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要说话了，我也要说话了，我的妈妈已经被人家涂鸦得不成样子了；到了这个时候，《周璇日记》自然地该应运而出了！

　　从未公开提及过母亲周璇的周民，作为周璇长子，这次打破沉默公布《周璇日记》是出于何种原因？不愿接受媒体采访的周民特地专著文章，委托本报独家刊登，以说明公布《周璇日记》的缘由。现部分摘录如下：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我只见过三次妈妈周璇。

　　第一次是她在病后康复期间，到襄阳南路赵丹、黄宗英家里拜访。那天，房间里来了一大帮人，有摄影的、有录音的、有架灯光的，他们在忙忙碌碌。可能是在过道里有人让我叫她妈妈，我怎么搞得清？不肯叫。旁边又有人让我叫了她一声阿姨，大概我这样叫了。后来大人告诉我，那次她不高兴了。

　　第二次是周璇来襄阳路把我接到虹桥疗养院去。当时是电影局派了他们唯一的一辆镶木的小汽车来接的。在疗养院的房间里，她坚持把我拉到身边，一边紧紧攥着我的手，一边和其他人说话。我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她们谈什么，我的手被攥得太紧了，让我觉得别扭、不舒服。(她最后)终于让我到前面的花园里去了。

　　最后一次是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也就是终极之见了。按余光中的诗说：她在里头，我在外头。记得那天，秋雨瑟瑟，家里的阿姨带着我乘三轮车赶去的。追悼仪式上有一个程序是让我走到她身边，她躺在玻璃罩着的铜棺里，头发梳理过了，化了妆，穿着黑毛衣，颈脖上挂着项圈。我不懂难过，但有点怕。仪式结束后，阿姨就带我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记得，秋风秋雨一阵紧似一阵。

　　关于我妈妈周璇的日记是这么回事。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有一天历史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室只有他和我两人，他坐着，我站着。他严肃地似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有两本周璇日记在他这里，是周璇生前委托原精神病院院长苏复先生等我长大些再转交给我的。现在历史老师翻阅后认为，马上将日记交给我对我不合适，对我的健康成长不利，所以就告之我有这么回事，日记由他保管。我仍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件事时心在颤栗，我再也没问过这件事，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那是一个学雷锋的年代，那是一个革命化的年代啊。

　　廿多年过去了。八十年代初，我在晚报上写了一篇散文《墓地上空》。一天忽然接到历史老师的电话，说日记仍放他那里，让我去取。就这样找回了一本日记，另一本没有了，是遗失了，还是文革中销毁了，我也没有深究，风风雨雨几十年，还能留给你一本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很感激历史老师。假如当年就将日记交给我肯定难以保存下来。以后我又去拜访过苏复先生。拿到日记后，老实说我也没好好看过，只觉得都是一些琐碎的旧事，我只是很仔细地存放起来。

　　周璇的日记从来没公开过，这是关于她的最重要的资料啊，所以所有写周璇的书起码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更遑论编造的书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一个又是哭又是笑的人通过书上网上在那里散布周璇的财产之谜，进而是死亡之谜，沸沸扬扬，一派胡言乱语。

　　日记已经披露了一些，所以我就想到要出版《周璇日记》：周璇要说话了，我也要说话了，我的妈妈已经被人家涂鸦得不成样子了；到了这个时候，《周璇日记》自然地该应运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