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晚，我和希望工程的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先生在广西南宁等待从台湾经香港转机而来的凌峰，他是应邀来给希望小学教师培训班老师上课的。没想到去接机的朋友打来电话：“凌峰一下飞机就晕倒了，是胃出血，正在医院输液。”

　　对此，永光先生并不感意外，他说：“我和他认识交往了10年，这样的事情有好几次了。只要是希望工程的事，他总是只顾热情而不顾病情，只顾心力而不顾体力。”

　　3个多小时的输液过后，他仍坚持要来看望老朋友，不肯遵医嘱留院观察。晚上10点钟刚过，他那张扬的声音已先于他本人到来，凌峰还是那身我们熟悉的带有标志性的中式衣着，只是那张瘦削的面容上明显地烙着病态。永光对这个老朋友更多一份关切：“明天就不要去上课了。”但凌峰朗声说：“我没事，是医生太认真了。”接下来的谈话基本是他“包场”，滔滔不绝，他说，他是一个旅者，喜欢漂泊的感觉。

　　伴随他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几年来，他人在旅途中漂泊，心在时空中穿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些什么。

　　凌峰说，我一辈子就追求“诚信、承诺”，与在舞台上他的夸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凌峰本人的平实坦白。他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想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

　　“诚信、承诺”说起来简单，要做到就很不容易。就拿这次广西之行来说，太太劝我不要来，可我觉得不来就不安心，这是我答应了的事。只要能走就得走，大不了多一个停靠站——医院，因为这里有100多位希望小学的老师在等我讲课，如果我能提供他们一些有益的内容，再通过他们去传递给孩子们，这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

　　我个人认为精神状态很重要的，什么都可以被打倒，只有精神不能倒。据医学统计，许多癌症患者是在得知病况后，急剧恶化致死的。我知道我的病，无非是生活缺乏规律再加上缺乏自律。

　　我这个人很情绪化，有点“人来疯”，经常管不住自己，会喝情绪酒。连医生都说：“你不能再来了，再来就不像话了。”我的胃开了两次刀，有伤口。胃酸多会刺激伤口，只有牛奶可以帮助缓解，我睡觉前总是在床头摆上一杯鲜奶，一痛就喝上一口，一杯奶可以管到天明。

　　顺顺是个好太太，美好的女人是我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生中如果总是得到美女的鼓励支持，那多完美。永光先生做“希望工程”不怕风风雨雨，他是真金不怕火炼，无欲则刚。我是曾经八千里路云和月，“有欲则刚”，虽然女人外在的美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褪色，但内在的智慧却是永久的美丽。

　　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又要赚钱，又要美人，又要有尊严地活着。以前年少气盛，什么问题都不怕，总觉得反正还有许多时间重新再来过。以前狂想着要开疆破土，在地球上要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现在人过五十天过午，就更加本原地活着，力求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两件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比如给后人留下一些可以回顾历史的镜头。

　　其实，我本来可以选择一种闲散的生活方式，我的积蓄用来维持家用并且保证一种舒适的生活水平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我想趁着我还有能力漂泊，多拍一些片子，多给后人留下几个再现我们昨天和今天的镜头，想想看，几十年以后，我们的后代打开电视，他看到的是我今天所拍的那些反映小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悲欢的故事，那些大事件给当时的人们的思索和冲击……这样的历史再现是多么有意义。要实现这个意义，我自己就必须不断投钱，因为这些片子并不能立即体现为今天的商业价值。

　　每次回到祖国大陆，我总是会结识些新朋友，与他们谈起这些话题，他们都很感兴趣，他们的思考也在帮我完善自己的想法，因为这里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土壤，而台湾是一个很商业化的环境，人们似乎不那么关心人文色彩过于强烈的东西，我在这里找到了更多的朋友。

　　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批量生产同样的产品，我们的教育要鼓励追梦人。

　　我在“希望工程”的备忘录上看到过这样的记录：1990年5月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县落成。1991年，台湾艺人凌峰创立了“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这是海外华人支持希望工程的第一个组织。

