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要去他从未去过的黄山，这就让他没有理由拒绝经纪人为他买好的“李宁牌”运动鞋，很有些恋恋不舍地将脚下穿惯的中国老布鞋换下来。

　　从英国回来的傅聪身着棕黄色的中式丝绸外套，靠在沙发上温和而友善地笑着，半长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而烟斗放在茶几上，似乎还有余热———他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

　　虽然秋天刚刚到，傅聪却戴着毛线手套，不是因为冷，而是手病。对于一位钢琴家来说，几年手病的折磨无疑是一场梦魇，幸而它们终于重新轻盈起来———那位医生可能以为自己只是挽救了一名病人的手指，却不知道他同时为观众带来了福气。这位被《时代周刊》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的“钢琴诗人”终于又可以自由地弹奏。

　　10月2日，傅聪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一场独奏音乐会，10月12日，在广州举行另一场。为了准备演出，也为了黄山，他在9月中旬就回到了中国。

　　写傅聪似乎不能不提他的父亲傅雷和著名的《傅雷家书》，这本书让傅雷的家庭成为中国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今年是傅雷夫妇离世35周年。10月2日是农历八月十六，中秋节的第二天，傅聪的这场演出也是对父母的一个纪念。

　　可能谁也无法说清他对这片土地怀有的复杂的情感。4年前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当这位多年未回国演出的钢琴家登台时，他抚摸着钢琴停顿了许久，他流泪了。

　　傅聪确实善感，他讲话低沉，语速缓慢，但说到激动处，嗓音会突然高亢起来，有时他又会突然间变得伤感，头靠在沙发上，沉重地喘气。他的弟弟、北京特级教师傅敏坐在一旁，身体前倾，眼睛如此关切地看着他的哥哥，此情此景，令人难忘。

　　音乐和比赛是两回事

　　记：这次回国演出距离上次已经有4年，是不是感觉有些不同？

　　傅：我在英国是在一个与世无争的环境里，非常安静，一回来就感觉这里充满了活力，非常强烈，以至于让我有一点害怕(笑)。现在中国人真是很能干，在世界各地，在美国，我都见到那么多聪明、有能力的中国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我是相信的。

　　记：这几年不少中国年轻人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比如李云迪、陈萨，还有郎朗，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钢琴世纪到来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傅：年轻一代好的钢琴家在中国已经很多很多，不仅有你刚才说的，国外还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比如安宁，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大赛上我听过，非常好，那次他拿第三，我认为应该拿第一。还有在波士顿学校我上大课的时候，有几个中国孩子真是精彩，技术辉煌得不得了。

　　记：你会不会有一种被后来人超过的紧迫感？

　　傅：我很高兴能被后来人超过，而且应该被超过，他们先天有比我好得多的条件，他们的基础训练，也就是童子功，远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而且即使在我那一代里面，我也是比较落后的，因为我可以说是半路出家，17岁才真正地下功夫，而且技术上一直都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完全没有基础，现在想起来近乎荒唐(笑)。而现在，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技术都好得不得了，听比赛的时候有时候听得都发傻。不过，这跟音乐是两回事情，好的音乐还是很少的。

　　记：什么是你所说的好的音乐？

　　傅：对音乐内涵真正的理解，而且真正有个性，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道理，是真正懂了音乐之后的创造。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学问。

　　记：你有没有听到过李云迪他们现场的演奏？

　　傅：李云迪我没有直接听过，只听过录音，听录音不能作准。陈萨上过我的课。郎朗我最近在英国听过，好得不得了，了不起，他已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钢琴家。

　　记：你经常给学生上课吗？教授学生的乐趣和演奏的乐趣应该很不相同吧。

　　傅：大课很多，master class(国内一般翻译为大师课。编者注)，一般学生都是年轻的非常优秀的钢琴家。其实我觉得我不能说是在“教”，很多学生都说我很特别，因为我只是把自己看成比他们多一点经验的、年纪大一点的同行，我们一起去发掘音乐中的奥秘。我认为教学最重要的不是教什么，而是教为什么。音乐和其他艺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乐谱是死的，但演奏家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诠释它，不同的诠释可能同样合理同样有说服力，当然要有一定的文法和根据，不能乱来。这就是学问。

　　“越老越紧张”

　　记：你现在上台演出之前还会不会感到紧张？

　　傅：永远是紧张的，怎么会不紧张？我想大部分人总是紧张的，而且我觉得不紧张不一定是好事，有些人好像是铁打的，什么都不怕，但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vulˉnerable，中文翻译大致应该是“敏感的”，但这个词也不完全准确。

　　记：是不是每次对于自己演奏的好坏都无法估计？

　　傅：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记：我记得有关你的一个故事，说一家公司前一天演出给你偷偷录音，结果非常好，告诉你第二天正式录音，结果又不好了。

　　傅：这就是“本末倒置”，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录好，你就对音乐不够忠诚，所以马上出毛病，音乐这个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需要你全心全意投入，置成败胜负于度外。我曾经说过我是音乐的奴隶，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是它的奴隶，所以你就必须战战兢兢的。它永远是一座高山，一个年轻人往往是什么都不怕的，因为他就知道一点，知道得越多你就会越觉得它又高又远又伟大，永远都让你仰望。这就又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上台这么多年还紧张？因为“越老越紧张＂(笑)。

