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目前庞大的主持人队伍中，谈话类节目主持人一直属于“稀缺商品”，在很大程度上，能否主持一档成功的谈话节目已成了衡量一位主持人“含金量”多少的重要指标。传统意义上，谈话节目需要主持人具备敏锐的反应、鲜活幽默的谈吐，去年发生的“谭盾事件”又为谈话节目主持人提出了另一种全新要求，那就是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与驾驭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北京电视台谈话节目《国际双行线 》的主持人姚长盛成了内地第一位经历这一考验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谈话主持人荒”之后，姚长盛带着一种特有的沉着与冷幽默走入了我们的视野。《国际双行线》的制片人宋民说，他是我们打着灯笼在全球各地找主持人都没找着，结果蓦然回首在身边发现的一大亮点。
一开始瞧不起谈话节目
记者：每周六，观众都能从屏幕上看到你侃侃而谈。但是大多数人对你的背景都不太了解。
姚长盛：1997年我从广院研究生毕业，进了北京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后来才到了《国际双行线》。
记者：当时想到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主持人吗？
姚长盛：没有。现在做主持人也是碰巧。就像踢球，十一个人上场，前锋就两个。可是后卫仍然有机会进球，包括守门员都可以罚任意球、点球。比如这场比赛一比零，惟一的一个球是你进的。你说这是你事先设计好的吗？当时找了许多主持人都不合适，宋民说让我试试，结果做了一期样片，不太成功，但有人说，以后就要这样的主持人，一点都不专业，这样才最好，我听了很欣慰。
记者：很多观众了解谈话节目是从《实话实说》开始的。你对谈话节目有什么想法？
姚长盛：我最早听说谈话节目第一反应是瞧不起。我当时觉得编个片子是很大的一种快感。后来有一次我看《实话实说》，当时确实有种非常震惊的感觉。
记者：那么对你来说，对这种交流方式从一开始根本就瞧不起、到后来的震惊、直至自己投身其中，这种观念的转变是怎样实现的？
姚长盛：这种转变就像一个小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小蝌蚪刚上陆地后还有一段小尾巴。做主持人之前，我一直在做节目，不能说有什么经验，但是教训有很多。
记者：举个例子。
姚长盛：比如说有一期节目。当最后节目录制过程当中，实际上已经就很疲惫了。我挣扎了半天，但到最后我觉得我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在谈自己的事情，而且谈的事情别人都不懂。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在说开刀，一个川厨在说辣椒，旁边还有一个汽车制造商在说配件。这些东西往一起凑，我几乎都快疯了。一期节目的失败，就像飞机失事一样。这种事故概率可能只有几万分之一，但是对这架飞机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就是机毁人亡。就像我做完那期节目之后，我就觉得特愧对编导。
我的问题是还不够二百五
记者：一个谈话节目牵涉到现场气氛营造问题。
姚长盛：观众的气氛实际很大程度上能决定现场的气氛。一般情况下就是先与观众瞎聊。前几天刚刚录完的节目就是，到现场来了就跟大家聊，突然一个观众举手说：“我问您个问题行吗？”我说：“可以啊”她说：“您是这场的导演？”我说：“我是在这给大家服务的。”她说：“不不，我跟我女儿发生争执了，我女儿说你是主持人，我说不可能，你是导演，因为你是在安排这些事情，跟大家随便聊聊。主持人不是这样的。”我说那就是您没看过我们的节目，您女儿的眼力非常好。
记者：我想这是你平民化风格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姚长盛：我一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信马由缰，率意而为。后来制片人就跟我说：“你有一个很致命的地方，就是你不够二百五。应该再‘疯’一点。”他总的意思是说你这种状态应该更积极，或者说抛砖引玉。真得把自己当成一块砖头，“咣当”一下扔出去。这也可能会引来更多的砖头，也可能真的就引来一块玉。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摔得挺狠的。主持节目时印象最深的是老婆的眼神
记者：在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次发现是什么？
姚长盛：让我最意想不到的是一个眼神。有一次节目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往旁边那个观众席边上瞟了一下。那边有个女士给了我一个眼神，非常妩媚。当时我心里头……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没想到大庭广众之下能那样向我飞眼。结果那人是我老婆。
记者：你在面对一个人物的时候，你跟他在现场的交流会控制在一个什么尺度之内而不会让他感到尴尬？
姚长盛：我可以讲一个我控制得不好的例子。一个美国人，叫罗红玫。那场节目叫《舞蹈梦想》，她是那场惟一的一个嘉宾。她写来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感激了所有的人：编导、助编、剧务人员……所有的人都感激了。惟一投诉的地方是主持人。她说：“这个男主持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我的情况不熟悉，对我回答的问题好像也不注意听。另外，我事先已经反复说明我不能在现场跳舞，因为场地和服装全都不适合。但这个主持人仍然要求我跳舞。我非常尴尬。”我看了以后也很尴尬，那天的实际情形和她描述的差不多。有时觉得主持人真的不好干。(谭芳 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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