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8日、10日，罗大佑在上海、杭州举办了多年未遇的演唱会。我们特邀前去采访的北京记者撰文介绍现场感受，他们是：《北京晚报》的戴方、北京音乐台的王东、《精品购物指南》的杭程和本报的刘净植。

　　如此的挥之不去

　　戴方

　　在过去、现实、未来之中，过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它肯定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更改，但那点点滴滴的过去却形成记忆的烙印，时时影响着苦心经营于现在的人们。这里面有梳理、有源头，有着与现在和未来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记忆非常复杂，记忆非常情绪化，记忆也非常的现实化。

　　在2000年，罗大佑又闯入了许多人的记忆，这次的重新唤醒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场久为人们所期待的演唱会使久已让人们所淡化的罗大佑重返现实。于是，人们开始热心于这场重温罗大佑的新流行。

　　在这场重温热中，人们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回忆当初自己与群体的感动。

　　因为，罗大佑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特定人群具有特大影响力的人物。这种回忆可能有衰减，可能已变得很苍白，但大多仍有某种温暖与纯真的美好。回忆是可以演化许多不如意的轻缓的麻醉剂。人们要解决的另一个大问题，表面上看很简单，但却很麻烦。这便是如何解读，如何完整、全面地定位罗大佑。

　　当现实与历史有了一定距离感的时候，我们正好可以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全面评判、全面梳理。但在今天，我们的困惑却是，即便已有了这样的时间距离与理性态度，但我们仍然无法全面解读罗大佑。我想，罗大佑在音乐与关注社会情感方面的种种努力使得我们陷入了某种混乱之中。

　　首先，罗大佑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手。单这一问题就够你去琢磨一番的了。罗大佑远远不像崔健那样好形容。崔健简单、鲜明的特色很容易界定。但罗大佑则不同，他有愤怒反叛的一面，也有温情浪漫的一面，他对音乐横跨民族、摇滚、流行曲、台湾音乐等不同领域，经历极端的辉煌，被崇拜，也经历极度的被批判与被误解。他既可以极度地具有思想性，也可以无限量地创造出这么多标准的商业流行歌曲。

　　其次，由于我们对罗大佑的音乐无法全面而深入地界定，也导致了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罗大佑对青年人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如此绵长，如此的挥之不去。

　　当罗大佑在上海激情表演时，我突然想起，如果现在罗大佑在台湾再开一场演唱会，也会像上海这样受到近乎狂热的回响吗？罗大佑淡出台湾却始终影响不少华人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重温与回忆看似简单，但不解之谜仍然难解。我们无法全面解读历史，使我们在面对创造历史的人们时，深感愧疚并无地自容。

　　时间被歌声突然一碰

　　王东

　　我坐在一群激扬的北京观众里面，坐在距离舞台很近的地方，罗大佑就那样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试着将这个消瘦、头发渐疏，身体前倾，戴着透明镜片的46岁男子和音乐记忆中的美好影像建立链接。我相信这是一次成长的过程，包括我，全场观众，也包括罗大佑，在短短的3个小时里萌芽、滋长、开花、怒放。

　　我的感动是沉默的，以至于发现自己一直是紧锁眉头。旋律熟悉得像是从自己心底发出，我甚至开始分析那样简朴的歌声是如何被赋予灵性和重量的。

　　我在电台节目中正在做一档“经典回眸———罗大佑”，细箩般筛选他的歌，竟发现几乎每一首歌都是那样的不可遗漏。

　　一首歌真正的生命来自于聆听，千千万万人的聆听使它的生命更加长久。音乐与与灵魂的撞击是语言描绘不出的，当它和你最深层的经验完全扣合时，便成为你的记忆，缓缓渗透到你的身体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在这样一个时刻喷薄而出。

　　舞台上的罗大佑，他的眼神比墨镜更有力量，僵硬的肢体语言开始升温，用喉咙燃烧贮存的青春能量，急不可待地在这群渴望已久的人群中迸发光芒。

　　时间被歌声突然的一碰，倒退了十年、二十年。

　　不管是反叛和抨击，不管是浓情和婉转，不管是诙谐和悲怆，都如同少年友谊般纯洁的回响。我们跟随，我们并肩。

　　舞台上灯光绚烂，歌声直冲夜空。

　　当我们已步入指点或恼怒少年轻狂的年龄后，自己的青涩恣肆却被美好地定格，在青春的走廊里爱怜地展览。

　　青春是不分泌眼泪的，但青春却仿若鼻梁上的重重一击。

　　音乐停止，场灯白昼般亮起，将我们照回现实。欢呼声仍在盘旋，我身后的一排人站到椅子上，撑起一条横幅“相约京城夜，明天会更好”。刹那间，我感到激动，也感到悲哀，全都因为这一些些体会与获得，只属于我们。它的另一层含义是，这不过是梦一般青春的再现，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那些关于时间的歌

　　杭程

　　第一次听罗大佑的歌大约在十几年前，当时是大学里的歌咏比赛。一大帮人双手高举着摇来摇去，那舞台上的人唱“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那时候觉得自己特忧郁特沧桑，特别懂得爱情，于是也找把吉他坐在宿舍窗前的桌子上冲所有经过我窗前的女生喊“姑娘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过了一个多月，窗户关得紧紧的，我和几个哥们儿闷头唱，“丢一个铜板，轻轻地盖着猜她爱我不爱，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那时候，我怎么知道罗大佑是谁，那只不过是几支好听上口的歌，对于我来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忽然有一天，我在车里放起《光阴的故事》，当时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罗大佑不慌不忙地唱：“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悠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很难说它触动了我哪一根神经和某些记忆，我的眼泪刷地就流将下来，这时我已经30岁，我知道那些歌真的融进了我的血液，尽管我还有些不情愿。

