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出品的尴尬：大陆网络名人为何贱格？
大陆网络名人为何贱格？
网络红人，是娱乐圈比较尴尬的一个小物种。在网络造星与娱乐工业化造星的渠道对照下，网络红人好比明清年间的同进士出身、扩招年代的大专生学历、郑秀文(微博)当红时期的新人杨千嬅(微博)，总透着一股身份可疑、前途未卜、鸠占鹊巢的味道。
网络红人，是娱乐圈比较尴尬的一个小物种。在网络造星与娱乐工业化造星的渠道对照下，网络红人好比明清年间的同进士出身、扩招年代的大专生学历、郑秀文当红时期的新人杨千嬅，总透着一股身份可疑、前途未卜、鸠占鹊巢的味道。网络由一个信息平台变成一个成名捷径，前后不足二十年；它对当下网络注意力经济的后现代主义式阐释，透过一代又一代的造星热潮体现出来。网络造星，到底是一场狂欢还是一条穷途？本刊记者走访二十多位娱乐圈、公关圈、文化圈人士，通过对苍井空(微博)的案例剖析及台湾与大陆两岸网络红人的包装方式比较，试图对现今造星工业的一个分支—网络造星，做一个全景式解密调查。
采写_本刊记者 蔡慧 刘倩 邱致理 曾明辉
部分撰文_米荆玉
大陆网络红人为何“贱格”？
同样身为名人，网络红人总显得比正规渠道明星显得“贱格”—不仅是演艺身价偏低，还屡屡有急功近利的小动作、不上档次的负面新闻、素质低下的评语。网络红人为什么总是名利场的“二等公民”？
网络的审美趣味，往往走在电视、电影、唱片等主流渠道前面；网络红人的成名核心是后现代语境下的复杂与冲突，这与主流娱乐明星对主流价值乌托邦的讴歌形成鲜明对比。杨幂(微博)、周杰伦、王宝强(微博)这些明星所体现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等级分明、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娱乐文化，而苍井空、干露露、凤姐等网络红人传达的是拼贴、偶然、视角平等、非主流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娱乐精神。
然而，当网络红人想要把人气兑换成利益时，往往需要向主流、现实主义“变节”。像是Hold住姐(微博)的卖点在于两种文化互相拉扯造成的语言畸形并引发的冲突感，这个卖点拒绝解释。一旦Hold住姐当上主持人，她必须啰啰唆唆解释自己的卖点。旭日阳刚的《春天里》，代表了底层人士对汪峰(微博)功成名就后摩挲伤痕进行嘲讽的姿态，但被春晚误读之后迅速被各种演唱会招安，随后嘘声四起。网络红人由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这种“变节”，如果没有一个注意力沉淀、二次包装、不动声色的转圜，会显得非常突兀而且谮越，刺激主流民意。
与大陆的情况迥异，台湾网络红人豆花妹、阿福(微博)、Hold住姐屡屡顺利转型为正式艺人，发展势头不错。台湾网民1600万，大陆网民5亿多。两个数量级对比悬殊，所以台湾的“长尾”Hold住姐可以在大陆网民里二次售卖，而大陆的“长尾”旭日阳刚没法在台湾找到运作空间。想想看，要在5亿网民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大陆网络红人必须要足够激烈、足够勇敢、足够博眼球，所以我们才有了贞操女神、凤姐、干露露母女等被恶性消费的网络红人。
一般来说，在官方娱乐越强大的地方，非主流娱乐的畸变度越高。当网民与五毛党形成了制约关系之后，证明现实中的管控已经侵入了网络。网络红人更像是在“莫谈国事”的红纸条下走红的艺人，网民负面情绪的大量积累，使得网民所拥戴的第三代网络红人身上隐隐投射出这个社会的各种病在腠理、病在肌肤、病在膏肓的症状。而台湾的娱乐消费自由度很高，网络娱乐的受众基本上也是主流娱乐的受众，所以台湾网络红人的素质基本延续了主流娱乐的路线，成为娱乐产业的后备补充。从管控与畸变的角度去衡量，对台湾产、大陆产网络红人来说才更公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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