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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鲁平:烙在心底的慈父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30日15:35  新浪娱乐
邓鲁平:烙在心底的慈父

50年代当兵的爸爸英气逼人

邓鲁平:烙在心底的慈父

失火后抢救出的1978年的全家福

邓鲁平:烙在心底的慈父

生活让50多岁抱着外孙女的爸爸显老了

  当了十二年记者,笔下写过无数人物,可我一直没有勇气拿起笔来写血缘上与自己最近的那个人——已经离开我们十二年的爸爸。

  爸爸是在我大学毕业派遣前四天突发脑溢血去世的,还有四天,他的儿子就能走上工作岗位自己挣钱了,属牛的他就像一头老黄牛,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出尽了最后一把力气,眼看着儿子中用了、要过上好生活的时候,才56岁的他却突然倒下了。他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能看所有的亲人一眼,没能见到他最疼爱的儿子,但他到死都没忘给家里做最后的贡献,他死在工作岗位上,换来了当时已属巨款的一万元抚恤金。

  十二年了,仍然经常在梦里见到他,仍然会在高朋满座的时候或者笑逐颜开的时候忽然黯然神伤地想起他——爸爸,是我烙在心底的一块永远的痛,是我今生今世的最大遗憾。

  人说严父慈母,我们家正相反,爸爸是位慈父。汽车兵出身的他36岁得子,在我出生的前几天,他风尘仆仆从北京部队赶回山东老家,迎接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孩子。当刚刚出生就窒息的我被医生抢救时,爸爸一看是个“带把的”,又不知死活,他一下子瘫在地上,自己先昏过去了。后来,整整一个月的休假时间,他都乐呵呵地洗尿布,细心地筛沙子拉沙子给我垫在身下(山东习俗),见了谁都乐得咧着嘴。

  三岁的时候,我得了脑炎,在张家口军队

医院抢救,部队上给正在天津干校的爸爸发了电报,他连夜赶火车回家,一路上忐忑不安,不知得病的是儿子还是闺女(有些重男轻女)。赶到医院,我已经闯过生死关,他如蒙大赦,坐在我床头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故事。还有一次我得肝炎,输液时额头上肿起一个大包,喊护士不应,生性温和的他居然一脚踢开了值班室房门,事后护士感慨说:“你们家这个孩子真娇。”

  父亲娇孩子是出了名的,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从小到大没打过我一指头,甚至连呵斥也几乎没有过。我至今记得,每次爸爸从部队黄羊滩山上下来,他都披上羊毛军大衣让我骑马,听妈妈说,有一次我故意把玩具丢到床下让他拣,他从床下起来的时候,觉得脖子一热,抬头一看是儿子在往他头上撒尿,他一点不生气,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我不知怎么把家里的猫头茶杯弄地上摔了,觉得声音好听还要摔,爸爸就抱着我把当时很贵重的猫头茶杯挨个摔地上,说:“让俺小儿摔,让俺小儿高兴,摔了再买。”

  我六七岁的时候,经常随爸爸“上山(去部队)”,有一次他得了急性痢疾,病得够呛,可他一直拖到非去医院不行的时候才答应下山,事后妈妈问他,他的理由居然是:“平儿刚跟我?span class=yq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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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时多病,经常打吊针,爸爸经常怜惜地看着生病的我,说:“让我得病吧,让我替俺小儿病。”从小到大,我嘴上没受过屈,吃的玩的都比伙伴高级,在很多小伙伴只有木头手枪的时候,我已经拥有几大箱子玩具,玩具枪和玩具车辆足以武装一个排,我还曾经用我的大炮换了人家两只蜻蜓,爸爸也不说我。小学时候在军队淘气被军队的狼狗追下“悬崖”,摔肿了腿,卫生员说用酒泡跌打丸,爸爸就买了一瓶当时最好的酒二锅头,我现在还记得军队卫生员那一脸惊讶:“二锅头呀,邓股长真舍得!”

