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并非理所当然

　　记者：你曾经说到过一个例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到朋友家作客，他指着整座房子说那是他祖父造的，门前的树是他父亲种的，对于文化与财富的积累，你都非常羡慕，在你成长的年代，没有这两方面的积累是最大遗憾吗?

　　杨澜：我曾亲眼看过父母把仅有的几十元工资分出来供养他们的父母，把余下的钱非常节俭地贴补家用，简朴的生活，使我们几乎忘了物质的快乐。记得80年代初父亲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时领到了令人羡慕的配额，全家连夜商量如何凑足外汇券，再雇一辆平板车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冰箱，而当那件贵物终于进了家门，真是欢天喜地得跟过节似的，每一样东西来得都那么不易，你只有一个配额，必须在冰箱与洗衣机之间抉择。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深知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

　　记者：60年代出生的人从街边的油条铺吃到了麦当劳，而如今的新生代会认为麦当劳和巨型超市应该理所当然地就在那儿，你以为新生代与你们这代人的主要差异是物质上的吗?
　　杨澜：不，他们的精神比我们自由和幸福，而我们则有不为他们所知的丰富。我是一个独生女，但从未有骄娇二气，小时候扫地、洗碗、换煤气罐都是我的活，贫穷让我知道在菜市场怎样挑选又便宜又好的菜。直到我结婚时，母亲还非常感慨，我外婆送给她结婚的红宝石戒指当年惧怕抄家而放到厕所冲掉了，以致于女儿结婚送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父母那代人一贫如洗，一百块钱，就是他们送给我的结婚贺礼。我心存感激，作为清贫且清高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了我爱与原则、健康的心态和温暖的情感，使我无论遭遇到什么都始终相信人，相信世间的真善美。剔除枝叶，走向主干

　　记者：赴美留学给你带来了什么?
　　杨澜：亲自感受了不同国籍、民族、宗教信仰带来的人的巨大差异，还有面对不同的教学体系和学习方法进行的艰难适应。记得大学时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从头到尾都看得心惊肉跳，为主人公私生活的荒唐和不断地触犯权威而慌乱，甚至最后他在宁静的田园中找到与上帝的沟通，都让我不可思议，这部传记小说对我们的教育标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当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就读后，我明白给世界一个标准答案是极不现实的。

　　记者：你的同学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你从那时起才开始培养自己的全球观点?
　　杨澜：我的一位同学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我的祖母是德国人，祖父是比利时人，母亲生在巴西，从小我便跟着当外交官的父亲走遍了全世界，因此我是世界公民。我来自一个民族国家，看问题的角度和观点当然跟他们不一样。每当关于国际问题的集体讨论，中东学生与以色列学生立场完全不同，而韩国与日本学生观点冲突也是常事，人们都从他个人的角度得出结论，而慢慢地你也会去理解或去欣赏那个与你完全不同的结论。经过那段历程，才真正具备了开放的心态。我采访基辛格时问他：“你怎么看待和平?中东问题有无一次性解决方案?”他意味深长地答道：“任何认为对这个世界有一次解决方案的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和平只是不断冲突中的一个间隙，维持和平特别困难，而冲突的发生却非常容易，冲突与发展并存是21世纪的主旋律，人类没有永久的和平。”千万次地问

　　记者：加上凤凰台《杨澜工作室》所做的人物，你一共采访了全世界250多位名人，他们当中谁令你记忆犹新或特别感动?
　　杨澜：王光美。过去人们只知道她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并不知道她是一个原子物理学硕士研究生，还是李政道、杨振宁的师姐。当初她获得芝加哥和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时，在迈上留学之路的关口，转而去了延安，她完全可以有不同的人生，然而因为理想的激励，她让真性情替自己作了选择。文化大革命中连刘少奇都不敢替自己说话时，她站出来替丈夫辩护。有一次红卫兵设计扣住他们，王光美特别镇定：“你们不是要找王光美吗?不是王光美的马上走。”实际上保护了刘少奇，而自己则站到台上接受批斗。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丑化她的漫画，脖子上挂着一串乒乓球。那时只要有一丝动摇，她就会被风暴吞噬掉，而信仰和家人她都没有背叛。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不是她的坚强，而是她的宽恕。身陷监狱12年，丈夫被迫害致死，可“报复”两字她从未想过。我问她，当年6岁的女儿当着你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教她的人一定是身边工作人员，你就不作任何调查吗?王光美淡淡地说：“查出来这个人不就完了吗?”人真是一种奇迹，每当遇到这样的人，我对人类的信心又多了一分。

