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个无需任何介绍的名字，一个与一大串豪侠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读者或观众在欣赏郭靖、杨过、韦小宝的故事时，大可追问他们的究竟，但对于创作者，往往不甚了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据此保持自己的神秘与清高。作为性情中人的作家，哪怕演绎过无数繁复跌宕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极为纯真，并且极度固守这份纯真。《环球》杂志记者见到的金庸就是如此，尽管他已80高龄。
一场请辞引发了一场争论，成为记者采访金庸的直接原因。处于风波中心的金庸，心情怎样？
“我，一笑了之！”老人慨然，一脸慈祥。
金庸的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香港北角渣华国际中心。公司大门两侧橱窗摆放着金庸著作的插图：《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鹿鼎记》《碧血剑》……记者恍然感到某种童话色彩。
童话的主人——集作家、学者、报人、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本身是一个神话。
“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入世精神。我的一生，都在学以致用。”金庸说。
采访在金庸敞亮的办公室里进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香港美丽的海景；倚墙而立的大排书橱，摆放着金庸各种版本的小说和论著。记者与金庸就这样“依书面海”而聊。
“英雄”也问出处
“府上哪里？”金庸问记者。
“江西吉安。”
“那可是名人荟萃之地啊！文天祥、欧阳修、杨万里、刘辰翁、解缙……江西自古地灵人杰，唐宋八大家，江西占了三席。”金庸如数家珍，“我在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所带的博士生中，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宋朝政论性散文的，离不开研究江西大家。”
“我和你算得上老乡——我的祖籍是江西婺源，后来才迁到浙江海宁的。”这是记者第一次听说，十分惊讶。
“日本侵华时，我和家人南下逃亡，从金华进入江西上饶、吉安、瑞金、赣州；然后到了广东，虽然当时年纪不大，但战乱中途经江西的经历，记忆犹新。”
他说，很想回江西看看。
一个念旧的人，自然讲情义。当初，正是难拂老友张浚生的情面，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
“我当时与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谅解：他何时离开浙大，我就什么时候辞职，共进退吧！”鉴于张浚生目前调离浙大，金庸此番请辞，完全是照计划进行，由此引发的风波，为老先生始料不及。
“我觉得很奇怪。不久前，浙大医学院院长也辞职了，又请了一位医学院士当院长，很正常啊，反应很平静呀。大概是我写小说出名了，所以，有人拿来做文章。”金庸很不解。
争论和风波的焦点是关于金庸人文学院院长及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认定。当记者问及金庸如何看待这种质疑、以及某些人质问出处时，老人十分平静：“这只是个别学校、个别人的观点，我一笑了之！我的任职资格是经过中国教育部审批的，如果教育部觉得我的资格不够，不批准就是了！”
他表示，假如媒体对他的任职资格展开讨论，这是十分正常的，他很欢迎，“但是，现在国内某所大学的个别老师，像美国一样对别人说三道四，这就不好了。按中国的习惯，一般不对同行内部的变动发表什么看法，这是人家内部的事情，应该尊重。”
不以“资格”论英雄
“您怎样看待学者的学术资格？”记者问。
金庸回答：“全世界的研究机构或学术部门、大专院校等都会有资格、级别的认定。资格的形成，除了学问、涵养，还有资历的积累。但不一定级别低，学问就差。”
对于某大学教授“金庸连副教授资格都不够”的说法，金庸说：“这个我不会生气。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副教授不一定比教授差，教授比副教授差也很常见。浙大有些副教授学问很好，我自认为很多地方不及他们。一个人学问的高低并非由职称来决定的。”他认为，这种观点正如北京一个教授指出的，是一种陈腐的“学术血统论”。
他还表示，“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学医出身，但却成了大文学家和大历史学家，大学者陈寅恪连正规的大学文凭都没有，现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据说是工科出身……这些都不很重要，衡量一个学者的资格关键看学问。”
金庸感慨道：“现在的博士与以前的博士意义不同了，今天的博士研究学问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已经不‘博’了，越来越跟社会脱离关系了。”
谈及自己所带三女一男四个弟子，金庸很满意：“他们分别研究清朝李慈铭的日记，唐朝小说传奇，宋朝政论性散文等，学问都做得不错。在做《华山论剑》的电视节目时，我对他们是赞扬和鼓励的。其中一位突然对阴阳五行产生了兴趣，我对这个不大懂，认为这是迷信，没什么研究，我提议她向浙大一位对阴阳五行很有研究的老师学习。”
