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自传表露对妻子感激之情 她为我穿起高跟鞋

　　拍完《色，戒》的李安，又马不停蹄地推出了他的第一本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开始向那些被他电影吊起胃口的人们讲述自己鲜为人知的故事。李安说，他妈妈给了他两条命，而妻子林惠嘉和大儿子阿猫，又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给了他最大的支持。这是一部感恩之作。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blog)昨天向本报透露，在李安为《色，戒》来上海做首映的时候，他可能为读者签售这本书。  本报记者 郦亮

　　【谈妈妈】

　　她给了我两条命

　　在众多长辈之中，李安对妈妈最亲，因为妈妈给了他两次命。《十年一觉电影梦》的责任编辑陈阳春告诉记者，如果不是李妈妈的眼急手快，可能就再也没有后来的导演李安了。彼时，李安还在上幼稚园，有一次，他和爸妈一起去鲤鱼潭划船，他好动兴奋，结果失去重心，一头栽到了水里，妈妈救儿心切，想也不想就跳了下去，把已成了落汤鸡的李安抱上了岸，“要不是妈妈在我滑落潭底前的那一抱，我可能就没命了！”

　　【谈儿子】

　　阿猫本色出演《推手》

　　1990年李安凭自己写的剧本《推手》赢得了40万元的奖金，时年37岁的他终于可以自己拍电影了。不过这些钱拍电影不要说请大牌演员，就是三四流演员也比较困难，于是李安瞄上了自己的儿子。

　　“阿猫过来，你帮我演一个角色好吗？”一天，李安对大儿子李涵说，他想让儿子在《推手》里演一个小孩子，“阿猫”是李涵的小名。李涵正玩得开心，当然对拍戏的工作一点提不起兴趣，“我不想演！”他回答得很干脆。“阿猫，你这次要是不帮爸爸，我们就只有睡马路了。”李安几乎是用祈求的口吻跟儿子商量。儿子被爸爸的愁眉苦脸吓住了，他演了那个小孩子，演得很本真。

　　【谈妻子】

　　她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对李安影响最大的女人，除了妈妈，就是妻子林嘉惠了，这个坚强的女子给了李安很多动力。在《推手》之前，李安名不见经传，长期待在家里，靠妻子养活，所以那个时候李安大多是追随妻子的行程，但到了《卧虎藏龙》获奖之后，两人的角色就完全换位了。林惠嘉是做科研工作的，她最喜欢实验室里的安静时光，可是丈夫出名之后，她还是毅然地陪丈夫走到镜头前，穿起了她最不喜欢穿的高跟鞋。

　　成功之后的李安，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和妻子的感情却一点也没有变。他说，这一切不为别的，就为妻子在他落魄的时候始终尊重着他。“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谈心态】

　　从精疲力尽到心态平和

　　陈阳春告诉记者，《十年一觉电影梦》的繁体中文版只写到《卧虎藏龙》前的10年，而此次为了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李安还特意写了新序，从《卧虎藏龙》一直讲到《色，戒》。李安将《卧虎藏龙》之前奋斗的10年比作爬山，从37岁拍《推手》起，他就一直努力地攀登，等开拍《卧虎藏龙》的时候，他终于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顶峰，但彼时他已精疲力尽，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卧虎藏龙》里有那么多精疲力尽的镜头。

　　奥斯卡彻底改变了李安的命运，但是这位儒雅的男人很快就成功调整了心态，到了几年后拍《断臂山》他已经能做到一个中年人的平和心态，而到了《色，戒》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举重若轻。

　　●先睹为快

　　窝在家里的六年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喜宴》：初拿金熊

　　《喜宴》夺得金熊奖那天，我正在旅馆睡觉，电话响了，当然没有心理准备，只听见那头徐立功粗重的喘气声：“我们得金熊奖了，不过跟大陆的《香魂女》一起得！”

　　我说：“这样啊！”就把电话挂上了。放下电话，心想要跟太太打个电话，她支持我这么多年，就拨电话回家，刚好美国时间是清晨五点多，太太被吵醒很不爽。

　　我说：“我们拿金熊奖了！”

　　她说：“哦！”

　　就挂上了。

　　她就是这么酷，这么多年来，这些外在的东西对她好像没有一点影响。我挂上电话，又回去睡觉，也没多想什么。因为和台南家里一直联系不上，这个好消息，后来我就托太太打电话回家向爸妈报喜。

　　第一次我没有经验，大家都觉得是件大事，想着要怎么应付，该干哪些事。记者来访问，问我有什么感觉，还没什么感觉，就要讲。一想到要回台湾，我心里就有点紧张。那天早上，知道得奖，当大伙都在雀跃时，台湾《民生报》记者褚明仁看到我“发着呆，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脸茫然”。他觉得我很像《毕业生》的片尾，当压抑已久的达斯汀·霍夫曼轰轰烈烈地抢回新娘后，却一脸茫然地坐在车尾发呆。说实在，真有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想，往后的人生都要因此而改变了，真担心接踵而至的掌声、曝光与更大的压力，不知该如何面对。(摘自《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