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一度被人叫做人艺的“当家小生”，看上去很年轻，但其实已过了不惑之年。

　　他是地道的北京人，属于在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极爱玩，而且经常不着家，到现在也认为自己是个不太恋家的人。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濮存昕没满10岁的时候就赶上了让中国人难忘的自然灾害，吃过那种榆树钱儿；小学6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怎么正经上过学；16岁那一年，他随上山下乡的队伍去了北大荒，成为了一名并没有学到太多知识的知识青年。

　　插队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浪漫。他说，每当割完了麦子、除了一天的草之后，看到当地人还在为过冬砍柴备草，比人还高的柴禾压弯了他们的腰，那时候就感到很迷茫。

　　当许多知青战友开始返城的时候，濮存昕再也坐不住了，可他既没有关系也没有疾病，又不是独生子，要想返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文艺方面。他从1973年起就开始到处报考部队文艺团体。当时，每年只有12天的探亲假，一天也不能多呆，只能利用这12天来找老师学习。练声、练形体、练朗诵，12天被安排得满满的，就指望着早点考上个专业团体，尽快摆脱插队的生活。他那时候考过好多艺术团体，但都没有被录取，一直等到文革结束才重返北京。

　　等他成了一名话剧演员，人生才开始彻底转变了。但当时的生活也还是很艰苦，他尽管是国家演员，但工资并不很高，而且只能拿百分之八十，还有百分之二十得自己解决。现在的濮存昕是国家一级演员，每月的工资也就一千多，要抚养孩子，要买房，实在是十分拮据。他可以把演艺重点放在电视剧或电影上，那当然会有很丰厚的收入。但他不愿意离开舞台，离开他钟爱的话剧事业。《英雄无悔》播出后，濮存昕才被更多的观众所熟悉，也陆续接拍了一些广告，但广告播出后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大家对他接演广告并不是很理解。濮存昕说那可能是人们还不了解他真正的生活空间，当时全家正住在一间小平房里，12岁的女儿洗澡他就要一人出去遛达。女儿看烦人的港台电视剧，他就只能站到院子里求得一点安静。每次到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去，都会有人认出来，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公安局长吗，他感觉这是最尴尬的时候。

　　濮存昕不久前当上了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形象代言人，还以自己的名义建立了基金会，为贫困地区的学校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但他很少谈这些。

　　他就像许多背负家庭重担的中年人一样为生活为事业一天到晚忙碌着。这次短暂的采访还是趁他在北京图书馆礼堂演出的空暇中进行的，下午他还要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日报》的庆祝活动。(马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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