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刘德凯之前，我更愿意叫他“费云帆”——因为在那个琼瑶编织的“一帘幽梦”中，他实在表现得太完美，以至于成为每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梦想中的爱人。他也喜欢别人叫他费云帆或其他角色的名字，但笑着说费云帆“是我的偶像，他是大情圣，那么浪漫的一个人我做不到”。

　　他是O型血、处女座的男人，书上说这样的人对别人和自己要求都挺严格，追求完美。 在我们整个交谈过程中，他谈到一个细节令我记忆深刻——他说“你看过吕克.贝松的《职业杀手》(《杀手里昂》)吗？那部片子一开始杀手出场什么都没带，就带了小小的一盆植物，这是一个典型的漂着的人，吕克.贝松处理得很经典。我特别有同感，因为他不断地换地方，又不放心别人帮他养，所以只好随身带着。我很喜欢植物，从前也养过很多，说起来比较二百五，我常常会放音乐给它们听，有时候觉得跟植物沟通比人还容易”。当然后来也因为他的“漂的状态”，植物不得不都送人了。

　　在准备这篇专访的过程中，我时常在上班的路上回忆刘德凯关于“自由”、关于“流浪”、关于“舍得”的一些说法，突然就想起那句曾经最欣赏的话——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当然，在漂着的日子里，他无时不满怀热忱地携着自己钟爱的影像之梦，期待不邀而至的灵感和奇迹发生。

　　解读性情男人刘德凯

　　提及这个男人的名字，于我、于许多和我同龄或更年轻一些的朋友来说，似乎都弥漫了一种浪漫气息，我当然清楚这完全是拜琼瑶所赐。有时候幻觉就在某一刻发生，你混淆了他扮演的角色和他本人。刘德凯因此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绅士、宽容、浪漫、平和以及温文尔雅。

　　第一次见到刘德凯是在冬末上海的某个雨天，为了他执导的电影《烟雨红颜》。那一次站在半米之外，看他坐在圈椅中和一群记者侃侃而谈钟晓阳，当时令学文学的我心生羡慕，在那样嘈杂的环境里，他竟然可以如此淡定地和人谈小说。还有就是，一个中年男人，竟能把一件红衬衣穿得那么得体。

　　之后是在初夏的无锡，在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之夜最后的酒会上。他一次次被女记者们从大圆桌前拉起来，微笑，合影——因为他曾演了那么多让这些女子着迷的优秀男人。我们拼坐在一张椅子上，谈话在人来人往中断断续续。那次的他令我心生好感，一个红了很久的明星，还能这样对待每一个影迷或记者，很不容易。

　　后来又和一直在内地奔波的他通过几次电话，发过短信，约他什么时候可以做个专访，他说就要来杭州了，为新剧《欲望》续集作宣传。

　　于是，有了这个初冬某个夜晚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我们面对面坐在17层高的楼上，靠窗的位置看得见一半的西湖夜景，还有灯光耀眼的雷峰塔，背景音乐是不断重复缠绵的《爱的代价》。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刘德凯依旧很“知识分子”，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变不了的。

　　☆似乎跟杭州很有缘，他说第一次来内地拍戏是1992年，刚好是来杭州拍《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西湖边。和他交谈之后我更愿意把他当做一个导演，一个十分偏爱文化韵味的知性男人。他说话的时候不时拿起手边一种裹在深蓝色烟壳中的烟点上，喜欢神情专著地直视对方的眼睛。

　　记：您最近是不是都在内地？

　　刘：是，最近几个月都在这儿跑来跑去的，大概过些天要回台湾一趟。刚拍完《孝庄秘史》，演皇太极。我自己非常满意，尤(小刚)导也很满意，我觉得应该不会让观众失望。

　　记：听说您是学新闻出身，后来改行进入演艺圈。

　　刘：大学里是学新闻的，出来后当记者。进入演艺圈一开始我是做幕后比较多，当演员反而是在做幕后两三年之后开始的，当时先做副导演、导演等。

　　记：在这个过程中您会不会受到一些导演的影响？比较喜欢哪个导演的影像风格？

　　刘：影响肯定有。主要是受上世纪50到60年代法国、意大利、美国等一些戏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在叙事方式上。

