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艺术家师胜杰以其潇洒文雅的台风而闻名，许多天津人都很喜欢他的相声，在大多数观众的印象中，他是东北人，其实他却是地道的天津人。说起历历往事，师胜杰不胜感慨：

　　家住南市

　　我是天津娃娃，我父亲师世元是位相声演员，早年间在天津南市卖艺，我随父母迁居到哈尔滨是在1959年，那时我六岁。那个年代艺人的流动性很大，东北的艺人少，就到京津两地来接演员，著名的京剧演员云燕铭、梁一鸣都是和我父亲一起到东北的，一是因为哈尔滨需要人才、二是那边的工资高待遇也更好。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两处房子，一处叫仁德里电灯房，在什么位置我想不起来了，另一处在南市商场胡同，儿时的那段日子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儿时有不少伙伴，天天一起玩，但名字都忘了，只有一个现在还常见面，就是相声演员赵伟洲，我父亲和他父亲赵心敏那时是一对相声搭档，他比我大几岁，小时总不带我玩，现在有时见了面还聊起小时候的事儿呢!我特别喜欢那阵的生活氛围，好多人住在一个杂院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别人都来帮忙，那种亲情现在住在楼房里早已感觉不到了。那时也常跟父亲去剧场听相声，印象最深的是剧场门口卖青萝卜，他们叫卖时喊着“赛梨不辣”，切好的萝卜片儿码得特别整齐，看上去漂亮，吃起来更甜，也许是那时穷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吧，我觉得那是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东西，现在回天津，也常要买萝卜吃，只是不那么香了，不知是品种不好了还是吃的好东西太多，没味了!

　　在天津有我一个姑姑，名字叫师振英，她在汉沽银行工作，1960年我父亲曾经从东北去过汉沽一次，那是最后一次见我姑姑，后来就失去联系了，如果现在还在世，应该已经七十多岁啦!我也向她问声好吧!

　　少年悲苦

　　我们一家人搬到哈尔滨后，父亲担任了哈尔滨民间艺术团的相声队队长，哈尔滨有个北市场，类似天津南市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在那演出，我七岁上学，同年也开始上台说相声，白天学知识，晚上上台，那段时间也很快乐。

　　一直到“文革”开始，我们的演出被中止了，从此噩运也降临了。父亲因为在黑龙江省很有名，被打成了反动艺术权威，受到了非人的折磨，1968年9月28日那天，难以承受折磨的父亲自杀了，那一年他48岁，我哥哥师胜利刚刚成为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文艺兵，受到父亲牵连，他被开除了军籍，那时他年轻气盛，找领导去要说法，结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判了15年徒刑，15岁的我和母亲、弟、妹一起相依为命，但不久我们这个家也散了，我妈领着弟弟妹妹被发配到五七干校，1969年我被遣送到北大荒当了一名农工，农工不是兵团战士，是属于劳动改造的。这一去就是七年，七年中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了，而且经常要参加“路线分析”学习班，接受高压考验。也曾经想不开过，可自己还年轻，还有母亲和弟弟妹妹要照顾，我就挺过来了!那时我常常梦见舞台，什么时候我能再上台表演，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当一名相声演员呢?

　　1976年，全国搞曲艺调演，兵团也要派人参加，兵团找到我，让我和姜昆一起说相声。我太高兴了，尽管姜昆是以兵团战士身份，我还是以农工的身份演出，但一想到我又能上台了，我真是太兴奋了。那次是在北京演出，我逗哏姜昆捧哏，我们表演的相声《赫哲新花》受到了一致好评，中国广播说唱团也看上了我们，但政审时发现我的出身不好，结果姜昆就留在了广播说唱团，我又回到了北大荒继续做农工。回想起上台的日子，每天都在梦中醒来!

　　天津情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次回天津都能给我带来好运，1981年我来天津第一次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北方片)的演出，凭着《好市长》我拿了一等奖，也一举成名，从此，我的好运也开始了。天津的观众太热情了，他们让我感到了亲情的温暖。1987年我已经是黑龙江省曲艺团团长了，我带团来津演出，住了一个星期，每一次接触家乡人都让我心里暖融融的，每次出门坐车，司机都不要钱，买套煎饼果子人家也死活不要钱，走到街上见到我都打招呼，都知道我是天津孩子，为天津露了脸。有一次我刚演出完，来到后台，门外有个观众喊了一声“师胜杰”，我一回头，他扔过来两包茶叶，我说这怎么回事儿呀!他喊：“你留着喝吧!”说完扭头就走，我说您别走我得知道您是谁谢谢您呀!他说你甭管我是谁，你就喝吧!家乡的人真是亲哪!

　　这几年天津变化太大了，每次回去都不认得路，可我还是愿意回去。我女儿现在在国外，在她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回了一次天津，我带女儿吃了天津小吃，去了一趟南市，还照了相，我告诉她：“这就是你爸爸的家，也是你的家，到哪也别忘了你是天津人!

　　师胜杰正在撰写自己曲折经历的回忆录，“天津情结”是这本回忆录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宋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