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柏杨昨去世 “一个时代的符号”陨落(2)

　　他说：“我写《中国人史纲》是不得已。其实，人生不要说在狱中，就算是在狱外，完全是个自由人，说到对人生未来的规划，恐怕都是不容易。”

　　在绿岛狱中的日子，没有尊严、不讲卫生，环境不稳。“有时囚室中人满为患，睡觉时身子都不能伸直；有时人少一些，才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读书，有时候可以看一些古书，有时候什么也不准看。”在那样的情形下，实在说不上什么雄图大略、要为中国人写出一本史书云云。只是为了能让自己的精神、心思有所寄托，努力把握住任何一点能读书的时间，驱赶绝望，当时他的前妻已看出前途凶险，断然对柏杨提出离婚，绝食二十余日之后，柏杨开始写作。在这期间，大多数人觉得他完全是无聊、可笑……在最卑微、最没有尊严的地方，以精神为追求，柏杨开始以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立场，对历史进行一番严肃的思考。

　　思考的结果就是 《中国人史纲》。

　　辣批“酱缸文化”

　　上世纪50年代，柏杨以“郭衣洞”之名发表了大量小说，但真正让他成名的还是他的杂文。祖国大陆读者对柏杨的认识，绝大多数来自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记者昨日采访了几位在上世纪80年代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他们共同的回答都是“振聋发聩”。书中，柏杨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喻之为 “酱缸文化”，对“脏、乱、吵”、“窝里斗”、“明哲保身”等丑陋现象给予痛斥，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在当年的华人世界，写出这样一本书，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据柏杨后来回忆，他最早试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演讲是在出狱后不久。但他多次准备演讲这个题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终于开讲“丑陋的中国人”，听讲者三分之二是华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演讲结束，柏杨感到面对山谷一样的寂静，没有掌声，连礼节性的握手都没有。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一直到今天，对于他的批判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柏杨新书的策划人朱洪海告诉记者，他曾经问过柏杨，由于《丑陋的中国人》对酱缸文化的批驳，让一些人产生了误解，以为柏杨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而对此，柏杨的表述是：“文化是慢慢积淀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既没有能力也不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我自己是从这块土地、这个文化里生长出来的，我的思考方式、言行举止，都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我完全否定这些，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今天能够如此批判、反省，顶多也只说明了：我还可以回头面对我自己。”

　　一见钟情情钟三十多年

　　1976年的时候，柏杨和张香华第一次见面，一小时之后柏杨就写了一封情书给她，把她吓了一大跳。“当时他还挺帅的。”张香华回忆，“手抱着手，两腿交叉，在学校门口等我。”那个时候柏杨将近60岁，和张香华想象中的杂文家完全不同：第一不是“糟老头”，第二也并不“愤世嫉俗”，对人非常地热情，一见面就对她说：“我不怕受任何打击。”

　　然后就这样一起生活了30多年。

　　张香华说：“对婚姻你要不断地适应。我向他承诺，两个人都很诚心诚意，我愿意跟他同甘共苦，我愿意在他老的时候、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相守，人生有一个人让你能够承诺，我觉得是一件很感动人的事情。”

　　病重的时候，柏杨曾经因为抑郁症而拒绝进食，柏杨的夫人张香华无奈把他送进医院。他身体很差，出院前，一位医生拿着他的旧作请他签名，他签名签到一半突然睡着了，手上拿着笔就定格在书上。醒来后他又继续签，一个签名足足签了10分钟。即使这样，他还是最不合作的病人，为了这个老顽童，张香华的麻烦可一点也不少，不仅对外要负责柏杨一切著作的版权问题，还要时刻盯着柏杨这个不乖的病人，柏杨三天两头自作主张拔掉的鼻胃管，都是张香华厚着脸皮一次又一次找人来给他再插上。柏杨还抱怨： “现在只有息，没有作。”

　　张香华和柏杨自喻为 “猫和虎的关系”。作为诗人的张香华为了柏杨赔上了自己的创作生命，但是两人性格互补，非常恩爱。张香华表示过,她和柏杨都已经立好遗嘱，夫妻俩对生死都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张香华有时候还觉得，他抑郁症的时候的绝食行为，可能是一种信号，向她传递他对于死亡的看法。

　　作者： □晚报记者 谢正宜 实习生 徐珏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