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云南大理专电 相信大部分观众对张泽鸣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不少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挺高。如果以“世代”划分的话，导演张泽鸣属于第五代导演之一，只是因为离开内地十几年了，在新人辈出、流水无情的影视圈子里，他像隐士一样逐渐被人遗忘。连他自己都带着玩笑的口吻说：我是一个被遗忘的第五代导演。

　　日前记者在大理很意外见到这位年过半百的导演，之前一直听说他要来云南筹备新片

的事，没想到动作如此迅速。从香港南丫岛的家风尘仆仆经昆明赶到大理与一班圈内好友汇合的张泽鸣显得非常精神，坐在洋人街的酒吧饶有兴致地观察着面前打了舌钉鼻钉的女孩、来往穿梭兜售绣品的异族妇女以及近在眼前缭绕在云雾中的苍山。从饮酒的手势看得出来，张泽鸣算是性情中人，随着夜色渐深，他的聊兴更浓。而围绕于电影的话题无疑如同他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悠长情结，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一旦被触及，说话人的口吻都带着抑制不住的热情和恋念。

　　-作为台湾电影金马奖及中国电影金鸡奖得主，张泽鸣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不属于科班出身，插队回来之后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从剧务、场记一步步做起，直到1984年有机会创作并独自执导影片《绝响》，一鸣惊人。为此他十分感谢恩师胡炳榴导演。

　　影片《绝响》和《太阳雨》基本是以岭南文化为叙述基调，其平淡、优美、含蓄、写实的拍摄风格与其他第五代导演有着明显的区别。张泽鸣把自己定位在“第四代半和第五代半导演之间”，因为他觉得“所谓的第五代指的是学院派，就是那些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我自己的历程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完全从制片厂中成长的”；至于后期在英国拍摄的影片《月满英伦》，则是张泽鸣在英国生活体验的成果。

　　近几年来，他不再轻易动拍电影的念头，和英国太太及两个女儿生活在英国或香港，主要工作是拍摄广告，为国外一些影视机构撰写剧本。

　　记：当年一部《绝响》让您一下子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可后来您拍的片子不多，并选择了离开。看得出来，在外的十几年里，您还是很关注内地影片的创作动向。看到当年的一批好友、同行比如凯歌、艺谋、壮壮等如今的成绩，自己心中可会有隐约的失落？

　　张：离开内地有一部分原因是家庭关系。你问我会不会感觉失落？当然有啊！不拍戏的日子其实很压抑，我都不晓得除了拍电影之外我还会干什么。我当然很注意内地影片的发展，也始终觉得一个中国导演的根一定在国内。前两年我曾计划回来筹拍新片，不过很遗憾未能成行。这次回来目的还是相同的——除了和有关方商谈自己的两个剧本外，还有一个制片公司邀我执导一部反映云南新平花腰傣少数民族风尚的故事片。

　　记：您近来一直生活在香港，谈谈您所看到的香港电影。

　　张：我在香港基本不看那些商业片，经常看的是一些艺术影片，其中欧洲片居多。

　　记：《无间道》看过吗？

　　张：这部片子看过，不错。我觉得它走的拍摄路子很正，既是大众喜欢的风格，又是结构严谨、艺术性很强的影片。

　　记：那么内地影片呢？近来出了一大批票房不错的影片。

　　张：喜欢《周渔的火车》。我觉得它有一种诗意在里面，这是目前多数中国影片所缺乏的元素。现代生活中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似乎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的，早就没了诗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周渔的火车》对情欲那种含蓄、唯美的渲染很可贵。

　　-和张泽鸣交谈，发现他不仅性格耿直，习惯直来直去，爱憎分明，有些时候还固执得可爱。他实在是很不善于妥协，比如他说了一件事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有一次好莱坞一家公司找他写一个本子(这事儿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天上掉下大馅饼)，可电话打过来没说上几句，就被他一口回头了，原因是“那不是我喜欢的风格，而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写好”，连试都不想试。

　　张泽鸣仍然习惯将电影划分为艺术类和商业类两种，并明确表示自己钟爱艺术电影，这当然与他常年浸润在欧洲影像的氛围中有关。他告诉记者，在欧洲，艺片影片和商业影片两条线分得很清楚，而在中国不可能做到。

