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汉姆！他又进了！”英国足球电视解说员的音调是颤栗的，仿佛“贝克汉姆”这个音节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带有神迹的一道闪电。

　　所以，当贝克汉姆被阿根廷球员杜舍尔铲断了脚趾骨的时候，整个英国所爆发出的愤怒是强烈而持续的。英国的报纸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外交部长应该马上召见阿根廷大使，向他提出抗议，或者，也许我们应该派一支特种部队去会一会杜舍尔——这样的舆论在我们看来很有些不可思议。

　　贝克汉姆受伤发生在世界杯前夕，狂热的英格兰球迷一下子如丧考妣。他们并非从未见过自己的球星受伤，也并非不理解足球场上经常发生的悲喜剧，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在一场比赛中多次被放倒的情景也许还曾是他们的“盛宴”，然而，贝克汉姆的缺席却意味着英格兰足球可能再次在世界杯上与“大力神”失之交臂，这才是他们不能忍受的。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贝克汉姆受到了不公正的飞铲，这个酷哥拄着双拐的背影也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楚楚可怜，他们只是觉得他们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杜舍尔那箭一样锐利的倒地有可能断送他们作为球迷的快乐，而这，才是浪潮一般席卷英格兰的愤怒的根源。贝克汉姆如果不是贝克汉姆，而是另一个无关紧要的球员，人们绝不会这样大面积地愤怒起来。

　　球迷对球星的喜爱经常不是出于对“人”的喜爱，而是对这个人身上谜一般挟带着的球技的喜爱，他们所追捧的也是球星身上的奇迹——他能够像外星人一样，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把皮球踢进网窝。一旦球星丧失了神迹，他立刻什么都不是，球迷们很快就会把他抛到脑后。球迷对球星的这种“非人”的热爱，是足球运动中很耐人寻味的心理现象。

　　如果受伤的不是贝克汉姆，球风一向凶狠的杜舍尔会受到如此严厉的谴责吗？应该不会。人们有时把球场上的这种狠角称做“屠夫”，但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也不见得有多少贬义的色彩。像杜舍尔这类经常跟前锋的小腿过不去的后卫，有时也被美其名曰“清道夫”，从这个词的中性色彩(也许还有点褒扬的味道)中，我们也能看出球场上的道德并不见得与社会通用的道德是同构的。如果这种凶狠对自己的球队有利，它甚至会受到球迷的无情赞美。一些人的潜意识里也许还会想到，一旦球场上没有这样一批“野蛮人”，贝利、马拉多纳、贝克汉姆就会成为上帝。为了不让天才的前锋成为上帝，就必须有一个魔鬼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这也许就是野蛮的风格和野蛮的球星绝不会被从球场上清除掉的内在原因吧。

　　人们也许还没有忘记哥伦比亚球员埃斯科巴因。在1994年的世界杯上，他不慎向自己的球门射进了一粒乌龙球，打道回府后，他被本国的球迷杀死在自己的国土上，杀死在“非人”的热爱里——有利原则就这样以血腥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残酷性。丧失了“有利”价值的人甚至因此丧失了生存的权利，这未免太可怕了一点，对文明也未免是个极大的嘲弄，可这样的事情竟然就发生了。几乎每一届世界杯之后，都会有一些失利球队收到死亡威胁。发出这种威胁的，正是“热爱”着他们、以疯狂的激情围观着他们的球迷。

　　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谢霆锋事件。两件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在某个方向上，却又具有某种奇妙的联系。

　　香港廉政公署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一向是冷血无情铁手追命的，但这一次干起活来却表现得很娱乐。他们明知道谢霆锋不会潜逃，明知道无论何时逮谢霆锋都如同探囊取物，但偏偏要在深夜里从张柏芝的香闺里把谢霆锋拘走，这种戏剧性的做法很有意味，很像是在为王菲“出气”。

