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时候，我和朋友回了一次西双版纳，我走进村落时跟我的朋友说：“你别说我是谁。”因为我肯定我的外表变化挺厉害的，然后我走进村子，周围的人还是认出了我，当时我特别感动，这些乡亲们还记得我，其实他们记得的，无非就是二三十年前在那个村子里生活过的一个普通小青年，而不是其后好像有一点名气的陈凯歌。

　　听一位采访过第五代著名导演陈凯歌的资深记者说，陈凯歌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为此记者真是想了不少办法来打开陈凯歌的“话匣子”，从他少年时期的生活到他现在“经营”的事业、家庭都成了这次采访的话题。

　　最浪漫的梦

　　我高中毕业那年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去插队，去的是云南。我坐了4天火车到了昆明，再坐4天汽车到西双版纳，8天的路程，连头带尾，光路上就得10天。在路上我还憧憬着，都说西双版纳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的地方，所以我有着一种浪漫的想法，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施展才华的，要让青春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但是后来真正到了那儿，现实和我的想象反差非常大，生活之艰苦和自然景色之优美“交相辉映”，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实在太美了，可日子又实在太苦了。那个时候老吃不饱，每天都觉得饿，而且每天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得在丛林中间，用砍刀砍出一条路来。因为是北方的孩子，我们去了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住的是茅草房，每天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我之所以能够做电影，是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些东西想表达，其实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艰苦的劳作中，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最敬爱的人

　　小时候母亲对我要求很严格，我没写过太多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拿起笔的时候，有一定的控制力。我知道我想表达什么，而且能写出来，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时候往往觉得做一个作家甚至比做一个导演更难。我觉得这一切受益于我母亲，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原因就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我觉得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是女人，女人比男人更坚强。我母亲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一直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庭，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特别是在父亲遇到很多烦恼的时候，她总是用一副笑脸面对我的父亲。虽然没有说更多的话，但是这副笑脸就是镇定剂，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礼物。我母亲是她7个兄弟姐妹中惟一留在中国内地的，而且九死而不悔，她活着的时候，一直对我说：“我参加共产党有我的道理，有我的理想。因为我看见了国民党是怎样的腐败。”所以我觉得她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仍然有这份真情在。我曾经问她：“妈妈，你如果去了台湾，你的生活会不会是另一个样?你就不会遭受‘文革’中这么多折磨了吧?”母亲回答得很平静：“我追随的无非是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一个人有这份天真，能够去相信一个可以改变你生活的东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一个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里，能够保持这样的天真，是很伟大的事，母亲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导师。

　　最内疚的事

　　对父亲来说，我不能算是一个孝子，我陪伴他的时间真是太少了。在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记得有一次，父亲到车站送我，告别时我让他多保重身体，而他却让我一路小心，一切都好好的。我上了火车，父亲在车下向我挥手，等火车开起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父亲在站台上跟着火车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他竟然跟着火车跑了很长一段距离，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父亲下意识的动作一直让我很内疚，觉得我欠父亲的太多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其实他非常寂寞，可是因为忙的缘故，我没有真正地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他。我觉得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应该说父母是孩子的天。父母不在了，孩子的天就塌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天塌了，直到他真的去世了。我有一个好朋友--滕文骥导演，我委托他帮我组织父亲的追悼会，他说给老爷子点儿什么呢?我当时蒙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样吧，一人一朵玫瑰。所有去的朋友，父亲的老同事、合作者、后辈，每人都拿了一枝玫瑰去了。当我父亲最后离开的时候，是一千朵玫瑰环绕着他的遗体，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结束。他是一个好人，很多以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今天已经人到中年了，都还记得他，都还感谢他曾经给予的帮助，对我来说更是如此。

　　最执著的业

　　父亲曾经执导过《青春之歌》、《知音》等片，但并不赞成我去拍电影，他说“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事业。”然而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电影事业中，我现在正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你在一起》曾经被滕文骥说成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一部电影，他的联想总是这么特别。我认为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是培养成熟的商业市场，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中国观众回到电影院中来，不是电影和市场一挂钩就万事大吉了。

　　我和好莱坞打交道已经好多年了，拍《温柔的杀我》只是得到的剧本之一，这部花费了我整整14个月时间的影片，可以称为是对“世俗、生活”的新诠释。而新片《10分钟年华老去》则是和世界15位最著名的影人在同一起步线上竞争，其精彩程度可想而知。我已经完成了初步构思，整部影片完成后，将作为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片。

　　正在制作的《和你在一起》说的不仅仅是望子成龙的故事，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想美化它，也不想丑化它，该什么样就什么样，说到底活着这件事真好。在这部戏里，刘佩琦扮演的父亲带领小孩到北京，王志文是小男孩的第一个老师，后来一个小女孩让故事发生了变化，小男孩遇到了第二个老师，陈红是小男孩到北京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因为从孩子的眼光看，吸引他的未必是高楼大厦，而是人，所以陈红是小男孩看到的第一个女人。这部片子大约3个月拍成，创作不能反穿皮袄，所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但是要遵从社会的规律，如果太纯情了，也许会让观众产生警惕，是不是想打动我啊?我并不是一个传道士，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情感故事，这本来就是电影的功能，我也不会用纪录片的形式，因为特别难于把这部电影归类，就说这片名吧，大家迟早会遇到和谁在一起这个问题，从情感角度，从其他方面的选择，和谁在一起?名?利?但我最想说的是我和事业在一起。

　　最亲密的伴

　　关于陈红，我们在一起合作很多，并非因为我是她丈夫，她是妻子，而是因为她合适，比如《吕布与貂蝉》、《和你在一起》、《周瑜与二乔》。还有一个原因是投钱的老板找到她，让她在人家限制的角色里面挑一个，陈红很清楚什么样的角色适合她，怎样让角色的自由度更大一些。不过《吕布与貂蝉》中的角色是她自己择定的，她说那个角色好像是她的第一部戏似的，创作很有激情。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英国拍摄电影《温柔的杀我》，陈红始终带着孩子陪着我，一来照顾我的生活，二来也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孩子，陈红的生活特别踏实，人也变得特别安静，她从小就特别喜欢孩子，当时就想结婚后马上要孩子，我们一直认为拍戏是一时的事，要孩子是一世的事，等我们老的时候，也许感到最有成就的就是教育了两个孩子。大儿子陈雨昂已经4岁了，长得像我，二儿子陈宇1岁多，像极了陈红，两个孩子差异很大，老大特别敏感，老二挺随和，他们在一起挺闹的，陈红带孩子挺累的，但哪有幸福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等孩子能够和我们交流时，陈红幸福得不得了，母亲在他心里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我们教育孩子时，如果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孩子会觉得我们之间有问题，这样对孩子的心灵也有伤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协调。对雨昂来说爸爸是偶像，孩子更尊重我一些，对陈红更亲一些，都是爱，只是爱的感觉不一样。新报记者冯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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