　　仔细想想，我最喜欢、最让我感动的歌，还是那些关于时间的歌。而且每隔上一两年再听，总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意味。几首歌居然能做到常听常新，真是很高的境界，为什么罗大佑可以，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我见过3次罗大佑。第一次是3年前在北京饭店，演出商和投资商请罗大佑吃饭，恰巧前者是我的朋友，知道我酷爱罗大佑，便叫上我同去。罗大佑很安静，清清爽爽的，比我想像的要年轻得多。当时罗大佑坐在我旁边，我问了很多挺傻的问题，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好意思，肯定跟追星族似的。第二次见罗大佑是上个月在“牧马人”酒吧，一帮老北大的罗迷举办的“向罗大佑同志致敬”的Party。这次的罗大佑显老，但很生动，不时开一些玩笑，并登台唱了两首歌。这是我第一次听罗大佑的原声歌唱，又是一阵莫名其妙的激动，罗大佑在黑压压的人头后面，动情而投入，竟然有“风尘刻画了你的样子”的感觉。其实，在我的心目中，罗大佑一袭黑衣，弓着身子，左手话筒执在口前，右手指着黑压压疯狂的观众，一脸激愤的样子穿梭在氤氲迷蒙的舞台上。事实上，在一个多月后的9月10日，杭州省体育场的舞台上，我见到的罗大佑就是想像中的那个罗大佑，他安静时像个医生，高兴时像个孩子，严肃时像个教父，疯狂时像个巫师，说话时像个久违的朋友，沉迷时像个游吟诗人，跟李宗盛、周华健并肩坐在一起谈唱时，才像个歌手。

　　这就是罗大佑，这就是我看见的和头脑中勾画出来的罗大佑，他本身就是一个音符、一首歌、一个真实存在的梦，在我们的生活中飘来飘去。在演唱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的嗓子就喊哑了，在西湖的大船上，在秋风中，在明月下，我们歌唱，歌唱我们回忆的青春。

　　北京人的“上海之夜”

　　刘净植

　　这绝对是一个北京人比上海人激动的夜晚。尽管，作为记者的我知道在这可容纳8万人的大体育场里只有一千多北京人，尽管我听说这里除了上海人、北京人之外还有广州人、大连人，但在偌大的场地里，似乎无时无处不听到熟悉的京腔京韵在欢呼叫喊的声音。或许，北京人的血液更容易沸腾？

　　然而这注定是一个要沸腾的夜晚，我一开始就这样相信。因为将主宰这里的不是别人，而是曾被涂上文化英雄色彩的罗大佑，一个用他的歌曲触动并影响了一代人成长的音乐人。一大批人早已准备好在此、在罗大佑的歌声中重启他们尘封已久的青春，以设法坐到这儿来作为对他的致敬。那北京来的一千多人便是很好的佐证。

　　果然，一首作为序曲的《爱的箴言》便令全场欢声四起，尽管眼前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黑衣墨镜冷脸的罗大佑，而是穿银亮衬衫戴透明镜片笑嘻嘻套瓷的罗大佑，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首首歌迷心中的经典使得场内甘愿为一个长得实在不算好看、歌喉也并不出众的46岁中年男人疯狂(至少我前后左右的欢声雷动让我这么认为)，这其中也包括我。原来我一直忙着写下现场感受以备演唱会后向北京的报社发稿，然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在我手中的荧光棒都被旁边的老同志抢走去挥舞的时候，在熟悉的音乐让我十分愉快的情况下，我暂时收起了稿子和笔。坐在另一边的同行说：“还是先让自己高兴完了再说。”这时，我真体会到了一种从众的快乐：像别人一样挥手、欢呼、拍掌、歌唱。古人说得好：与人乐乐！

　　就这样我兴高采烈地听完了演唱会。散场碰到熟人，有说他流泪了的，有说他失望了的，大概他们都将自己作为青春的注脚的罗大佑和眼前的罗大佑对应去了。

　　可有人告诉我，他睡着了。因为北京来的追星族们都集中在我所坐的前区，他在后面举目无亲，和者甚寡。独独看见老狼和高晓松在前面举起了打火机，还由于安全原因被制止了。而周围的上海观众始终温温的。所以后来，他居然睡着了。那正是罗大佑唱《上海之夜》的时候。我还碰见了我的上海同学，她说：“你们北京人老滑稽的。”

　　体育场外，满地都是开场前有人散发的宣传彩页，是关于张国荣上海演唱会的，上面写着的最高票价是600元，据说李玟演唱会也是如此。而这场罗大佑演唱会的最高票价是480元，大概是大体育场的缘故吧。但8万人体育场只售出3万多张票。

　　上海。上海不是一个很怀旧的城市吗？

　　我于是想，其实这场罗大佑演唱会并不特别怀旧，热衷于此的人们其实不过到这儿来寻求一种价值上的认同，一种人文色彩上的价值认同。这种人文色彩，或许更适合北京？

　　这时有人说，北京人当然欢了，他们是到上海来度周末嘛，你没看衡山路的酒吧昨晚就全让北京人给占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