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有一首诗叫《十年看山》,我非常的喜欢,其中有这样的几句:"那片无穷无尽的后土,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它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它做九州,英雄落难称它为江湖。"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台湾著名的诗人余光中先生,前不久我在高雄的中山大学采访了他,余光中先生生于1928年的重阳节,所以他自诩为是茱萸的孩子,生在这样一个有诗有酒的日子里,他的一生也的确 是与诗文相伴的,实现了自己年轻时候许下的"右手写诗左手为文"的诺言。
扬子江船夫曲
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
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
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
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嗨哟,嗨哟,
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顺风时扯一张白帆,
把风儿装得满满,
上水来拉一根铁链,
把船儿背上青天,
嗨哟,嗨哟,
把船儿背上青天。。。。。。。
杨澜:谢谢您还能够用四川话来给我们朗诵您的这首诗。我听说您现在在家里还跟太太用四川话来交谈,但是你们两个都不是四川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余光中: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四川长大,那时候正是抗战的岁月,那么我在四川,几乎整个中学时代是在四川。直到四年前,也就是两岸开放以后我才回去。
杨澜:您过去这么多地方,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永久住址,要么在台北,要么在美国,您几次去美国,后来在香港的中文大学教了很多年的书,现在有住在高雄。如果让您在地图上标出最心爱的地方,应该是哪里?
余光中:这很难说,因为我住过,也住过厦门,在美国也住过好几个地方,所以呢,有人说我是乡愁诗人,我写了好多写乡愁的,可是我觉得我的乡愁呢,不是同乡会似的,不是某省,某县,某村,因为乡愁可以升华或者普遍化成为一个整个民族的感情所寄托,那么所以这样说来呢,乡愁就不完全寄托在一个地理的某一点,不仅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可能说是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而且在中文,在中国语文里面也可以有所寄托,所以那一年我到东北去访问,那东北的作家就欢迎我,我短短的致词就讲到我小时候在抗战时候就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万里长城万里长"。
杨澜:《长城谣》。
余光中:可是我小时候也没有去过长城,更是没有去过松花江,可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大感情就可以融合在一起,我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在目前台湾做一个所谓中国的诗人,也许是有点困难,或者会引起非议,不过我这儿有一篇散文里面结尾两句,我是这样写的,"你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你的名字。"
杨澜:为荣?
余光中:没有。
杨澜:没有这两个字,所以我不是诗人,就要差这两个字才好。
余光中:才有Suspense(悬念),才有力量,我到现在还是相信这句话,不过反过来说,我对台湾也不是没有认同,台湾的国家公园,关于环保的一些照片影集,我也写了无数的诗来配合,那么我写台湾的诗,恐怕比很多作家都要多,不过当然因为我写乡愁这些诗,不晓得怎么样,特别流行,所以一般人的印象,好像我只想到大陆,所以有一次我说这么一句话,我说我这一生的关系,可用很多女性来说明,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杨澜:乡愁这首诗啊,大家是耳熟能详了,这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写就的呢?
余光中:是在七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大陆有二十多年了,而且在当时看来,也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够回去。所以在那种心情之下写下来。
杨澜:其实我们看您的这个人生的经历方面,我们觉得其实并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顿,好像您看比如说家庭也很美满,很安定,那生活呢,教书、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应该是人们想像的那种比较安定的一种生活,但是您为什么却说,您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失去平衡,心理失去保障,而心安理得的人是幸福的,缪斯不会去照顾他们?
余光中: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表面的职业跟家庭,他内心有很多心魔,内心世界可能很复杂,可能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那就不是表面上看得出来,同时我早年至少在二十一岁那年离开中国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然后我投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那么而且一个人到了二十一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念念不忘,也成为我一个中国结。
杨澜:我觉得您身上的一些气质跟人们原先所想的那种诗人的气质有一些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地方,我们印象中的诗人,要么像李白那样放荡不羁的,但是您在自己的行为处世上都是非常的严谨的,或者人们想到诗人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但是您与您的太太可以说是白首偕老的。
余光中:当然如果一个诗人浪漫的话,他不会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现出来。我翻译过王尔德三本喜剧,王尔德就对一个朋友说,因为朋友问,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说,我过日子是用天才,我写作呢是靠本事,那意思就是这个过日子比较重要,我是觉得应该反过来,如果有天才要完全用在写作里面,至于过日子呢,将就过得去就可以了。
杨澜:当您的女儿们还是在中学里的时候,您写一篇文章叫《我的四个假想敌》,就是想像将来有哪个男孩子要把您的一个个女儿娶走的话,您跟他们将怎么样的对立,那我想今天这些假想敌都已经成为真的敌人了,您跟他们相处的怎么样?
