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江西农场里的电影放映员,现在是领导巨星影业的影视大鳄;他大胆狂妄,用非常手段炒作,有着冲击奥斯卡的野心;他狡黠精明,利用名人快速成长,演绎中国影视走向市场的成功范例。
邓建国是这两年中国影视圈里冒出来的名人。有人这样形容他:“邓建国像一个农民,他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歪歪拐拐地走在幻想成名的田坎上。这 个土佬,就这样傻乎乎地闯进了中国的影视圈。他用这把锄头在圈内不按规则地乱锄乱挖,就这样把封闭的影视制作和发行体制挖出了一道裂缝,令一股全新的空气涌出来,让影视界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诧和新鲜。”
大胆:炒作手法未见高明,但能不顾惜自己的名声
有人说,邓建国是靠炒作出名的,戏称其为“炒作大”。进入2000年后,邓建国办了几件对影视界有强烈冲击的事,这些事都是邓建国冲向市场的杀手锏。由于炒作成功,只差没把瞧不起邓建国和讨厌邓建国的人气死。
他炒的第一把是:拉来《还珠格格》的台湾导演孙树培为他执导《风流才子纪晓岚》。当时,这部还没完工的电视剧已成了身价奇高的贵族,这就是邓建国调动媒体大炒特炒的结果。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他炒作的手法:邓建国在很多媒体醒目的广告位上写出:“《还珠格格》的导演孙树培说:《风流才子纪晓岚》比《还珠格格》更好看。”
这部“风流剧”从一开始就有很多风流的故事:据说邓建国是在一间洗脚屋决定要拍这部剧的,他当时问几个在场的“洗脚女”,这样的剧她们看不看?“洗脚女”们都说“要看!要看!”。后来,邓建国凡是遇到女人,都会问人家会不会看这样的“风流剧”,其中不乏颇有水准的靓女。邓建国认为,电视剧的主体观众是女人,赢得了女人,就赢得了市场。
定下来之后,就开始选女一号。碰巧广州正在进行“美在花城”小姐的评选,邓建国和孙树培抱着侥幸心理来到选手们表演的地方。就在宋妍(当时叫宋可)出场的一刹那,邓建国和孙树培几乎同时惊叫起来。孙树培叫是因为找到了女一号,而邓建国惊叫完全是因为宋妍的漂亮。
为了这个女一号,邓建国甘愿以身相许“嫁”给宋妍。外界一直认为,是宋妍为了演女一号高攀邓建国,其实是邓建国“抢亲”。为了自己的影视市场不惜向宋妍求婚,他还做好了为这个美人与广州电视台打一场官司的准备。他不仅因此让媒体爆炒了一顿免费广告餐,还说服宋妍与他定婚。时过境迁,现在的宋妍已被他称做“前任”女友。
邓建国炒作的手法未见得高明,但舍得把自己的名声搭进去的做法,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就这点而言,邓建国还真有些泥腿子的味道。
邓建国炒的另一把是《我这一辈子》,这可以说是影视经营的一个成功范例。邓建国将完成《我这一辈子》的要素看成是几堆零件:一是编剧,二是导演,三是演员。他知道自己没几招儿,好方法就是找最好的零件组装起来。他让马军骧改剧本;让冯小刚当导演;又扬言让葛优做男主角。邓建国一边与他们接洽,一边让媒体放出“卫星”。又是名作,又是名人,不少媒体立即为邓建国猛吹,还没开机,仅凭构思居然在北京电视节上卖了四个大片区的电视台,总共卖价高达1300万元。大概原作者老舍做梦也想不到,这部作品会被一个叫邓建国的泥腿子包装起来,成了卖大价钱的商品。
目前,邓建国爆炒的是《格格要嫁人》。邓建国曾与新浪网联手炒作挑选演员。选“格格”的消息在全国5000多名美女中搅起疯狂的热浪。近日,这部电视剧又因女主角倪睿思惹上官司而具有了新一轮的炒作素材。狡黠:与顶级人物站在一起
“谁敢小看我?”
当年,刚出道的邓建国想认识张国立,那时,要想与张国立平视,邓建国要搭好高的梯子。
一次,邓建国出席一个由张国立任主席的影视会议,他穿了一件很新的西装,脸上挂着谨慎的笑,他想喝一杯水,可漂亮的服务小姐根本不理他,伤了自尊的邓建国坐在会场角落里,恨不得把西装扔掉。他当时并不认识张国立,眼巴巴地看张国立侃侃而谈,讲的话他多半没听懂,可他一直在想:“这个人是谁呀?这么牛,以后我要让他给我拍片子,看谁敢小看我。”
等张国立走下台,邓建国径直迎上前去,用他那农民般的执著和诚意打动了张国立,最终,张国立和夫人邓捷双双签约在他公司名下。张邓二人的签约改变了邓建国在影视界的江湖地位,因为由张国立领衔演出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叫响了影视圈。尽管此前邓建国的《广州教父》、《鸦片战争演义》、《反贪风暴》等已为他在经济上打好一定的基础,但《康》剧却令邓建国名利双收。邓建国凭这部戏占领了中国影视界的醒目位置,也引起港台、东南亚及美国好莱坞等地影视大腕对他的重视。
现在,影视界说张国立是靠邓建国红起来的,是邓建国的“马仔”。张国立在与邓建国合作之前,就获得过国内诸多影视奖项,而与邓建国合作6年生产的5部作品,为张国立带来的不仅仅是名声,还有利润。邓建国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位电影名人。邓建国的思维很简单:只要和顶级的人站在一起,自己也就成了顶级的人。张邓二人是纯粹的合作关系,就好比邓建国要装修房子,而张国立承包了这个工程,两人都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得夹脚的皮鞋,自由自在地坐在台上,将二郎腿翘起来,就像在巨星公司开会一样,向全世界宣布:“我,邓建国,是中国来的制片人!”
