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朋想暗地里操纵F4跳槽，他在演唱会前一天在香港挑动言承旭炮轰经纪人公司，同时严密阻挡F4和媒体接触，表面只是要求加薪、提高待遇，但其实就希望明年3月带齐F4跳槽。”11月21日，虽然上海F4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但是上海演唱会主办公司的余经理一说起当时的情况就会气愤难平。“江一朋想带F4四个人一起走，他在幕后搞出一大堆事情，让我们在中间很难做。”

　　11月27日，当记者再度向余先生求证这个传闻时，余先生已经改口说“不清楚目前状况发展”，但是他同时承认有关分裂的传闻是邱复生(东风公司的老板)亲口所说，“邱先生私下里跟我们内部小范围人员说过几句(F4分裂的内幕)，估计他不会跟外人(记者)讲的。”

　　其实，无论余经理的投拆中是否带有个人解读成分，读者只要随着F4演唱会报道一站站看下去，就发现事情发展越来越怪异：F4随行人员从上海铁桶式保护发展到南京拒绝媒体、广州演唱会拒绝记者携带相机，这其中多少带出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到底是怎样的经纪人公司才会以得罪媒体和歌迷为乐趣？除非这家公司已经恶意放弃了F4的形象与资源，或者就是的确有人趁将在外，要斩断F4和经纪人公司的最后一丝脉脉温情。

　　作为旁观者，我们无法得知F4公司运作的所有细节。听听主办方为江一朋列出的五宗“罪”，以及各方对此的反应，或许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混乱不堪的巡回演唱会背后隐藏的真相。

　　第一宗罪：分裂F4

　　据了解，东风的打算是全力应付F4目前所有演出安排，活动结束后，有可能把江一朋和“作乱份子”一同剔除。据此分析，一旦经纪合约到期，以目前F4与经纪公司恶劣的状况，这个组合可能面临分裂。至于江一朋的打算，余经理分析说，江一朋目前“铁腕”掌管F4的公众集会，严禁4人说漏消息，到了演出结束，他们和媒体及公司的关系都已恶劣到了极点，F4就有可能被江一朋收归旗下。

　　“你看江一朋现在对外宣传也开始讲‘F4有可能分裂’，这些都是苗头。这两天内地报纸揭发说柴智屏抽佣60%，还有详细的收入账单，这些东西除非有内部人员报料，不然外人怎么能够算出来？一旦F4如他所说拆开，还能象现在一样红火吗？这四个孩子心里其实很清楚，他们也不愿意分开。”余先生进一步分析说，“F4分开了发展前途很难预测。”

　　无论上海、南京、成都还是广州，F4演唱会的推广活动都被严令禁止，F4要解散的传言也一路传了下去。这种状况让演唱会组织方很被动，除了在南京的媒体官司外，余先生还抱怨说，“我们的员工也取消了很多活动，在上海东方电视台，他们也差点和江一朋等人起冲突。”

　　各方回应：

　　由于不在台北，邱复生秘书姜小姐委托东风电视台杨德行代为回复传言，杨先生表示对演唱会当天发生状况一无所知，只能推断说，“邱先生其实不负责F4的有关细节，他应该没有理由说出上述传闻。”

　　东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F4演唱会负责人刘先生则表示不了解F4的经纪关系。

　　江一朋听完记者转述的“分裂F4”传闻后太怒：“放屁，我跟他讲他是放屁。F4演唱地我们去也去了，唱也唱了，至于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我们经纪公司和关系企业的事关他屁事，他都搞不清楚我们内部的关系，为什么要跟媒体多讲呢？”

　　过一会，江一朋又慢慢解释说，“东风电视台的负责人是葛福鸿小姐，她也是全程派人跟随F4演唱会的负责人，邱先生不主管东风电视台的业务，他怎么会对自己不清楚的事情发言呢？”

　　第二宗罪：欺名盗世

　　“柴智屏和江一朋都只是东风的员工，可米经纪公司也只是东风卫视下面的一个公司。”原来，“F4教母”、曾经荣获《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荣誉的柴女士不过是东风分支机构可米公司的“管家”而已。

