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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Famous杨少斌:用什么颜色终结一生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05日18:02  名汇Famous
text1 午后的阳光洒入杨少斌位于北京宋庄的工作室。巨大的蓝色画幅堆积在灰色的空间里。

  采写/本刊记者 徐展雄 摄影/ 郭延冰

  不久之后,这些散发着莫名忧郁和悲伤的作品将被运往尤伦斯艺术中心。在那里,它们将形成一个庞大的“蓝屋”,围困住观众:一边是参与全球环境论坛的领导人肖像,对面则是挣扎在生存边缘或在气候变化中遭受苦难的难民肖像;另外两面墙上的风景画,一面是太空中的黑洞,另一面则是风暴的中央。

  无处遁逃。犹如杨少斌的人生。

  从小,我就是个混混

  “从小时候的煤矿生活,到后来的‘圆明园’时期,再到‘9·11’,这是我人生,也是我作品的一条线索。”一条充斥着残酷和暴力的线索。

  生活的逃匿和作品的直面成为了反讽的镜像。杨少斌,从一个普通的煤矿之家的孩子,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的亲历者,其间的颠沛流离和跌宕起伏,“回过头来想,当初怎么可能想到自己现在能这样。”

  而窗外的柿子树已经结果,偌大的池塘反射着刺目的阳光。不远处是宋庄的主干道,“1997年刚来这里的时候那还是条泥路呢,现在都这么宽了,而谁又能想到每天晚上的时候,连宋庄都会堵车了。”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讲述的过程中,杨少斌时不时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在记忆的深处,那是些泛滥着尘埃的日子。

  1963年,我出生在唐山。我的父母是开滦第六煤矿的工人,父亲是矿区的党支部书记,作为领导身先士卒,几乎天天下井。于是,几乎每一天,我和妈妈都要去井口等爸爸回家吃饭,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人在井底,生死未卜,这是我对人生最初的理解。

  煤矿区是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我的童年是在打架斗殴里度过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崇拜偶像是张铁生(“文革”时期的“白卷英雄”),我们相信,人生是靠混出来的。我们在自行车链条里塞入火药,一把把土制手枪拿在手里,在械斗里消耗着我们过剩的荷尔蒙。

  可在“文革”时期,暴力就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村里的副村长被批斗成了疯子,我们这帮孩子跟着批斗的人群打他;而那些下放的干部,每天一大早都要到每家每户门口收屎收尿;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家的街坊邻居突然之间就会被逮捕,然后被判刑乃至被枪毙。这仿佛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失去了法则,暴力是生存的唯一依傍。

  即便是唐山大地震,也仿佛是一场梦。那时,我还是个初二的学生。我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7月27日那一天,学校给我们这帮队员分发了全新的运动衣和跑鞋,我兴高采烈地把它们放在储藏柜里,打算第二天来学校穿着它们训练。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发生了。我家离震中有33公里之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第二天,我和往日一样按时来到学校,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一切都已成为废墟。而我的运动衣和跑鞋,也早已灰飞烟灭了。

  这是一个毫无安全感可言的童年。唯一能让我安下心来的是为班级做些宣传版画。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又是班里的宣传委员,画画、写字都还算不错。我的美术老师是一位天津美院毕业的学生,教我们画石膏像和几何形体。由此,也算是为我之后从事艺术打下了基础。

  但我并不以此为豪。我的家人虽然支持我画画,但也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学门手艺,之后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总比在社会上混要好。

  无论过去有多残酷,在记忆中,儿时的生活总是美好。2004年秋天,卢杰、肖雄和我一起吃饭,他们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做个项目。我们聊起了儿时的经历,聊到了矿区,卢杰说:“你小时候生长的煤矿,做这个行不行?”

  这个想法便是我之后“煤矿”系列的雏形。第二年,我们一道人一起回到开滦,随身带着两个摄影师,跟着我们录像。虽然我出生在这里,可这却是我第一次下矿井。这种感受压抑极了,和我儿时的回忆和想象截然相反。那个时候,我总觉得煤矿都很阳光,工房区都很干净,煤矿工人们也很干净,白围巾一扎,靴子亮亮的。现在去了,才发现那里是那么的脏。晚上,当地的接待人员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酒店,可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破的房间。

  后来,我在小煤窑待了三天,和那里的工人生活了三天。他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小破屋子底下,老婆孩子都在里面;一个月赚一千块钱,孩子跑到矿上玩,一路跑着,煤粉就呼呼地扬了起来。

  难道是我记忆出了错,还是现实本就如此?又或是过去反而成为了现在的超现实,这又是何等的反讽?

  艺术,我按捺不住了

  才上了两个月的高中,我就不想再读下去了。

  我想,我并不适合读书吧。

  可我还只有16岁。生活没有给我太多的选择。我成了一个临时工。砸砖窑、挖煤矿、挖下水道、当电工,几乎什么都干过。

  好心的爸妈不想我继续这样辛劳下去,于是便通过关系帮我在派出所找了个活。我算是当上了警察,却只是个内勤工作人员。因为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几乎天天就是在所里誊写户口本。偶尔也会随着同事一起去破案,但破什么案呢,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犯罪分子都是有内线的。

  那是一段百无聊赖而又压抑的日子。我渐渐意识到艺术所能带给我的自由空气。要是没事,我就会回到中学母校美术老师那里,跟着他画石膏像、画水粉画。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些如印象派那样的画作了。

  我爸爸不想看着我的绘画天分被浪费,1980年,河北轻工业学校招生,他便鼓励我去试试。我顺利考上了陶瓷设计专业,班上总共19人,其中便有方力钧。和方力钧相识一场,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比我早熟得多,也自觉得多。我们都住在学校宿舍里,每天晚上关了灯,他还要窝在被子里拿着手电筒看《艺术哲学》,而我又懂什么?我只知道那时的艺术教育仍然压抑而又限制重重,我根本不愿意听老师讲课,自己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在墙上画自己的画。

  现在想起来,我真正对艺术有所自觉,那已经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到唐山陶瓷厂工作的那段时期了。1983年,我从河北轻工业学校毕业,在陶瓷厂一做就是7年。所谓工作,就是给大花瓶设计图案和上色,日复一日,毫无变化。那是我人生中最压抑的一段时期。每个月,我都能拿到四十多块钱的工资,这并不算高,朋友来看望我,请客吃饭,一顿通常要7块钱,那个月剩下的日子,便很拮据了。我对自己说:这辈子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那个时候,方力钧已经去了北京。我失去了精神上的挚友,陷入了封闭的神经质状态。我在自己的宿舍墙壁和屋顶上画满了画,全都是一些阴郁冰冷的意象,可它们却见证了我对艺术的渴求。《中国美术报》是我和外界唯一交流的窗口。我在这张报纸上了解到了“85新潮”“怀斯风”,中国的当代艺术如同一头被压抑了很久的怪兽,正要崛起,可我却是个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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