  爸爸厨艺不错,看我吃东西是一大乐事,去哪里出差都要给我带好吃的,哪怕日子再紧,每天早晨两个煮鸡蛋都雷打不动,一直到我上大学回家,爸爸都习惯性地把鸡蛋剥掉皮放在我碗里,而且,一剥就是四五个,我上初三的时候有一次心血来潮说带些干粮不回家吃午饭了,结果爸爸居然在我书包里放了十多个鸡蛋!在钱上,从小到大没让我受过一点委屈,一年级的时候我就随时能拿五毛钱买东西吃,那时候牛奶冰棍才5分一根,上大学的时候,头一学期我居然花了一千多元,那是1988年,我的同学一个月生活费才70元。大一时我的钱被小偷偷走,当时不懂得报喜不报忧,写信给家里说了,后来才听妈妈说,他俩见信抱头痛哭一场,说“不能屈着俺小儿!”翌日就快件汇来了几百元,大三时我生病住院,家里本来没有余钱,爸爸连借带凑邮了几百元来,把病友羡慕得够戗。

  从初中开始,我爱上了武术,让爸爸早晨5点喊我起床,他每天夜里都是一次次看表,想让我多睡会儿,又怕违了儿子的“旨意”,于是每次都等到正好5点的时候喊我。现在我直后悔,其实上个闹钟不就行了。

  爸爸还喜欢偷偷抚摸我,我上高中之后,要好了,不习惯他抚摸,他就趁我熟睡的时候,悄悄摸一下我的脸,或者在旁边不出声地看半天。写家信的时候,他的开头总是“亲爱的宝贝平儿”,同学笑我,我自己也觉得肉麻,让他改,他就改成了“亲爱的平儿。”

  家里负担重,各种烦杂事多,爸爸很早就白了头发,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但是只要一说到我,他就眉开眼笑。从高中到大学,每次我回家,爸爸在门外扎下车子,都要老顽童般地趔着身子、拍着巴掌颠进屋门:“俺小儿回来喽!噢!”我的学习一直不用家里操心,爸爸最喜欢听别人夸儿子的学习成绩,他经常当着客人和妈妈幸福地争论:“俺平儿脑子随我!”这时妈妈就说:“随你,作文都跑了题。”妈妈说的是当年爸爸高小考初中作文跑了题,发榜的时候他看见有个“邓子福”,他叫邓学福,他没敢去问是不是自己——如果是他,当年这算高学历,他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改写了。

  1988年,我以全县(山东定陶)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爸爸一高兴把我初中老师也请了一桌,每天像过节一样,送我走的那天,我兴高采烈地坐在长途汽车上,车一开,却见爸爸当着那么多人泪流满面,身影越来越小,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似的。我刚走了两个月,他就“巧借名目”从山东来北京看我,带来了四只烧鸡,在京期间他给我的生日宴买了单(半个班的同学都来了),到王府井给我买了一件大衣,又给了我百十元钱,以至于回到家里,兜里仅仅剩下三块多钱,路上连盒饭都买不起——心安理得的我居然没有问一问他身上的盘缠还够不够,大学四年,我的高消费几乎榨干了爸爸的口袋,一直到他去世,他的坐骑都是那辆老掉牙的“大金鹿”自行车,穿的衣服也大都是拣我穿剩下的。

  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正处于叛逆期的我也跟爸爸怄气,甚至爸爸送我去汽车站,我骑车他背着我的行礼坐在后坐上,下车的时候他不留神摔了一趔趄,爱数落人的我没有先问他摔着没有,反而以生硬的口吻“搡打”他,他也不生气。

  最后一次跟爸爸说话是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分配我到山东省交通厅,我电报告知家里,爸爸非常高兴,逢人就说:“我开了一辈子车,也没进交通厅,我儿子进了,大喜事!”后来有人提醒他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他专程骑车到县城讨教,回到镇上就打电话到学校找我,当时镇上还是摇把子电话,学校整个公寓楼也才一个电话,他打了一上午才找到我,由于线路原因,听不清楚,他几乎是喊着说话,当我回答说是一次分配时,他放心了,然后又问我:“还有啥事儿没有,小儿?”我说:“没有。”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爸爸的声音。