他表示，学者应有严谨的学术精神及正确的学术观，并对一些无端传闻予以澄清：
“有人说我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笑话百出，错误很多。其实，那场演讲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南京的历史地位，我提到南京是与台湾发生关系最早的大陆城市，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就派几千人从南京出发前往琉球，也就是现在的台湾，这是一段重要历史；第二个问题是，从宋朝到明朝，南京和福建建阳同为中国雕版活字印刷的中心，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我认为，历史上的南京作为中国海上交通的地位及文化中心的地位值得骄傲，南京大学学生应有责任继承和发扬。这个讲话可能出错吗？
“当时，还有同学要我就意大利一位哲学家‘一切历史就是现代史’的观点发表看法。我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主张应还历史本来面目，像‘四人帮’那样拿所谓的‘儒法斗争’来配合政治是不符合真理的。但我表示，问题超出了演讲内容，应由贵校历史老师来讲，我不能喧宾夺主。
“这怎么可能让学生笑话呢？实事求是很重要！浙大有位传播系学生问我：‘如何做好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说，尽量说真话，但绝对不能说假话！”
剑胆映琴心，治学为“入世”
作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名校荣誉学位获得者及牛津大学荣誉院士，金庸表示，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没有学术贡献和发展，叫什么学者？”同时，还应关怀社会和人民，要学以致用。
“学者应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对社会有贡献，应该有入世的精神。”金庸说。
他同意北大一位学者的观点：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不同，历史工作者重考据，而历史学家则通过朝代更迭看趋势，以警示今天。他觉得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今天更有意义，“比如，对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考证哪个皇帝皇后的生卒年月”。他谈到对中国现存问题的思考和忧虑：
“我一直不赞成中国发展小汽车，而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小汽车的发展和普及耗费大量石油，目前中国每年进口石油已经超过1亿吨。中国出口的服装、鞋子、农产品等赚取的外汇，拿来买石油烧掉，浪费能源，污染空气，影响长远发展。如此下去，将来势必发生能源危机，并可能造成其他危机。今天的美国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
他说，他曾就这个问题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进行探讨。他说，这种始终一贯的关注其实也体现在小说创作中，这是他的“新武侠小说”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的深层原因。
“我的小说都有很曲折的故事，包括动人的爱情故事。爱听故事，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传统。以前的武侠小说大多表现的是为朝廷和官府服务，压迫人民，思想意识还是反人民的；新武侠小说有人民观，讲人民反抗朝廷的压迫。同时，还表达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在写《天龙八部》时，就表达出汉族和契丹不要战争、要联合的观点，没有任何大汉族主义思想。”
记者笑道：“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人眼里，这些思想似乎都无以构成你的学术资格。如果你研究一辈子《七侠五义》，对这本书逐一考据，那么，你的学术资格没有问题。反之，你即便形成了自己的人文观点，写出更精彩的作品，但你的学术资格还是要被质疑。你怎么看？”
“我想，这不是我的悲哀。”金庸说，“我还是这个观点，真正做个学者也不能完全坐在书房里，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入世精神。我研究历史，也研究社会学。做学问一定要学以致用，这样的学问对社会才有贡献，才有意义。”
近两个钟头的谈话在自然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不见金老先生有任何倦意。临别，他笑吟吟地对记者说：“想送你一套我的书，你自己挑一套吧！”
这是记者求之不得的赠予。从长长的书橱里，从各种不同版本中，记者挑了一套精装的《神雕侠侣》，恭敬地放置于金庸先生的案头，老人家伏在宽大的办公桌上，认认真真地写上他的赠语。今天的金庸，赠给了一个老读者崭新的侠客故事。《环球》杂志驻香港记者/廖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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