　　这无疑将擅长艺术路线的他逼迫得有些找不着北，“因为我的片子不够商业，所以失去了很多机会”。于是有时候他会产生“妥协”的念头，比如在新剧本里加入一些喜剧的、青春的东西，但往往会出现那样无奈的结果，刚开了个头就不知道如何继续，“你看，我也想过尝试着改变风格，但很难”！

　　记：能概括一下您自己的风格吗？

　　张：东方的、含蓄的、内向的。我希望拍摄的影片有深刻的内涵，但表现的手法和方式是清淡的、舒缓的，同时也是大众喜欢的，不恶俗。我的作品情节都比较淡，注重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绝响》到现在看来还是有深刻的主题在里面。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记：您最欣赏谁的风格？

　　张：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

　　记：这好像也是香港著名导演关锦鹏最喜欢的导演，记得关导还曾表示过很欣赏您拍的《月满英伦》。

　　张：最早认识小津安二郎是有朋友带给我看他的剧本《晚春》，我一看就着了迷。尽管只是淡淡的人生描写，却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和意境，同时又闪烁着明亮的火焰。看到他的影片则是在拍摄《绝响》之后，极爱他的《东京物语》。我一直喜欢生老病死的人生主题，喜欢表现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

　　记：这一定与您的个性有关。

　　张：是，我个性中有很悲观的东西。在伦敦的时候，我为BBC电视台写了不少剧本，有影评家评价我的故事充满悲观的心态。其实，英国影片始终缠绕着一种悲观情结——暴力、吸毒、不公……

　　-“仔细研究你会发现，欧洲影片表现的主题永远是——我们为什么活着，是人生的目的；而中国影片表现的主题是——我们怎样活着，是人生的过程。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所在。”

　　张泽鸣对记者毫不讳言对目前国产电影跟风的不屑，他说现在大家一窝蜂地崇尚好莱坞大片，“麦当劳文化”在影视领域成为竞相追逐的榜样，其实中国最需要本土化的电影，关注本土的主题对我国电影人来说更重要。“我相信这需要一个过程，电影市场会慢慢规范起来”。

　　由于长期辗转于海外、香港及内地，张泽鸣审视电影及电影人的视线也更广阔、更挑剔一些。在内地，很多明星、导演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不避讳对他们艺术创作态度的点评；而对于香港艺人，虽然他不敢苟同他们许多搞笑、商业的影片，却依然对他们的艺德及为人大加赞赏。

　　记：您一定很关注刚刚结束的戛纳电影节，姜文这次出任评委，怎么评价他的作品？

　　张：记得以前第一次看他演的溥仪，当时吓了一跳，好吃惊，觉得这个人简直就是个天才演员。后来看见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不是很喜欢，觉得他过度张扬了恶的东西，以至于压倒了善良和美好，太崇尚Power；而事实上，我们都是有过那段经历的人，懂得那个时代的孩子身上还是有许多美的品行，即便做不好的事也是心怀胆怯和愧疚的。至于他后期的作品《鬼子来了》和《寻枪》，觉得其中小聪明的东西稍多了些。

　　记：您在香港生活了很久，对那里圈中的明星怎么看？

　　张：不少香港演员我很欣赏，从演技到为人，我觉得内地很难找出像周润发、梁朝伟、张国荣那样出色的演员。就在前不久，发仔回故乡南丫岛母校，我太太是跑教育线的记者，去采访之前还以为他一定排场很大，结果你知道他有多朴实随便，跟大家一样打车去，吃饭、说话完全没有一丝架子。你喜欢梁朝伟和张国荣的戏吗？

　　记：非常！他们都属于会用眼神说话的演员。

　　张：对，我就纳闷在内地怎么就缺乏这样入戏极深、演技炉火纯青的演员。梁朝伟演《悲情城市》时原本要求他说国语，因为他国语过不了关，只好将角色改成了哑巴，结果谁都没想到他给演绝了。至于张国荣，我和他见过两面，他就是那样敏感、忧郁的一个人，内心极端柔软、脆弱，大家聚会时他会因为很细微的一件事或人家很小的一个动作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搞到他突然离席——但往往这样的演员在艺术上具备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天赋。

　　记：谈了那么多，能说说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拍部什么题材的片子吗？

　　张：我近来突然很迷恋父女题材，想做这样一部片子。青年时报记者 韩 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