　　余先生回忆说，“那时候我正在准备宴会，东风卫视专门打过来电话，问我位子怎么排，‘江一朋排在哪里’，我说根本没摆，‘柴智屏呢’，我说也没摆。我们座位上只排了东风三大巨头邱复生他们的名卡，柴智屏、江一朋他们根本提都没提。

　　“他们根本就不能和老板们坐到一桌上，柴和江都不过是东风卫视的员工。东风的人说‘他们是谁啊，怎么能和我们坐在一起’。江一朋为了宣传需要才说是经纪人，其实江一朋只是F4保姆的总管。”

　　余先生又解释说，“倒不是说柴智屏、江一朋坐了宴会同一席，东风的老板就会生气，但是他们怎么会跟员工平起平坐呢？”

　　各方回应：

　　东风文化刘先生一开始否认可米和东风的隶属关系，但是记者随即提出了两者资产关联的有关证据：可米瑞智公司主办的F4官方网站(comicfamily.mymuch.com)版权属于邱复生任董事长的年代集团旗下年代网际公司所有。也就是说，F4的所有官方消息发布权最高仍属邱总的年代集团操控。听完记者的举证，刘先生默认了东风电视台和可米瑞智公司之间的资产联系，“我们(指东风)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构，各部门都掌管着不同的职能，比如可米属于制作经纪，我们上海这边也有自己的工作范围。我想柴智屏应该属于可米公司的负责人。至于上次F4上海演唱会的酒席柴智屏根本没来，所以无所谓排位问题，而江一朋人虽然在上海也没有参加酒宴。”

　　第三宗罪：四处栽赃

　　“你看到上海演唱会上那一大群紧跟着F4的小女孩就是他们的保姆了，就属贴身的四个最难对付，其中又是言承旭的保姆最过分。”余先生继续说，“那些人躲在酒店房间里拼命点东西，然后都算到言承旭头上。账单拿来我一看，言承旭一个人要喝300块钱啤酒。我说‘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喝那么多啤酒’，可是最后都还是签了单，F4一顿饭居然可以吃掉2000块？”

　　“他们绝对阻挠任何媒体采访，当时在上海东方电视台的采访也出问题，我后来出来说‘这个采访不是你们小人物说了算的，我是跟东风的老总直接谈好的’，他们这才妥协了。当时采访的时候她们拉了朱孝天、吴建豪居然就准备跑掉。”余先生说，“我批评说他们不好，影响形象好像也不好意思，但是他们就是把F4当成自己家的东西看待，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各方回应：

　　东风电视台杨先生进一步证实可米同东间的紧密联系，“具体保姆们在酒店做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歌手除了演出之外只能在酒店房间里活动，我们也跟演唱会主办方签有合同，在一个限定的数额之内他们的花费由主办方承担，如果超出限额就由东风承担，我想主办方应该不会不清楚这些条文，我们拿这些问题出来讲其实没有必要。”

　　杨先生又说：“至于合同限定花费的数额我不方便公开，因为大家签有合同，我必须遵守保密条款。”那么F4演唱会的主办权到底是由东风还是由可米出面签给内地演出公司呢？杨先生没有作答。

　　江一朋解释说：“一顿饭吃掉2000元的事情的确有，但是你要知道原因。一开始酒店每送一次餐就要来十几个人，轮番索要签名，我一直跟酒店的人反映，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打搅客人呢。后来保姆只好说‘好吧，送餐都送到我房间里来’，所以包括艺人在内所有人都是在保姆的房间里用餐。这样一算下来，价钱应该不算离谱吧。”

　　第四宗罪：恶对歌迷

　　“在上海他们也说不见歌迷，问我记者会现场有歌迷吗，我说记者要是也喜欢F4怎么办，算不算歌迷？除非限定来的记者年龄必须50岁以上。既然中国的任何词典里都没有规定‘歌迷’这两个字的解释，你让我怎么杜绝歌迷记者会入场呢？”

　　这究竟是东风的意见，还是江一朋个人行为呢，余先生解释说，“东风的老板知道上海记者会搞得气氛比较僵，后来还专门又补作过访问。”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上海平面媒体对这场F4亚洲首演只字未提，而东方电视台做好的访问也被珍藏了起来。比较而言，本报15日刊登的F4访问是国内最全的。