　　记者：有一句诗说，只管走自己的路，脚下的鲜花自会为你开放。
　　杨澜：我常常被问及成功的秘诀，其实不外有三：第一，自信和他信；第二，遇到不公平的事有正确心态；第三，先为别人创造，建立良好的人际氛围。当今即使一个科学家要出成果，也不可能一个人全面包办，在个体劳动越来越不重要的今天，合作尤其可贵。在没有梦想和梦想实现之间

　　记者：你在十大新锐人物颁奖礼上对长沙大学生说，当主持人的时候规定主持人不可以参与幕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而参与幕后制作之后发现与制片人有一段距离，又问自己为什么不，成为一个制片人后再问自己为什么不作一个主题频道。你的“阳光卫视”显然是这些“为什么不”的结果，为什么你的频道会锁定历史文化与人物?
　　杨澜：我从小对历史有一种痴迷，仅有的《上下五千年》、《战国故事》和《古希腊传说》都让我翻得起毛边了。高三毕业时，我基本达到你翻开历史书的哪一页我都能答出其中的问题，包括历史事件的年份及注脚。我向往不朽的历史和文化。至于做人物，我一直相信人一定会对人的故事与心路历程感兴趣，人的命运会动人心魄、荡气回肠。

　　记者：美国仅有200年历史，但历史和人物传记可以支持两个频道，且利润不菲。从世界传媒界来看，主题频道是一种必然趋势。你凭借激情创业，但“借壳上市”这一漂亮之举，仅凭激情就可以做到吗?
　　杨澜：我周围的条件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媒体一度称我是中国最富有的女人，但那是股票!我收购的良记股份在两个月内暴涨20多倍，人们把8.4亿港元和配股后筹到的3亿元都算在我的财富账本上，真是一种虚名。虽然我本身做媒体，但正如《纽约时报》总编托品教授所言，媒体并不是一个不需要监督的天使，它有很多致命缺陷，且没有药方!因为它自己的某些运作规律，有时它也煽风点火、制造谣言、幸灾乐祸，当大众情绪达到一分时，媒体往往说二分，达到二分时，媒体又说三分，就说关于吴征退出新浪董事会主席之职的事来说吧，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内幕，媒体仍然猜测纷纷，说到底，至今我们还是新浪第一大股东嘛。吴征当了联席主席，实际上并未介入新浪日常管理工作，前一阶段为了避免公司之间有利益冲突，我便做了阳光主席兼行政总裁，而现在我们的业务和目标有了发展，吴征便回来了。

　　记者：萧伯纳说人生的悲剧在于没有梦想和梦想实现。你非常幸运地行走在两者之间，且充满激情。财富是支持你行走的最大动力吗?
　　杨澜：财富给所有能驾驭它的人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这对理智的人是好事。我的数字财富其实就是我的公司，在我倾力去打造它的同时我没有忘记一个道理，那是当了母亲之后的我自己悟到的：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对待孩子一样让他慢慢地成长，自然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人只有对远景充满期待，才不会焦虑，也才会从容面对一切。心，是最娇嫩的地方

　　记者：从很早起读你的文章到今天，觉得当中最为动人的是你与大自然交往的过程，你让儿子去认识自然这位人类的母亲，那么仔细地述说每一次旅行的感受，大自然真的拥有什么朴素的秘诀让你成功吗?
　　杨澜：大自然让我找回自己的心，不管曾经在哪里迷失，不管迷失有多久，它都会帮我找回来。今天，当许多人不惜重金美容换肤的时候，大概都会忘记：心，才是最娇嫩的地方。大学的时候，带着青春的向往和一脸稚气，我和女友登上了黄山，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只知道拼命吸取那湿漉漉的绿色，并积攒起来，好留给日后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带着“流光容易把人抛”的少年伤感，我们痛苦着和庆幸着。其实只要你打开心扉，成长中必然经历的沟沟坎坎，自然母亲都会助你一臂之力。

　　记者：高中阶段的高考压力人所共知，而你常提到的那条通往中学的乡间小道却给你带来无限慰藉?
　　杨澜：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享受。四季虫鸣、田野风雨、满耳的流水声便是我的“随身听”，那些从不抱怨的农民，给我带来了极为朴素的美感，直到我从事电视工作后去乡间采访，很容易就获得了农民们的“通行证”，因为中学时代的耳濡目染，使我甚至知道卷心菜应该保持多大的苗距。

　　记者：生活中的大自然和心中的自然在哪里合并?你怎样认识并丰富自己的内心?
　　杨澜：大学时的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我认识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狂野和坚韧的性格令我无比崇拜。理想主义时代的我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会带来成功，我认真地思考着、痛苦着，多年来一直没变，我以大自然和书本赋予的力量小心地看护着自己的心，它一直就在那儿，从未被损坏。

　　记者：所以你在纽约仍然爱着北京人爱的雪，旅途倦了就约先生去碧海青天洗心?
　　杨澜：这是我无法改变的选择。(陈红云/文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