能不能走上奥斯卡奖台,现在说还为时过早,不过邓建国真不愧是一只敢于冒险的影视大鳄。他在奥斯卡会场受到的刺激,立即转换成一种冲动。他现在正着手准备请好莱坞的好编剧和好导演,甚至好演员来为他拍戏。
敏锐:改革传统电影销售观念
“我不争先谁争先”
邓建国发动的“中国电视第三次尝试性革命”,在影视圈内引起不小的反响。有人将其誉为革命,未免有点过火,但这一尝试确实切中电影市场的症结。
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元票价风波”曾被某些人称为划时代的电影改革事件,邓建国却看出了这一改革的问题所在。于是,他发起了冲击传统电影销售观念的革命性尝试:电影制作方不从影院拿一分钱版权费,而是利用电影加带广告的方式收回制作成本。从积极方面上看,这解决了困扰电影公司和制片商多年的矛盾,有利于影片的发行,电影院在没有发行压力的情况下,把票价降下来,最终是观众受益。邓建国此举到底能不能成功,就只有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了。
精明:跟着市场感觉走
“我是外行不管内行”
邓建国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有这么几句:“外行不管内行”、“我是一个农民,我不会说话,但说的都是实话。”、“干不好,我就回老家种地去”。每次演讲,邓建国都是自由发挥,无论说得多么狗屁不通,但只要说上这么几句,总能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1995年,邓建国拍第一部片子《广州故事》时,银行账上只有15万元钱,他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居然乐哈哈地举行开机仪式。他相信开机后可以弄到钱,后来他真的弄到250万。但这部片子令他败走麦城,只卖了50万,纯亏近200万。邓建国没有抱怨、灰心,反而更积极地迈向影视业,并在1996年成立了巨星公司。成立当年,曾在江西农场做放映员的他,作出了一生中最精彩的决定:大规模地与海内外优秀影视人才签约,这些影视人才中有张国立、邓婕夫妇,港台的汤镇宗、汤镇业兄弟和舒琪、温兆伦、任达华等明星。
其实,当时的邓建国根本就没有实力,这个怪诞的拓荒者有着毫不荒诞的想法:公司没名气,就没人与你合作;要想公司有名,就必须与大批明星签约。于是邓建国一方面大张旗鼓与明星签约,另一方面又以卖楼花的方式将自己的影视计划四处贩卖。邓建国很清醒,虽然经常装得傻乎乎的;他总是憨厚地对人说好听的话,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他深知搞影视的风险,就尽量做到开机前就卖片和拉广告。这几条都是很朴实的经营道理,邓建国玩得很好。
以前在影视制作中总是扯皮,这是制片主任和导演二人负责造成的。这种人事结构注定是低效而矛盾的。邓建国率先在巨星公司实行监制总负责制,这一下就令“双头妖怪”变成了“一头权威”。这种简单的监制,使邓建国一下轻松很多。拍任何一部片子,他只负责拍板和出钱,余下的一切由监制负责。在片场你能看到邓建国给导演和演员端茶倒水,决看不到他干涉导演和演员的工作方式。
许多搞影视的人相信自己的感觉,邓建国却主张消灭个人感觉,服从市场感觉。邓建国说,任何伟大的个人感觉,只要与市场感觉不一致,就是垃圾感觉。现在许多垃圾片就是由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的垃圾感觉制作出来的。个人感觉与市场感觉相比,一个是蚂蚁,一个是大象,再大的蚂蚁还是蚂蚁,再小的大象也是大象。邓建国要求所有的员工一定要有市场感觉。
邓建国没什么文化,但也曾背过虚荣的“文化”包袱,他把第一部作品《广州故事》称为“吃多了杂粮没消化放出的臭屁”。面对《广州故事》的惨败,邓建国发誓要消灭自己身上的“文化味”,坚决回到大众化的市场味上来。从那个时候开始,邓建国用很多离谱的方式炒作自己的产品,但时刻提醒自己:“要市场而不要高雅”。有趣的是,邓建国这个本身缺少高雅气的“土包子”,整天警惕酸气的高雅,而许多真正的“酸人”却整天在担心自己失去高雅。
豁达:心理承受力强
“不搞影视就回家种地”
邓建国的确容易被人误解,一是他行为怪诞;二是不深入接触很难发现其优点;三是他总是不断变换思维。香港一名知名演员与邓建国接触久了之后,说了句着边儿的话:“初看邓老板像个傻瓜,再看邓老板有些变化,最后发现邓老板不是傻瓜,他憨得真诚可爱,有些大智若愚。”邓建国有一个难得的优点——心理承受力较强。他输得起、赔得起,给演职员付酬金,邓建国从来不误,即使有特殊情况,邓建国也完全认账。
邓建国来自农场,他的内心有很多与农村相关的情结。他有句自己很得意的名言:“拍不成影视了,回家种地去。”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邓建国真的能做到带着愉悦之心回乡当农民。正因为他有这个底线,所以对成功和失败,都没有太大的压力。世界上有两种人容易被人读懂:一种是表现很绅士,内心却很农民;另一种是表面很农民,内心却很绅士。邓建国不是这两种人,他心灵深处混合着更多的东西,但一旦被读懂,他又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晨报记者佟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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