  离大学毕业派遣还差四天,要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接到家里电报:“家中有事速归。”我预感很不好,却又怀疑是爸爸不放心“二次分配”而多此一举,当好不容易打通镇上电话时,才知道当天早晨爸爸得了脑溢血,正在抢救,我当夜坐上火车,翌日从济南倒长途汽车下午赶到冉固镇,跑到镇政府门口看见一大群亲戚在等我,我飞奔过去,看到的是一张床单。夜里,我为他守灵,一次次摸他冰冷的手,心里说爸爸儿子回来了,他的右眼一直没闭上,我帮他合了几次都不行,他死不瞑目——他不放心我的姐姐,不放心外孙女媛媛,不放心没有成家的我。

  爸爸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属牛的他是出了名的老实人,老八路作风,部队转业到地方他不知道“找人”,一个营级干部分到乡镇当教导员,之后凭借苦干实干一直干到副镇长,是全镇唯一的模范党员。去世的时候他本来已经退居二线,但人家书记一给他戴高帽,他没白没黑地干,他管的片区曾作为地区先进开过现场会,他工作上的最高理想是“将来干得好,能上报纸,让我死都值了”(他不知道对于日后干上记者和新闻策划人这一行的儿子来说,这个理想实现起来有多容易)。后来听人说,头天他在粮所收公粮维持秩序,因为有人插队他不让,卖粮的就给干部起哄,和他一起负责的另一个副镇长一看这情况,扭身回家吃饭去了,认真到了迂腐程度的他却气得不行,晚上找书记,凌晨两点才回到家里,凌晨五点不到又去现场了,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结果连气带累,早上七点多突发脑溢血。发病的时候,他倚在大树上,已经没有力气说话,光知道摆手,别人上去扶他,他说了句:“头疼,快喊人……”接着就流下两行泪水,不省人事了。

  说也怪,爸爸去世前半年的那个寒假,有一天父子闲聊,他忽然说了一句:“小儿,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你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别屈着媛媛(他最疼的外孙女)。”他一直想抱孙子,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儿子有了女朋友,不知道儿子的工作真的像他担心的那样是“二次分配”,他不放心自己去了之后,这个家能不能过下去。

  镇里为他开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追悼会,至少有上千人自发前来吊唁,除了爸爸的同事和下属之外,居然有很多是冉固镇的农民,“老邓是个好人。”这是他得到的最高评价,一位乡里人说:“邓主任没架子,老远就下车子打招呼。”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戴着黑纱的我和妈妈,挨个与前来吊唁的人握手,镇里一把手李新雷书记在念悼词的时候,数次大哭。

  骨灰下葬的时候,邓集农村老家的习俗要哭丧,我心里凝着一大块东西,悲到极点反而一声也哭不出来,也没有一滴眼泪,我默默地听着那些亲戚在灵位前唱戏一般痛哭,听着她们哭完之后没事人一样拉家常。“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对于别人甚至爸爸的弟弟妹妹们(灾害之年是爸爸用部队津贴养活了父母弟妹,灾荒之年邓家没饿死一口)来说,只不过是死了一个亲人,可是,对于妈妈、姐姐、我还有爸爸最疼爱的外孙女媛媛来说,爸爸走了,天就塌了,阳光都黯淡了。

  处理完丧事回到学校,我接到了爸爸的最后一封家信——那是他发病前几天写给我的,信在路上走了几天,等我接到已是物是人非。那信皮,我一直宝贝般留着,可惜里边的信由于数次搬家动荡,不知丢到那里去了。

  爸爸离开之后,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话,发愤图强,撑起了这个家,而今,子欲孝而亲不在,无数次在梦里见到他(他孤零零地站着,不说话),无数次想到他,只感到从心口里往外一阵阵痛,我经常遐想,假如可以用钱买爸爸多活一个月或者几天,假如爸爸现在还活着,哪怕能让他享一天福,看见聪明伶俐的孙女儿,住上儿子在北京买的“

豪宅”,开上自家的轿车,他该多么高兴。

  每次回老家,几乎都要到他坟上,烧点纸,倒一瓶茅台,敬一只烧鸡,他的坟头很小,在麦地里几乎都找不到,我喜欢呆在那里看看庄稼,尽管我再也哭不出声,我在心里说:“爸爸,我来看你了,现在家里都挺好的,我把咱家撑起来了,媛媛我管着,您也有孙女了……” 文 邓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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