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专访：

　　“作为演员，谁都渴望出成绩，谁都渴望出名，这种想法让我期待了很长时间。30岁以前，没有人理我，没有人找我拍电影、电视剧。很多影视导演选演员时，看我的眼神从没放过光，很快就移开了。那种受压抑的、被捉弄的感觉，我经历得很多了。”……

　　16岁只上了三年没有学文化的中学，1969年，因担任红卫兵当中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干部，首先报名离开北京，到黑龙江上山下乡，这一去就是7年。既不是独生子，也没有后门儿，考大学轮不上，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往文艺这条道路上走。从1973年开始报考部队文工团，直到1977年终于考上了空政话剧团。1987年1月正式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人艺的话剧演员……这就是濮存昕。

　　日前，一本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演员濮存昕》在北京面世了，作为本书的主人公，濮存昕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报记者不仅专门采访了濮存昕，而且还采访了濮存昕的父亲苏民老师。

　　●话剧舞台永远是我的最爱

　　从小在人艺的院墙根儿下长大，从小就似懂非懂地看戏，而且看的是中国最有名的文艺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戏。在人艺的大院里，随便碰到一个人有可能就是中国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伴随着这些人物在舞台上激情四射的台词，濮存昕有更多的机会感受艺术带来的欢乐和痛苦。人总是会有许多梦想，虽然有很多人恭维濮存昕是上天赐予舞台的奇才，但是，濮存昕却是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走上艺术之路的。

　　虽然只有中学学历，但是濮存昕在文学方面的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这大概和他有一个酷爱诗词歌赋的父亲不无关系。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濮存昕独爱诗歌，他曾经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朗诵过许多中外大家的诗歌。他说：“人得以在灵魂的意境中天马行空地游走，惟有诗歌才能完成，所以很多大家都在致力于达到诗的境界。其实所有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与诗有关系，包括表演。像于是之先生、赵丹先生的表演，他们都已经达到诗的境界。现在虽然诗歌进入市场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有关系，你不能去埋怨诗歌。我们应该慢慢地去开拓这个文化市场、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现在比起10年前，这个文化氛围已经是好了很多了，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我们知识分子的追求是很高的，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完成知识分子的这种追求。不要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不出好的诗歌，问题是写出来以后有谁能够理会呢？”濮存昕1983年第一次拍摄电视剧《红叶在山那边》，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吴轲；第一次拍电影是1988年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同样是扮演男主角。第二次拍电影是在1991年；而第二次拍电视剧则是1993年的事儿。虽然后来断断续续地拍摄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但是真正让濮存昕在影视界红起来的却是1995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而后来的《来来往往》、《洗澡》、《光荣之旅》等一系列的影视作品则更是让濮存昕变得炙手可热。对于这一切，濮存昕并不满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濮存昕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话剧舞台的喜爱。正因为如此，如今的濮存昕虽然是影视红星，但是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话剧演员。正如濮存昕的父亲苏民老师说的：“话剧舞台是培养演员的地方，而电影电视则是使用演员的地方。演员只能通过演话剧长本事、见功底，因此，时下最红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话剧演员出身。”

　　●濮存昕谈自己的书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濮存昕说：“如果没有环境没有机会，一个人的悟性以及对常识的敏感可能会非常迟钝。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在40多岁的时候有了一个总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我依然是一个戏一个戏往下拍。我拍戏一般是不写笔记，也不写什么心得，因此戏拍完了也不留下什么文字方面的东西。通过跟童先生(《演员濮存昕》的另一作者童道明)的聊天，有很多对学问的感悟一方面是从童先生那儿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自己身上产生了。因为对话才可能出现灵感的东西，我觉得人身上很多的潜能如果没有条件，没有机缘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也好，我们现在的谈话也好，就是一个机缘。”

　　濮存昕说：“这本书出版之前我不敢想象，也没有做好一点准备，因为有很多出版社跟我说过给我出书的事儿，我都推辞了，我说不能做，也做不出来。之所以有了这本书，是因为有童先生参与其中。我跟童先生很熟悉，他是戏剧方面的专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排契诃夫的《海鸥》时，整个创作过程就是童先生帮助那个俄国导演来做的”。