　　记：听说你这次演出的曲目中就有当初你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时弹奏的作品？

　　傅：没有没有。现在人们还是经常谈到我获奖的往事，但是我觉得，50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已经相差很远很远，恐怕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记：你被称为“肖邦作品真正的诠释者”，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于这种诠释有没有帮助呢？

　　傅：不论是中国人、波兰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可能任何民族都有天性跟肖邦非常接近的人，不过我觉得中国确实是一个特别诗意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和肖邦特别接近。

　　记：你很早就已经是这个大赛的评委了，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在再让你参加比赛的话，会不会可能得不了奖啦？

　　傅：那是一定的。比如说我认为自肖邦去世之后对他最伟大的诠释者是法国的科尔托，我们都说如果他来参加比赛的话，绝对过不了第一轮。他出错的地方实在太多啦，有的年轻人听了说，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差得很，比学生都差，但是他在音乐上的理解、对肖邦灵魂的掌握到现在为止还是最高的。

　　记：你经常提到“赤子之心”这四个字，这是不是你做人弹琴的准则？

　　傅：是呀，如果你的琴声很纯洁地发自内心，会天然有一种感染力。我父亲经常说：真诚第一，感人的音乐一定是真诚的，有的人可以弹得很华丽很漂亮，你也会欣赏，但被感动是另外一件事情。科尔托就是这样，他有很多毛病，但他真是感人。

　　记：保持这颗赤子之心在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傅：很难。我看到过很多音乐家慢慢丧失掉了这个东西，虽然他们可能照样成功。在我的朋友里面，有两个我觉得从来没有丧失过赤子之心，从来没有丧失对音乐的忠诚，他们都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是鲁普，一个就是阿格里奇。我给你讲个故事，鲁普有一次音乐会上演奏协奏曲，那天是他50岁的生日。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聪，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昨天晚上的演奏？我说，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太了解你了————因为我演出后去后台你不像平常那么热情。我就说，音乐嘛，见仁见智，有些地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而已。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还这么嗦。最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肺腑之言：聪，你知道吗？Nobody tells

　　　me anything！意思是人们什么都不对我说。他这话是很伤心的，因为他已经是大师，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人敢跟他说什么了。我从他的话想到鲁宾斯坦弹的一首乐曲，最后一个音符总是错的，唱片上也是错的，因为那个音符他看错了，可是这一辈子都没有人敢告诉他。这也是很可悲的。鲁普知道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如果不热情一定有意见，如果有意见他一定要听，虽然这个意见可能我们争论到死他都不同意。不过，这样的艺术家是难得的，并不是很多，可能大部分成功的艺术家听到批评的第一反应是反感。

　　最重要的是勇气

　　记：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还会选择钢琴吗？

　　傅：我有时候在想，我应该很早就去搞指挥，现在已经太晚了。年轻的时候因为战乱、因为老师的问题、因为我对父亲的逆反，我曾经有一段“浪子＂生活，错过了技术上来讲很重要的年龄，所以一辈子练琴都很辛苦，比一般人要多花很多时间。搞指挥，我就不用在技术上那么辛苦，可以纯粹去搞音乐。但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呢？可能是因为当指挥要学会处理人事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不行(笑)。

　　记：你的性格跟你的父亲像不像？

　　傅：是有很多相像的部分，但我也有我母亲的一部分。

　　记：更温和那一部分？

　　傅：对，我的父亲也不是说心硬，但他有时候为了原则可以斩钉截铁，而我有点像我妈妈，很容易心软，我性格里矛盾的东西要多一些。

　　记：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天分？勤奋？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还是思想？

　　傅：可能这些都需要……(沉默良久)但是现在我觉得，也许最重要的是勇气，能够坚持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永远里外如一，这很难做到，因为这个社会天天在教你说谎，包括在音乐上也是如此。1985年我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做评委的时候，评委会主席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肖邦专家，在听比赛的时候，我注意到一首夜曲里面有一个踏板的处理，没有一个年轻人是按照乐谱来做的，我就问这个专家，为什么他们不照着做。他叹了一口气说：“可能他们不知道，也可能他们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去做，或者是知道该怎么做但不一定敢做，因为大部分评委不知道。＂现在我教学生时也提醒他们，如果你们这里要忠于作曲家的原意，去参加比赛可能会减分。有很多传统或者是某些人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要敢于不顾一切，只是忠诚于艺术真的很难。不过，说到勇气，我也是感慨很多，我最近在看余秋雨的散文，讲到古代流放东北的那些文人，你说，说真话哪里有那么容易，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会牵连到朋友妻儿，所以，又能说什么是勇气？……所以，我有时候只能躲在家里搞自己的学问算了，不要管太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爸爸很像，对世态炎凉感受特别深，但是又丢不掉对艺术对真理的执著，所以会很艰苦。

　　记：有关你的这个家庭，已经有《傅雷家书》、《与傅聪谈音乐》等不少种了，你会不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再写一本书出来？

　　傅：我不想再写这些东西了，我已经胡说八道很多了，到处都是我乱说的话，够了……(本报驻京记者杨非 白继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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