　　各方回应：

　　江一朋有自己的理由。“我们是来做演唱会嘛，这不就是接触歌迷的机会了，难道说我们来开演唱会还要举行握手会，签名会之类的。不光是内地，F4在其他的方举行演唱会时我们也会保持这个原则，艺人不会跟媒体私下接触，只会举行见面会这个样子。”

　　第五宗罪：不交版税

　　“F4在11月10号离开上海，我拦住了车子不让他们走，因为F4演唱的歌曲他们应该交版税呀，结果最后还是我们交了。”余先生大吐苦水。

　　不过还好，毕竟上海F4首演赚到了钱，比起南京、成都这些没赚乃至赔钱的演出公司好多了，毕竟上海主办方还有盈利。

　　“我马上就去宁波跟主办单位算账，税收、海关费用、著作权费用上面我们都要收钱回来的。我是不担心的，现在演出活动越来越规范了，付掉的费用我们当然收得回来。”

　　各方回应：

　　11月27日，F4演唱会中国主办方刘总回应传闻：“F4和经纪公司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公司只是做了一次巡回演唱会而已，所谓有关欠款的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版权、费用目前已经全部结清。”

　　F4与媒体交恶事件簿

　　F4解散的传闻很早就流传开了，在F4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江一朋一向都充当发言人的角色，不许四个“小孩”回答记者提问，只要情形不对，江一朋就会把话筒抢到自己手中。有分析认为，江一朋此举的目的无非是担心F4会走漏了他挑拨F4和柴智屏及公司关系的“阴谋”。以下这些就是近半年来F4和媒体交恶的事例，不难看出，江一朋为分裂F4确实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6月13日，广州媒体报道，某广告公司工作人员杨某在11日的时候“分别向广州七八家媒体索要5万块钱的‘采访费’”；6月14日，报道又称，杨某在12日“竟然又突然‘袭击’了《南方XX报》一名正在和F4随行人员说明‘5万元事件’始末的男记者。”

　　10月22日，台北。F4在庆功宴结束后走出酒吧。为了阻挡媒体拍照，两名工作人员夺下记者相机，抽出底片，双方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两人身体多处瘀伤。

　　11月5日，言承旭因身体不适缺席台湾举行的《流星花园Ⅱ》全亚洲试映会，“其余三位成员在记者要求他们挥一挥手时没有任何反应，引起台湾传媒不满。”

　　11月9日，周渝民和言承旭双双缺席上海见面会。紧随其后的歌迷见面会也被取消。

　　11月11日，筹备近半个月的南京记者见面会由原定的1小时减成20分钟，原定4位主持人被减成1位主持人，见面会无故迟到1个半小时，“并在短短10分钟后便草草了事”。

　　11月19日下午3：30分，F4记者见面会在成都某宾馆举行。媒体报道称：“15分钟的见面会上，除了言承旭应付性的笑容外，其他F3的脸上连一丝微笑都没有，周渝民和朱孝天更是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精神状态极其冷漠萎靡。大多数时间都是经纪人用奇谈怪论敷衍成都媒体。”

　　11月21日，原定在19：30分举行的宁波媒体见面会推迟了2个多小时。

　　11月23日，F4在广州举行演唱会。事前没有媒体见面会，不办记者证,演唱会现场不准记者离开座位拍照。

　　江一朋说法：“我们很难做人”

　　由于可米严格控制F4和歌迷、媒体接触，在大陆一般读者心目中，难免对可米公司留下了比较负面的印象，江一朋很无奈地解释：“内地媒体这样报道其实对艺人的形象有很大伤害，但是我们也不能让主办方随便通过F4赚钱。就像南京那次，江苏省演出公司私下里收了电视制作公司20万，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了现场一看状况，我怎么能够让艺人上这样的节目。我们的原则是事先说好该做的都会做，事先没有沟通，临时增加的安排我们就不能配合。”

　　江一朋觉得记者会台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能看到，不用多讲。“只不过有些时候小朋友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当然就由我来说明，比如记者问他们最近工作安排，他们真的不知道嘛，那是不是就要我来讲，难道说大家都要傻呆呆站在台上，可是我讲了又说我一直讲个不停。”

　　江一朋也想借此机会来反问媒体：“我觉得做我们也真的很难，大家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满意呢？”本报记者陈汉泽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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