余光中:那也没有,可以说虚惊一场,因为后来只有两位结了婚,现在女性很多都很独立,那么比较晚婚的很多,总之四个女儿只出嫁了百分之五十而已。
杨澜:所以您现在着急要找另外两个假想敌了吗?
余光中:我倒也不着急,我觉得那是她们自己应该决定的事情。
杨澜:您这样一个有书生气的未来的女婿丈母娘会喜欢吗?有没有遇到过一点挫折呢?
余光中:还好啦,因为主要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你自己女儿开门一到,那你很难防守,这个就是我在那个《我的四个假想敌》里面写到的,如果女儿去开门的话,这当爸爸的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就如我自己女儿一样对不对。
杨澜:一个诗人的爱情跟普通人的爱情会有什么不同吗,可能就是您有很多的诗来作为一个见证,这个感情的过程?
余光中:诗人未必比一般人热情,给人这种印象因为他写了诗,自我宣传,但其中差别就是说,那个感情可以把它浓缩,凝固,成为一件艺术品,那不过我发现新诗人里面写诗给太太的还是不太多。我想这是传统的关系,古典诗人也不常有,往往要妻子死了才写,像苏东坡。
杨澜:其实您看您小的时候,还有机会去接受这个清朝的拔贡,给您讲文言文,但我想现在年轻一代,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网络上的语言,中间的华文里边带了很多西方来的词汇等等的这个语言你要再想保持说,原来的那种纯粹和一脉相承,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在这个时候您担不担心,这个中文的纯洁度的问题,还是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也要听之任之。
余光中:我是相当担心的,也不能听任它,因为有学者说,语言就像河流,你不能阻碍它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语言是让它有它的生命,其实不然,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中文,如果过分西化的话,中文的特色就会荡然无存。
杨澜:您到大陆去做了那么多次的演讲,和这个跟同行的探讨,觉得哪一次对您的印象比较深呢?
余光中:我前年在那个长沙的岳麓书院演讲,我当然觉得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因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点,这个朱熹、张栻讲学之地,怎可造次呢,所以那天我去了,是九月底,那么秋雨绵绵,也蛮凉的而且,而且这个雨后来就下得更大了,那我在那个堂上讲,而台阶下面的院子里面,有差不多四百个听众,全部穿了,带了雨帽穿了雨衣,我觉得也很感动,所以我再三呼吁老天爷,不要再下去了,我而且我当场说,我说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余秋雨来讲,听说也下雨,不过那他不能怪老天,因为他叫秋雨,一个是秋天来,天上要下雨,我叫光中,对不对,我应该是阳光之中,不过除了镁光之外,今天天色很暗,也下着雨。
杨澜:那是否能有一首诗能够代表你这个七十岁以后的一种心态的?
余光中:这首《七十自喻》就是三年前写的,我就把生命比喻为一条长河,像长江一样,那么最后一定会汇到三角洲,出海口,那可是回顾起来,有很多支流来会我,像湘江、汉水,这么多,然后在很安静的晚上,我也会想到我当初,源头是怎么样,源头是雪山的冰水融化而成的,所以往往那种感觉,一方面想到源头,一方面想到海口的一种感觉,我现在念一遍。
七十自喻
再长的江河终必要入海,
河口那片三角洲,
还要奔波多久才抵达,
只知道早就出了峡。
回望一道道横断山脉,
关子不断,
阻滞不绝,
到此平缓,
已经是下游,
多少支流一路来投奔,
沙泥与岁月都已沉淀。
宁静的深夜你听,
河口隐隐传来海啸,
而河源雪水初融,
正滴成清细的涓涓,
再长的江河终必要入海,
河水不回头,
而河长在。
纵观余光中的一生,可以看出其中有不少的辗转和漂流,从江南,到四川,到台湾,到美国,到香港,最后再回到台湾,有的时候是痛苦的逃难,有的时候是主动的选择,这使他的诗歌题材也显得相当的丰富。
在他的办公室外,是美丽的西子湾,海那边就是他曾经居住过的大陆和香港,有人说"时运不幸诗人幸",也许就是这一水之隔造就了余光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乡愁诗,不过则有更多的人希望,有朝一日余光中不必将这乡愁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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