　　我个人比较喜欢欧洲一些所谓的小品电影，它们跟人性比较贴近，并不是纯粹的叙事电影，比较能深刻地打动人。

　　我喜欢的导演，当然是像《教父》的导演科波拉，还有斯坦利.库布里克，那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记；中国内地的呢？

　　刘：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我觉得李少红拍电视的态度是对的，我比较喜欢她在制作电视剧时用一种精致的态度去做，这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做法。不少人觉得她的戏节奏似乎慢了点儿，但我觉得她对待电视剧在品质上的要求态度是诚恳的，是应该受到观众肯定的。(她的戏)也许是赔钱的，但看得出不是为了赚取制作费。

　　内地制片人做事和台湾的不一样，我在这边也是一边磨合一边学习。

　　记：您还在准备拍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吧，是其中的一篇《信客》？

　　刘：对，大概明年1月会开拍，现在在筹备。

　　记：和《烟雨红颜》应该是两种风格吧？

　　刘；完全不一样。《烟雨红颜》是讲述爱情的，完全是小资情调。《信客》讲的是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事，比较偏人文性。它不是标榜信客这个特殊行业的本身，而是标榜这个行业所影响、所沉淀累积出来的上海文化，强调了上海这个移民城市形成的内在含义。

　　我对江浙一带的文化，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包括人、历史、书、用品，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东西不像现代产品，包括家具、文化产物，都不是为了短期的使用价值，似乎希望你用上两百年，这是现代比较欠缺的一种内在思维。

　　从《信客》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传统的人文特色。余秋雨老师在文章中说：“上海是由无数个从各地方来的信客所走出来的移民城市。”我觉得这句话点题点得非常贴切。拍这部片子对我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我成长的环境。

　　记：您似乎很喜欢那种有文化底蕴的、传统的东西？

　　刘：味道比较强的东西！大概是个性原因，还有我生长的环境中比较欠缺这些。我觉得在文化的土壤中台湾不如内地来得滋养，我到这里来以后感到很滋补，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慢慢累积出一个方向。这两三年我比较偏好这方面的东西，人家问我原因我也答不上来，就是有强烈的情感。

　　记：记得在无锡时您说过喜欢和北京电影学院的人交流。

　　刘：是。他们对我来说很陌生，都是些在台湾听不见看不见的话、行为和思维模式，所以我喜欢和他们交流——第六代第七代的导演，你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就像当初我选择学新闻一样，我比较喜欢吸收新事物，这个过程很有趣。人到了这把年纪还是觉得这个事是最有兴趣干的。

　　☆他是那样一个人，无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都不会给人以威压的感觉。就像他在多数场合随意却舒服的着装，他带着淡淡笑意的表情也很让人放松。这很容易让我们把一次采访演变成聊天，从最初的一点点严肃到接下来的闲适，比如说说他心目中带有洁癖的爱情。

　　记：好像在谈到《烟雨红颜》时你说过“我对爱情有洁癖”这样的话？

　　刘：不能说是对爱情，应该是指对爱情状态中的自我有洁癖，是对自己。

　　记：怎么说，展开一下。

　　刘：很难具体地讲。当然爱情本身是比较美好的事，当感受到爱情的时候、或者在它发生之前要洁身自好，我指的是这方面有洁癖。至少是恋爱谈不谈得起的问题，这个要事先衡量一下，不是谈完了再说、谁输了谁倒霉那种态度。《烟雨红颜》里的爱情是很纯粹的，无任何杂质，这点是近代标榜爱情的书、影视剧中所缺乏的。

　　记：您怎么看待现代年轻人的“快餐爱情”？

　　刘：这没什么不好，通常年轻的时候不会考虑到以后，我自己也年轻过。这是过程上的差异。

　　记：想问问您觉得生活中的最佳状态是什么样子？

　　刘：我个人最喜欢的行为上的状态，应该是期待的过程，期待是最快乐的事——期待一个结果、期待一件事情发生、期待一次旅行、期待一个朋友来找你玩……比如去查资料，去期待发现非常惊喜的答案。

　　我喜欢去各地旅游，说是旅游其实也蛮紧绷的，有时候也是找景，说不上是为哪部戏，先装在脑子里。导演的脑子从来没有休息过，不断要装很多东西，人文的、地理的素材，不像演员只要单纯地创造一个角色就够了。做导演实在是件很艰巨的活，他不能停止，需要不断吸收、不断体验。

