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虽然如此，在文艺理论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武侠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针对这一问题，梁羽生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理论。梁羽生的观点十分精辟、深刻，批评了文艺理论界对武侠小说的偏见，也指出了武侠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我国小说理论界中的一家之言，很值得我们叁考。了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对我们阅读理解和评论武侠小说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首先，梁羽生对武侠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给予明确肯定。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於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他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认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新派武侠小说更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新的历史见解和成熟的艺术技巧；无视武侠小说的存在，硬将它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这是很不公平的。对於某些诋毁和否定武侠小说的观点，梁羽生不无激愤地说：“这只能表示那个人在容纳文化方面的心胸不广。他其实也不了解什麽叫做武侠小说；或者他看过的许多武侠小说是荒诞离奇的，这才造成误解。其实武侠小说有好有坏，文艺小说亦是。即使是反映现实的写实小说亦有好有坏，如果作者功力不够、观察力不敏锐的话，他尽管写的是写实小说，还是不能反映现实的。”他指出，作为一种小说流派，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

　　关於如何把握武侠小说的主题，以及如何在武侠小说中反映时代精神和创造典型人物，梁羽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侠”是正义的行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谓仗义行侠。他又说：“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於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参见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夕谈》)

　　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写好武侠小说并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识，并有相当的艺术手段、古文底子，而且还要懂得中国武术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梁羽生认为，要写好武侠小说，撰写者的创作态度应当端正。他在一九七七年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情作演讲时，介绍了自已创作武侠小说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梁羽生虽然喜爱武侠小说，竭尽心智地创作武侠小说，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一九八五年，他借《文艺报》一隅表示自已的忧虑：“有的部门作了统计，至少有五十多家小报发表我和他人的武侠小说。不少地方的一些报纸转载我的武侠小说，有的加以改写，都未经作者同意。据说有的把两个回目合并成一个回目，甚至有的不是我写的武侠小说，却标上我的名字，以蒙骗读者。我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当在文学园地占主要地位；但最近有些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後一版全部刊载我或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这样的路不是越走越窄了吗？”这表明了梁羽生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