用语习惯。后一种太直了一点，有点象美国片中的讲法。在后面，旅店的女主人在介绍那个骗了富翁的宝石，后被杀的红女演员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大意是我和她以前是一个团的，一起跳舞，“她”——那么个死者，很风骚，很放荡，会勾引人。上译版的翻译是“那会，她的腿踢得比谁的都高，还会(语气有一个小小的停顿)劈叉。”在罗马的一些戏剧中，“会劈叉”是代言妓女，这是一个西方人都明白的典。而在潘版中的就译成了“她总是显得特别的出众，而且还豁得出去。”我没有看过原文，但明显前一种译法，个人以为更符合作为曾经是女演员的老板的身份与说话习惯，虽然她要善良得多。而后一种好象是意味深长，但是缺乏了作为人物的用语习惯，也就是说个性。

　　由此可见在上译厂的译制中，总是能够力争在最初的台本中就将“意、神、境”结合在一丐，并且完成得不错，而长影在这方面的功力虽然够，但是不够放得开。可以说，在中国，有关欧美影片的翻译与配音，以上译的为最，这也是当初为什么要让上译厂的朱晓婷来翻译《泰坦尼克号》一片的原因。当然，上译厂的赵国华也是一位英语片的极佳译者，《爱德华大夫》等片就出自他的手。而前苏联与朝鲜影片的译制，则以长影为最，二年前在国内轰动一时的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用的就是当年长影厂的班底。这一长处也同时影响了北京的译制片风格定位，象央视译制的《办公室的故事》和《闪光的足迹》(朝鲜)，就非常不错，但是一到了《乱世佳人》等片中，就显得干巴巴，而不象前面那样“湿乎乎”的。

　　而对于日本片的译制，上海与长影各擅胜场，前者似乎又稍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