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一点理解

　　面对着媒体对我不实的报道，还有部分网友及歌迷对我的误解，我在这里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刚开始许多媒体报道我是在炒作新闻，最后因高枫的去世他们才闭上了嘴，

他们感到尴尬的同时又说我在炒作我自己，我是个经纪人，艺人是我们的财源，我们自己不能直接创造价值，我们的知名度再高也不会有人请我们去唱歌去跳舞去作秀，也没有人想看我们这些长得不好看又拙嘴笨腮也不会打扮的经纪人，我要那么高的知名度干吗?这一点我从多年前和台湾公司合作就了解了，经纪人要的是工作能力，艺人要的是知名度。

　　第二，很多媒体说我对高枫的病情前后解释不一，他们的用词是“大唐前言不搭后语”。刚开始时我对媒体讲高枫病情严重确实是事实，因为医生讲高枫“病危”了，要我们准备后事，这还不严重吗?9月17日我去sohu网站做访问的时候说高枫有80%的希望这也是事实，因为医生讲许多人在使用呼吸机后很可能猝死，而高枫却挺过了两天，而且一些特效药正在使用中，协和医院也在加大力度治疗，难道我不能说有一半的希望吗?18日我在新浪网作直播，记者问我觉得高枫恢复的希望多大，我说50%，这也是我经过思考说的，因为他问我的感觉，我感觉多少就是多少，我说100%也可以，本来当时我就觉得高枫不会死。记者当时要想得到确切的高枫的情况，我觉得他们应该去问医生，问完我的感觉又不相信我的感觉，我怀疑某些记者脑子有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不说大家一定永远不知道，因为高枫的大部分亲戚在海外，他们想知道高枫的准确消息很难，因为我及高枫家人的手机那时候都不能开，因为打过来的记者太多了，而国内媒体又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思，所以在网上做个公布会让他们更了解高枫的病情，尤其是他怀孕的妹妹在美国，我去sohu网站的时候她也在网上，因为我们看到了她的名字，为了不让她担心我一定要稳住她，我说的80%的概率会让她不过于着急.而在新浪网作直播时她也在网上，我说50%也是给自己留一个后路，一旦高枫有意外，我也有台阶下.

　　第三，关于我为何向媒体透露高枫生病的消息，我已经解释很多次了。我们经纪人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演员安排演出，高枫生病的那一个月，我们的演出全部安排好了，而且还有几场是现场直播，湖南卫视那天直播还是在中秋节。因为高枫生病不能到场演出势必会给主办单位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公司考虑再三决定提前向各演出单位通报高枫的病情，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剧组的工作人员为了向当地解释高枫的病情还去医院拿了高枫的诊断书，另一家晚会导演还派工作人员到医院拍摄了高枫输液的镜头。我们折腾到如此地步难道媒体还能不知道吗?

　　第四，关于去sohu和sina两大网站作直播，许多记者写文章说是我主动打电话过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笑，就是我想去人家就肯定让我去吗?事实是这样的，高枫生病的那几天我的手机很少开，即使开了，有陌生的电话我也很少接，9月17日下午4点左右，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到号码和我一个朋友公司的电话很相似就接了，他说他是林白，sohu网站的“嘉宾有约”节目主持人，他们网站想为高枫做一个祈祷活动问我能不能过去，我回答说我们正在商量高枫的治疗事宜没有时间参加这个活动。

　　另外最近高枫父母被部分媒体的无聊报道折腾的很心烦也不会参加这类活动，但林白很真诚的说现在许多网友都很关注高枫的病情，希望这个祈祷能给高枫带来转机，我说你直接给高枫父亲讲吧，高枫的父亲听了林白的介绍以后觉得sohu网站很诚意，他对我说：大唐，你代表我们去吧！因为高枫的舅舅当时也在旁边，我说希望舅舅陪我去，因为我怕网友问起一些高枫童年或家庭等此类我不太清楚的事情，我回答不了，有高枫舅舅在他可以回答，另外对一些敏感的问题我也希望和舅舅能商量一下，在sohu网站节目做得非常好，网友提问很热烈，他们对高枫的病情很关心，许多人还提供了药方。

　　从sohu网站回来，我把直播的情况讲给高枫的父母听，说到网友对高枫的关心他们很高兴，对我说以后媒体采访你就和舅舅一起去，两个人总有得商量。

　　那天晚上，我收到了新浪网站负责嘉宾访谈的刘锐的电话，我和刘锐很早就认识，以前就有过合作，他肯定是看到我在搜狐的直播了，他对我说你怎么没来我们新浪而去了搜狐哪？我对他说本来我们也不想张扬这些，但搜狐很有诚意主动打来电话我们就去了，而且协和医院距离搜狐公司很近，也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他问能不能明天来新浪和网友聊一聊高枫的病情，我说最好等我和高枫的父母商量一下，我让他晚点再打来。