　　谢霆锋在跟王菲搞姐弟恋时，香港人民和当地传媒表现得很幸福。王菲从很有才华但性格孤傲冷僻的窦唯身边解脱出来，转投到谢霆锋这个万人迷的怀里，这个事件本身就具有无限的“可围观性”。王谢二人也很愿意为公众的快乐提供干柴烈火，他们不仅出双入对，还在电视观众的眼皮底下眉目传情，甚至连座骑、手链的匹配也都要做到尽可能地“有料”。他们自己并非不懂得感情的脆弱和不可靠，香港人民也并非不知道他们二人的未来有多么脆弱和不可靠，但王谢愿意表演，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本来也都是表演，而香港人民也愿意围观，于是，一件本来就不可能有美好结局的姐弟恋就被做成了一个“局”，一个在娱乐圈里稀有的爱情神话，这个神话不仅看上去很美，还颇能安抚那些渴望爱情而不能得的普通人的内心。演到酣处、看得激动时，无论是王谢本人还是公众，一定都是把他们的恋情当了真的，所以，当谢霆锋与张柏芝的绯闻传开时，香港人民才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侵犯”。谢霆锋虽然只是改变了个人的感情轨迹，却剥夺了大家的围观乐趣，剥夺了众人的神话，于是也就招致了愤怒。这股强大的愤怒让谢霆锋一度萌生了淡出娱乐圈的退意，也正是这股愤怒让谢霆锋在出了车祸之后，不敢暴露自己和张柏芝拍拖的“踪迹”，这才找人顶包，犯下了事儿。而香港廉政公署虽然执行的是公务，也的确师出有名，但从他们行事的戏剧性上看，又何尝没有“愤怒”的痕迹呢？

　　谢霆锋被廉政公署拘捕后，一些内地人士感叹香港强力机构的确很有效率，也的确能够体现公正与严明，但很快，这些人士就发现公众似乎并不在乎谢霆锋到底是不是做错了事。对于公众(在这里，公众既不是指人民，也不是指群众，而指的是社会人与他们的道德、情趣的“集合”)而言，谢霆锋到底有没有找人“顶包”是次要的，他“背叛”了王菲才是重要的。他的被捕似乎并不是他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的代价，而更像是一个“报应”。人们对谢霆锋的愤怒更多的不是因为他“犯了事”，而颇有借机泄愤的味道，其潜台词是：谁让你小子打破了我们心中的爱情神话？活该你倒霉！这种潜在的愤怒情绪比来自法律的谴责要汹涌得多，也可怕得多。

　　演艺明星与球星一样，他们所获得的“爱”往往也是“非人的”。追星族只要年龄稍长，都明白明星和自己一样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他们追捧明星并不是由于明星本人有多可爱，而是明星具有“围观价值”，是闲谈时必要的佐料，是平淡的日常生活里难得的调味品。对于那些智力稍高的人们来说，明星大多时候不过是“玩物”，至于他们本来是什么样子，倒是很次要的问题。所以，从内容的实质上看，崇拜和被崇拜有时不过是玩弄与被玩弄而已。只有那些长期被围观的人，才能明白自己实际上是被公众玩弄着，并因此感到严重的不爽。就谢霆锋个人而言，铁窗三十六小时之后，他对被围观的感受一定从以往的甘之如饴迅速变成了现在的深恶痛绝，从而发现被大众崇拜的精神实质。而公众一旦确认谢霆锋没有“围观价值”之后，这个由香港的娱乐产业高效“膨化”出来的宠儿，这个由绯闻哺育的、并无多少真实内涵的偶像，也许就此坍塌了下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无论是贝克汉姆受到的同情还是谢霆锋遭到的谴责，与公正和正义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与公众(包括国人和洋人)的围观心态大有瓜葛。由于围观本身并不区分正义和非正义，所以，围观心态也并不推动道德建设与社会进步，相反，它更像是笼罩在公共生活中的情感迷雾。这样的迷雾我们一再遭遇过，从远华红楼的“反腐倡廉游”到伤熊事件中的集体变脸，都能看到迷雾的踪迹。(老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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