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兰芳

　　我真不相信，骆玉笙老师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悲伤的时刻，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不禁想起我和骆老师的一些交往、与骆老师同台演出及聆听骆老教诲的情景，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1959年我16岁，在鞍山市曲艺团学唱长篇东北大鼓书。常听天津籍的弦师陈明德提起“金嗓鼓王”小彩舞的大名和她高超的京韵大鼓艺术，心底产生了羡慕敬仰之情。

　　1961年冬，天津市曲艺团到东北巡回演出，在鞍山工人剧场，我目睹了骆老的芳容和舞台风采，她演唱的《丑末寅初》震撼了钢城，更坚定了我学艺的信念，我暗下决心以骆老等前辈为榜样，刻苦学艺攀登高峰，争取做一名出色的文艺工作者。

　　70年代，骆老率团再次赴鞍山演出，我对骆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骆老不但技艺精湛，更是待人热情，和蔼可亲，对青年演员非常关心爱护，谈话中多是鼓励之语，充满了热切的希望。

　　使我难忘的是1981年元月，我应邀去天津演出评书《岳飞传》，骆老等前辈冒寒风、踏瑞雪到火车站接我，并在“狗不理”饭店为我们一行接风，并鼓励我说：“你的《岳飞传》，男女老少都爱听，为曲艺界争了光!”使我这个晚辈受宠若惊。骆老师等前辈在华北戏院看了我的演出，并上台接见，赠送“泥人张”纪念品，又组织了座谈会，会上我听到领导和老艺术家的指教，使我受益匪浅。骆老年事已高，这样不辞辛苦地接待安排，体现了骆老等前辈宽广仁厚的胸怀!

　　最令我难忘的是1984年春节，我同骆老等人一道受到陈云同志的接见。那天早晨集合在陶钝家里吃饺子，骆老感慨万分地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骆玉笙，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党中央的恩情。”陈云同志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我们，并作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指示。回来的路上，骆老嘱咐我说：“兰芳，国家领导人这样关心我们艺术家，关心我们曲艺，我们可要给陈云老人家争光啊!”我懂，骆老这时在对我这个青年演员进行言传身教，表达了老艺术家的赤诚之心。

　　后来，我调到中国曲协工作，每年都要去看望骆老，见面时骆老总是语重心长地嘱咐我注意身体，保护好嗓子，有时间还要为听众说书，多带徒弟，把曲艺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骆老师不但艺术精湛，艺德也非常高尚。对待演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观众负责。

　　记得1989年夏天，在革命老区临沂参加艺术家和企业家联谊演出活动，舞台搭在灯光球场里，骆老演出时，情绪饱满，曲调高亢激昂，赢得全场掌声。为了满足更多观众的要求，加演了日场。白天头顶烈日，热浪袭人，骆老顶着高温，认真演唱，演出下来满头汗珠，衣服湿透。大家上前道辛苦，骆老笑着说：“为老区人民演出，再苦再累心里也高兴!”我与骆老同台演出多次，她每次都是这样认真卖力，为我们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1990年10月，首届中国曲艺节在南京举行，我和骆老一同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骆老：“您作为曲艺界的权威，对我国曲坛现状有什么估价?”骆老想了想回答说：“从观众角度说，曲艺还是老年观众多，三四十岁的也不少，就是青少年不感兴趣，爱听流行歌曲，什么历史人物啊，事件啊，不知道。所以从曲艺本身来说，要改革，要借鉴。但不能叫人听了，哟———这点像黄梅戏，哟———这点像昆曲……这不叫改革，这叫破坏艺术。融化是最难的了。《四世同堂》里‘无和平’仨字儿，是京韵大鼓的，很多人想学我的唱，到了这儿就拐不过弯儿了。你要叫我在联欢会上、电视上唱歌，我不唱，我唱出来也是大鼓味儿的，因为我的本行是大鼓。”

　　2000年，中国文联和中国曲协举办北京国际曲艺节，考虑到骆老的身体状况，不准备让骆老登台演出，骆老得知后给我打电话，说：“国际曲艺节是曲艺界大赛，你们不要考虑我的身体，我还能登台演唱。”我说：“您是‘国宝’，我们要保护好您，不能让您累着。”骆老说：“实在怕我累，还可以放音乐带对口型，我击鼓，作动作，也能让观众满意!”骆老这种爱事业、爱观众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骆老走了，但她那曲高和众的京韵大鼓艺术，她那德高望重的人品风范，将永远为后世所铭记和传颂。摄影姜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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