　　我觉得，人有天使的一面和魔鬼的一面，这两种面孔在生活的舞台上是交互沦陷。我们要是多与善者交友，就更有天使的仁心，所谓“近朱者赤”就是这个道理。与“希望工程”的联系，在这点上给我更深刻的感受，这10年来我记录下许多这个事业发展中的珍贵镜头。

　　想想看，当年连书都读不起的穷孩子，因为有了希望工程的资助，已经有一个考取博士生了，这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那位博士生对希望工程用四个字“功德无量”来表达他的感谢。其实，这也是所有受助学生的感谢。

　　有一个伟人说过，天底下只有消除愚昧的战争才是唯一没有遗憾的战争，讲的就是教育的意义。

　　有一部片子，我看过很感慨，是一个介绍两岸的学生与科学大师共开夏令营的片子，就叫“与大师一起生活”，大陆有19个学生参加，都是李政道大师亲自挑选的。大师们与孩子们一起探讨科学发展问题、环保问题，大师们的睿智与孩子们的锐气相映生辉，旁观者为那种教育所放射出的光芒所打动。尤其是有一个镜头更是意味深长，李政道大师推着他的老师吴大猷大师在林中散步，阳光透过树梢撒在他们的身上，如诗如梦。

　　这些大师在他们的研究领域就都属于追梦人。由此，我联想到我们的教育，批量生产同样规格的产品。应该说，硅谷之所以能成为硅谷与斯坦福大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采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朱棣文教授时，他说：“硅谷有重要的环境因素，鼓励青年人有梦。”

　　我曾经采访过在硅谷打天下的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原本已经有了1亿多的资产，突然间分文没有，采访他时他正做义工，我问他大厦顷刻间覆灭的感受，他笑着说：“很好呀，只要允许有梦，我可以从头再来。”我们的教育要鼓励人们去追梦。

　　“天助自助者”，我用我的经历来告诉尚在贫困中彷徨的人。

　　诚信是我对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承诺，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我的价值观念就是生命一定要承载道义、责任和良知，否则的话，生命只是一个只知痛感、冷暖的躯壳。

　　这次是专程为讲课而来，我是想，有那么多老师在等我，我一定要讲好这堂课。我讲的主题是：“天助自助者。”这不是高谈阔论，而是我自身经历的切身感受。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家里有6个孩子，就靠父亲一个人维持最简单的生活。童年时，我没有机会读很多的书，文化输入得少，但我追求文明。记得小时候父亲迫于生计向人借了一笔钱，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还不起的，就这样，父亲总是要按时把利息送给人家，他告诉我：“做人得讲信用，人穷志不能短。”这样的事和这样的家庭生活构成了我对生活信念的最初认知。

　　面对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的老师，他们回去后还要面对生活更加贫困的学生。我希望通过我的生命经验的交换来使他们相信：几十年前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普天之下，改变自己生命道路的方向肯定有，天只助那些努力自助的人，在贫困中一味地等待国家的政策扶持、好心人的送温暖是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我喜欢漂泊，漂泊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困难很有承受力，对环境很有适应力和创造力。

　　据了解，13个改变美国历史的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儿童时代都有迁徙搬家的经历。经历痛苦，有助于人成为伟大的人，历经大迁徙的族群是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

　　1987年两岸文化交流终于呈现出单向交流状态：台湾民众可以来大陆。我在1987年第一个来祖国大陆拍摄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拍摄了祖国大陆的山川雄姿、风土人情，在台湾岛引起轰动，撞击出人们的思乡之情，而我这一漂就是十几年。

　　我喜欢漂泊的感觉，我的镜头也记录下漂泊者的漂泊经历，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因为他们总是在调整自己的位置，以便在陌生的环境里开辟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大家都熟悉的蒙古族歌者腾格尔，我与他认识多年，拍摄过关于他的片子，我既喜欢他又嫉妒他，为什么这个古老的马背民族，在今天依旧充满着开掘新生活的激情，显得那样的年轻？有一支歌是这样唱的：“我从草原来，草原那边花正开；我从草原来，草原那边多兴衰；我从草原来，草原那边多期待。”听了这样的歌，怎不对茫茫大草原心向往之。就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生命中刻着漂泊者的强韧，也渗透着漂泊者的梦想。