　　我把新浪邀请的事讲给了高枫的父母，他们也喜欢这种直播的方式，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被某些报纸的记者吓得不敢说话了，我们对报纸记者讲一句话，第二天报纸会出来100句，我们讲一百句话，记者掐头去尾只留下他们想要的，刚开始高枫的父母还很关注媒体的报道，当看到一篇题为“高枫妈妈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文章以后就再也不相信了，因为她自始至终从来没跟任何记者说过一句话。所以对某些报纸说我的那些话高枫家里人也一概不信。但对于直播的形式我们都觉得可以接受，毕竟我们说什么大家就能马上知道，另外我们也不希望大批媒体在病房外24小时守候，一来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二来他们也很辛苦，我们决定以后关于高枫所有的消息我们只在新浪网公布，概不接受任何其他媒体采访。

　　这一招很灵，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后，病房外媒体全部撤离了。晚上9点左右，我给新浪网刘锐打电话确认了第二天下午3点半到新浪网作直播。新浪的直播也引起了轰动，许多朋友说他们都放下了工作看我们的访问，尤其是高枫的歌迷，他们对高枫的关心让我们很感动。

　　第五，关于高枫的版权处理问题我想说几句，很多人对我意见最大的一点就是说我利用高枫生病炒作卖唱片。这是极可笑的说法，但是我知道不是在娱乐圈内部的人(包括很多刚入行的记者)他们不了解唱片的运作，所以对我的误解我非常理解。在娱乐圈，像我的圣安大唐公司和其他一些大小唱片公司是没有权力出版唱片的，我们只有制作权利。我们将音乐制作完成后将母带要交到国家正规的出版社出版，然后到国家正规的发行公司发行，这样出来的唱片才是正版。除了《美丽新世界》歌词及《autume leaves》不是高枫创作的外，高枫的《美丽新世界》专辑新歌词曲唱及编曲均由高枫个人完成，所有版权全部属于高枫本人，所以卖多少唱片都跟我无关，这一点音乐著作权协会可以证明，他们在高枫过世后已经将版权转至高枫母亲的名下。

　　因为我是高枫的经纪人，虽然我不享受《美丽新世界》的利益分成，但我有责任帮高枫洽谈出版发行事宜，请大家放心的是，高枫所有的音像版权均属于高枫家人所有，这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有人说高枫去世了，我继承高枫遗产之说更是滑稽了，我和高枫只是工作合作，我只享受他演出、拍摄广告、演唱会的利益分成，其他和我毫无关系。有此说法并相信此说的人肯定是法盲吧！

　　　另外我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很多人以为我们经纪人一定希望艺人的专辑卖的好，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几个要好的经纪人私下就探讨这话题，其实唱片卖的一般就可以了，只要唱片在音像店的柜台上摆着就达到目的了，内地的歌手和经纪人从来不靠卖唱片赚钱，出唱片只是一种宣传方式，演出商广告商看到音像店有你的唱片他们就觉得你红，就会请你演出，请你拍广告，如果唱片卖的断货，哪里也见不到，那才是最可怕的。另外唱片卖得再好大部分也是盗版，我们更不愿意为那些盗版商赚钱，所以唱片卖得好坏不是我们最关心的。

　　另外，可以有这样一个假设，假设《美丽新世界》版权在我手里，大家也应该想一想，是高枫活下来然后大红大紫对我更有利那，还是我不管他的死活大肆炒作为了多卖几张唱片更有利那?当然高枫活下来，又演出又拍广告我才挣得钱多，唱片卖的总是有限的，而有才华的高枫的未来谁敢说会怎么样？

　　第六，不得不说的还有我和高枫父母的关系。可以一点也没有谎言的告诉大家，在高枫去世的前前后后，我和高枫的父母没有一丝的冲突，有高枫的女朋友、高枫的舅舅、张卫宁等人可以作证。而且在追悼会前后，高枫的父母还特别感谢我，说我为了高枫做了很多，我想叔叔和阿姨那么相信我的原因除了看出我在真心为高枫的事情忙碌之外，还源于平时高枫经常给他们讲的一句话，高枫常对他们说:“和大唐合作的这段日子，我很快乐”。也许这句话就足够了，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说的，那还能相信谁?所以就是当时某些媒体再怎么报道对我不利的消息及几个无聊的人对高枫的父母再说我多少坏话也无济于事。

　　我真的很感谢这两位开明的父母，他们让我在忍受流言蜚语和失去高枫的痛苦中还有一丝来自心灵的慰藉，这将是我永远珍藏的温暖。可以告诉大家，至今我和他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能帮上忙的我都尽量帮忙。在这里我也真心祝愿两位老人晚年幸福!

　　第七，高枫是否拍过一个自己的回顾纪录片？可以告诉大家，在今年高枫接受过多家电视台的采访，其中有几家拍过类似《艺术人生》的专题片，就是让高枫谈谈他的成长和近况等等。北京就有两家，有北京电视台拍摄的《谁在说》，这是一个固定栏目，每期一个影视嘉宾，前一阵子我还看到陶虹的那一集呢。另外还有一家制作公司拍摄的《明星心情》。如果说是记者看到这样的节目就说是高枫偷偷拍摄的自己的纪录片的话，那就太可笑了，因为许多明星拍过这样的片子，当初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诧异，高枫和我合作后几乎每天我都和他见面或者通话，怎么我不知道这些事？后来我才想起拍的这些片子，看来他们说的一定是这些了。

　　------------经济日报出版社《台前幕后》2003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