　　“这次是童先生拉着我往前走了一步，通过和童先生的聊天，聆听他的教诲，聆听他的高论，作为我个人来讲这是一生中重大的收获。在这本书的前面我写了一点类似前言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做这本书，第一，这本书里面很多都是谈戏剧，而这又是观众对我最不了解的地方。因为戏剧演出不同于电影影视，一个剧场900个座位，演出一场最多也只有900名观众，而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有可能是上千万人在看，因此，我在戏剧方面的一些事情是许多观众不知道的。第二，童先生他找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使我谈兴大发，我也通过和童先生的交流又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三、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对自己戏剧总结的一个机会，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一辈子写不出这么多字来，我也一辈子说不出这么多的话来。如果说名人出书是一个热点话题，我也担心自己会招致许多非议。或许有人说：濮存昕你这是干嘛呀？你也跟他们一样。其实我觉得名人出书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重要的是你出的这本书有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我遭到非议有可能在两方面，首先，有人会说我想挣钱，但是我跟戏剧出版社签的合同上很清楚地写着，我不要一分钱；另外一方面遭到误解的可能人家会说，你也在那儿招摇，就凭你那两下子值得出书吗？但是我以为我是很平静的，我袒露了我最真诚的内心世界和创作过程。这本书里没有什么个人经历和成长过程，更多的是在说自己在戏剧舞台上创作角色的一些想法。

　　当本报记者问濮存昕如何评价这本书时，他说：“我自己对这本书很满意。有很多人问过我，说在我创作的角色中，哪个角色最好？我总是会告诉他，这些角色都好，因为我塑造的这些人物是我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表达。这本书是我2001年这个年龄段里一次思想上非常坦率、非常真诚、非常有趣的表达，和我的演戏是一样的。先不管这本书水平的高下之分，你无法告诉人家你的书水平有多高，但是我能说我很真实，基本上没有太矫情的东西，这是我对这本书最满意的地方。”

　　●濮氏父子

　　濮存昕如今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有一个同样名声显赫的父亲————苏民。曾经担任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的苏民老师是中国话剧界元老级的艺术家，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苏民先生辛辛苦苦地几乎演了50年的戏，塑造了一大批闪光的艺术形象。

　　有许多人曾经发出疑问，为什么父亲叫苏民而濮存昕不姓“苏”呢？在苏民老师家里采访时，老先生告诉本报记者说自己本姓“濮”，苏民只是他的“号”，1946年，苏民加入地下党时需要一个化名，因此就直接引用了自己的“号”，解放后做了演员也就没有改变。

　　当年谢晋拍摄电影《最后的贵族》时，从空政话剧团把濮存昕“借”到上海，当时濮存昕还是一个没有丝毫名气的话剧演员，没有几个人认识他，谢晋看到濮存昕的名字比较麻烦，三个字中有两个字比较少见，他认为这样不利于演员出名，因此谢晋就自作主张给濮存昕改名为“苏新”。如果细心的观众有机会观看《最后的贵族》时可以发现，男主角陈寅的扮演者的名字是“苏新”而并不是“濮存昕”。电影拍完后，苏民认为改名涉及到的事情很多，太麻烦，因此又把“苏新”改回成了“濮存昕”。虽然名字还是原来的名字，可濮存昕一样出了名儿，成了演艺界的“大腕儿”。

　　苏民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只有濮存昕一个人子承父业做了演员。谈到儿子做演员，苏民先生说当时濮存昕到黑龙江建设兵团7年后想回北京，但是没有任何路子可以达到回北京的目的，确切地说，濮存昕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走上从艺的道路的。当年从建设兵团回来，苏民作为老演员看了看濮存昕的腿，觉得缺乏柔韧性，没有童子功，做舞蹈演员没戏。但是濮存昕身材挺拔高大，相貌也不错，因此建议濮存昕做话剧演员。当年濮存昕从黑龙江省回来后，开始只能在街道和一帮老头儿老太太一块工作，后来苏民请人给濮存昕做辅导，最后濮存昕才考上空政话剧团。正因为濮存昕经历了很多坎坷，因此他特别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一切。

　　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这是苏民给濮存昕提出的为人之道。其实，濮存昕真是把父亲的话实现得很彻底，因此，几乎所有的媒体对他总是很“破费”，电视台舍得把黄金时间“送”给他；而纸介传媒也不吝啬，整版整版都是有关他的报道，但是观众可以发现，濮存昕的负面新闻却很少。(本报驻京记者程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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