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的广阔天地……

　　张纪中："老三界的学生都知道，最早响应'上山下乡'口号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都是有一个好家庭出身的学生。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不行的。

　　"1966年的十月，因为我父亲的政治问题，家里被抄家了。我虽然没有在感情上怪罪或者说背弃我的父亲，但是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我那时当然希望自己有一个革命的，红色的家庭，但是不可能了。我就希望自己还是一个革命的，上进的青年。我很浪漫地想，就算我什么也不是了，我还可以去保卫祖国，保卫边疆。距离北京最近的边疆，就是内蒙古草原了。1968年，我割破手指，写下血书，'坚持扎根边疆'，我要去边疆保卫我们的祖国。然而学校公布的支边学生名单上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我记得看名单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种记忆太深刻了，那是我长大以后的第一次落泪。那一年我17岁了。我体验到被人群，被集体排弃的滋味……当时我想，保卫祖国也要你们的同意吗？你们不批准，我就自己去。我约了几个同样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同学--红色家庭的同学根本就不理我们了，我们自己去了内蒙古。结果只待了一个月，就被哄了回来。不过的确我们自己也混不下去了，没人理我们，也不敢要我们，有政治问题家庭的孩子，在边疆叛逃了怎么办？那时我觉得屈辱极了，我的血是黑的，似乎我就不是人类的一分子，我连一个要求进步，要求革命的机会都没有。那种心情和打击，就像一剂防御针，使得从那时以后的一切打击，都变的轻浅了，麻木了。"

　　乾达婆："后来是怎么做成了知青？"

　　张纪中："那是大拨儿走的，我这样有家庭出身问题的人不可能留在北京。在1968年年底。我想还不错，终于也可以做一名知青了。我去的地方是山西的原平。那儿的环境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叛逃的可能性，除非翻山越岭去跳黄河。"

　　乾达婆："你在山西待了有几年？"

　　张纪中："25年。"

　　乾达婆："1994年拍摄《水浒传》的时候才回到了北京？"

　　张纪中："是，真正的户口调回北京是1997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才17岁，是那样一种心情，回来的时候已经人过中年，43岁了。"

　　乾达婆："从现在的这个时间、角度来看待你的那段经历还是乐观的，甚至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但是在当时，难免会显得暗淡，前途渺茫。"

　　张纪中："所以我现在玩命的工作几乎已经是一种下意识。我这样的年龄，是我有可能干好一件事情的最后机会了，我知道它的宝贵。我曾经一无所有，并不是现在年轻人认为的物质上的一无所有，是连一个做人的自尊都没有，想去保卫祖国都不行的一无所有。"

　　乾达婆："那时给你乐观和勇气的是什么？"

　　张纪中："是我的同学，还有更多的是当地的农民。"

　　乾达婆："你的同学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还有农民呢？"

　　张纪中："农民是非常的实际和淳朴的，我经历了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让我深有感触。1972年初夏报考山西省艺术学校失败后，我又去考忻州地区文工团。我终于达到了很不容易的第一步：同意被试用。"

　　乾达婆："他们不需要你的政审？"

　　张纪中："因为还没有到正式录取的程度，所以就没有看我的家庭档案。72年底我去了忻州地区文工团，前后只待了七个月。做的最多的工作，是演出之前先在剧场门口收票。我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笑)，有一天来了一位披着外衣的中年女子，很神气地直接就往剧场里面走。旁边的人不是让道，就是楞在那儿，只有我上去拦住她，问她收票。有人捅我，说这位是军管会主任的夫人。我很傻，也不想想我是什么人，怎么来的这个工作，就说'什么主任夫人，主任没有票也不行'。当时那位神气的中年女子很尴尬，她的确是没有票，转身就走了。

　　"没过几天我团里就告诉我不能留在忻州文工团。那位女子的丈夫的确是当时地区文化局管理文化的军代表，我本来就家庭出身不好，我把她老婆轰出了剧院，他毫不含糊地把我轰出了剧团。