　　记：那岂不是很累？

　　刘；是啊！相信每一个导演都有同感。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记：那么在情绪上呢？

　　刘：期待的过程中碰到的新鲜事。我不太喜欢成就的事、太理所当然的事。喜欢在期待的过程中寻找新鲜的感受。

　　记：有没有对自己不满意和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

　　刘：常常。不论是拍还是演都会感到遗憾。要不怎么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因为没有一部戏是雷同的，你也就无法在下一部戏中弥补，所以永远会有遗憾。这种遗憾通常是在结束的时候出现。因为过程中我们的眼睛是直视的，是相当主观地完成。在前期，如果我做演员会先和导演沟通好了再拍，做导演会综合各方的意见；拍的过程绝对主观；后期剪接是绝对后悔、绝对遗憾。

　　☆好像看见过台湾有篇关于他的报道，他在被采访时的言谈被人总结之后定为“这个人缺乏安全感”，其实安全感怎么是别人可以给的呢？后来我们谈到像空气一样重要的“自由”和“流浪”这个话题，我欣喜若狂，我想我诚心约的这个采访真是收获颇丰。和一个能引起共鸣的人对话，是生活中一件愉快而不容易的事。

　　记：我准备了一个很古怪的问题，如果让你选择做一种植物或动物，你怎么选择？

　　刘：这个我得想想(停顿)。从浪漫的角度说我愿做一朵微不足道的小花，开的时候很快乐，还没有痛苦时就没了，很短暂。从严肃、理性的角度讲，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柏树、松树，因为健壮、高大，生命无止境。

　　动物嘛，如果说我个人喜爱的话百分之百是海豚，因为曾跟它们近距离接触过好几个月，当时我们在台湾澎湖那边的岛潜水，有海豚集体自杀，我们给它们疗伤，然后放回海里去。喜欢狗也是，都是因为有近距离的接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记：另一个很俗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希望同时拥有财富和权力，尤其是男人，如果要您选择一样，怎么选？

　　刘：嗨！我选择自由，哪一样有自由我选哪样。按我的个性就是不带手机就解脱了。所以后面弄了一个剧本，就是一个人到荒岛上，脱了西装，丢了手机，跳到海里——这就是我的梦想，可以随心所欲。

　　记：可自由总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刘：到能够不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就是绝对的成功。财富和权力并不代表绝对成功，因为付出的代价很大。

　　记：我觉得您的生活状态很随意，比如时常四处游走，还不忘想自己的事……

　　刘：对。我个性比较贪玩，并没有搞个餐厅、玩玩股票、投资房地产，做这些拍戏之余可能会多赚点儿钱，但付出的代价太大。我选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中我比较喜欢做减法。我信佛教，佛教说要舍得放下，才能简单。

　　记：是不是说“大舍才能大取”？

　　刘：对。一般人做不到，“放下”两个字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是相当大的工程，我们说放下一些欲望，所谓“无欲则刚”。

　　记：您做到了吗？

　　刘：差得太远了(笑)！但起码让自己晓得大方向，也还觉得满意，觉得没错。

　　记：您一直是在台湾生活吗？

　　刘：在美国、欧洲也生活过几年。属于一个流浪者。

　　记：您是否特别喜欢这种漂着的状态？

　　刘：喜欢流浪。对，漂！我很怕有个固定的事情，心里会不快乐。我从来没上过班、打过卡。

　　记：真幸福。

　　刘：你自己可以做选择。

　　记：入行20多年来，您觉得自己有改变吗？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刘：说到改变真的没什么。去年我去美国碰到一个30年前的大学同学，铁哥们。我们相处了一个多月，他说很羡慕我，完全跟20岁时一样没变。这件事对我影响蛮大的，虽然很偶然，我从来没思考过，但自己听到这些话后蛮感动的。不知道是喜是悲。

　　记：应该是喜吧！

　　刘：我也不知道，但我蛮开心的。

　　记：您做人的准则是什么？

　　刘：态度！不管是对人、对事、对物。

　　记：您喜欢什么样的人？

　　刘：这就跟交朋友一样，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朋友。(青年时报韩蓓/文 许小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