　　即便是在大都市里，漂泊者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让人有激情，是因为大量的流动人口，是漂泊者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以人为载体，来记录历史。因为沧海桑田的变迁同样在雕琢着所处这个时代的人。

　　我很喜欢根雕，盘根错节中揉入奇思遐想，雕琢出无限情趣，令人思绪万千。在我青岛的家里，厅堂中摆放的餐桌椅就是根雕制品，其造型令人有“鬼斧神工”之感。这是自然对它的塑造，而根的造型也记录下了自然的风貌。

　　我曾经说过，“我的长相很中国，中国五千年来的苦难和沧桑都写在我脸上”，一回来就总有热情的同胞用这段话来跟我打招呼，文化的丰厚和多样性才造就了我们这个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

　　这20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20年，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后人仔细咀嚼，如果不记录下来就太可惜了。

　　我1987年第一次到祖国大陆来，用镜头记录下来当时的风土人情，街容地貌。但真正开始让我吃惊地来看这片我以为我熟悉的土地是在1990年以后，大地的面貌开始大变化，人的精神面貌也更加舒展。

　　我想通过我的镜头尽可能多地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全部，人是承载历史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离不开环境的。在一个永续的时空平台上，人在旅途中的经历是无法复制的。过去，儿子是父亲的延续，子承父业，今天，除了生命基因，儿子的人生与父辈太不同了，透过不同的人生戏剧，你会听到历史的足音悠悠传来。我们把镜头对准一些人，十几年、二十几年直到饱经沧桑，想想看这多震撼人心。

　　比如1987年，我在苏州拍过一个9岁的唱评弹的小女孩，10年后的1997年，我到苏州再找这个孩子，她已经离开了。最后通过媒体在上海找到了她，她已经改学戏剧唱老生。我们一起重回苏州，她讲起这10年的往事，唱评弹、唱流行歌曲、放弃去美国、改行学老生……再比如关于城市建设，决策者在讲要拆老房子，要跟上时代步伐告别“马桶时代”，而诗人在说老房子是城市的历史，要……还有，第一代在海外漂泊的留学生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回国，他们比西方了解中国，比中国了解西方，这是社会转型期为他们创造的做栋梁的机会，这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反映出东西方文化既撞击又融和的关系。其实，这既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经历，是特有的，也是共同的，共同组成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历史。

　　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创造，只要我们竖起耳朵倾听，静下心来感受，张开胸怀接纳，便都会有值得记忆的发现，获得一些或深刻或美好的东西。

　　这次见他的第一晚就谈到凌晨时分，没想到次日一早我们又第二次见面，原本想省掉早餐好好睡个懒觉的我们又被凌峰热情地招呼起来，坐下后才知道，为了能撑下当天上午的讲课，早晨6：00他跑去医院输液。我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以后我听到有人不相信您身体不好，我想那肯定是嫉妒您旺盛的精力。”

　　本来我们约定再谈一次的，因为和他说话，让你觉得既不空洞又很交心，让听到他话的人既很愉快又若有所思。但我们的再次约定后来不得不取消了，因为那天上午讲课后，凌峰再次晕倒被送到医院急救，我估计他这一天一夜的广西之行，他与医院的医生护士谈的话肯定也不会少。

　　从广西回来后的这些天，我都在想，像你我这样的为尘世生活奔波的人，为利益得失而争夺的人，都应该祈求得到这样一颗心，让我们敏于感受，善于思考，随时代大潮漂泊而不随波逐流，收万千风景而又从善如流。采写／李玲

　　凌峰小档案：

　　凌峰本名王正琛，台湾著名艺人、电视人。1945年生于山东青岛市，1985年获得台湾第二十届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奖。1987年回祖国大陆主持、制作电视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轰动。1991年，他创立了海外华人支持希望工程的第一个组织成立“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同年，开始主持希望工程百场巡回义演，历时7年。至今，他一直坚持着系列片的拍摄，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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