　　"我沮丧地回到农村，心里安慰自己说反正这也是迟早的事儿，只要一政审，不管我让不让人进去看演出，我都不配待在一个文工团里面。

　　"我插队的那个村在山西原平，叫上院村。走到村口我心里特别别扭，我还是觉得挺丢人，都干了七个月了被赶了回来，他们会怎么看我，怎么说啊？我垂头丧气地徘徊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村里的老乡先见到了我，高兴的很，说'纪中你回来了？'我只好说回来了，人家不要我。老乡惊讶地说，'待那儿干嘛？哪儿也没有回村种地好！回来好。'他们就像看见我打了胜仗回来。根本没有我担心的奚落，或者嘲笑，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好坏判断。第二天他们叫着我一块儿下地干活了，再没有人提起我这七个月都干了些什么，没人问我怎么回事。"

　　乾达婆："你很幸运，如果你遇到一些好奇心强的人就惨了。"

　　张纪中："他们不关心这些，他们无意中做到的，几乎是救了我了。农民是一点也不势利的，他们关心的是田地，收成，他们给我的，不是一个文化人经过考虑之后的善解人意，而是一种本性的豁达，根本不在意。这个给我的启发太大了，在农民看来种地、吃饭是天经地义的正经事，活着、快活活地活着，是正经事，其他还有什么啊？他们教给了我本质。农民的胸怀就像大地，不需要经过人为的、刻意的、'文化'的雕琢或者熏陶，他是自然而然的，不索取也不敷衍。"

　　乾达婆："和农民相处你是轻松而快乐的？"

　　张纪中："在农村那些年很快活，没有压力也没有悲观，这和当地农民的为人处世观有很大关系。我说他们'处世观'已经不对了，他们是那样一种浑然天成的态度，而我傻乎乎的大部分时间也就忘了我的出身，自卑感只有在我执着地要去报考艺术院校，艺术团体的时候才来找我一会儿。"

　　乾达婆："几乎所有的知青都与当地农民结下很深的感情，很多年以后都要回去看看，这倒做到了毛主席当年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张纪中："不开玩笑的说，确实是很有必要！正是插队的这些年潜移默化地在我心里培养了一种世界观：我们可以消极的面世--因为人不可能没有逆境的时候，再终极一点的理解，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奋斗有什么意义？也可以积极的处世，失败和逆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人生的经历嘛，往前走是重要的，往前走了风景自然会有变化，即使是失败着前进，前进了就有希望。

　　"是农民教会了我这样看待问题，快快乐乐种地，日子它自己就过去了，事情或者说机会它自己也会再来。但是要准备好一个好的心态，一个不悲观的，积极的心态，这种心态就像另一只眼睛，它能够看到机会的到来。"

　　乾达婆："如果你不感受到这些，是不是农民的智慧也难以让人察觉？"

　　张纪中："不是，你就没有办法不感受这些朴实的道理。我们在地里收割庄稼的时候，也是农民和我说过的这样的话：'这一茬一茬的庄稼，可不就是人嘛，倒下了，又站起来了，收割了，又长出来了，就看咱们播的是什么种了！'他们的智慧与豁达是无处不在的，这些无拘无束的语言里面，既包含了对人生大生死的感悟，又连带了对命运起伏循环的看待。"

　　乾达婆："知识青年确实是得益与农民了。"

　　张纪中："而我们到农村的时候是傻小子一群，我们真的是想要到农村去改天换地，后来才知道天和地都已经存在很久了，而真正被改变的是我们。根本没有人需要我们帮着去种地。我们只是在生活方式上影响了他们，比如说刷牙和天天洗脚，算是我们对农村的贡献了。所以说虽然一直在农村种着地，我的心态却是乐观和健康的，正是这种心态，让我看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每一次的失败下面，看见另一个新的起点。"

　　乾达婆："你会经常想起农村的经历吗？"

　　张纪中："经常。离开农村时间越长，越感觉到那段经历在我生命中的份量。"

　　乾达婆："离开农村是在什么时候？"

　　张纪中："离开上院村是1974年。正式调回北京之后我又回了一趟村子里。我很想念那些老乡，我回去看他们的时候，一些老人都已经没了，那些和我同龄的人又成了新的老人。"

　　沉默。

　　张纪中："农村的这段经历是非常可贵，它让我知道失败、逆境的背面是什么，它成为了我生命里面的养料。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当时是感觉不出来的，当时容易感受到是一种沮丧和绝望。有很多同学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农民的女儿结了婚。和农民的女儿结婚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当时这又是一种带有投机倾向的手段，为的是改变出身啊，所以埋下的又是新的隐患。人傻一点好，只坚持自己无论无何也无法改变、一定想要做的事情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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