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邻家的女孩

　　刘晓庆进了秦城那会儿，国内外媒体炒得是沸沸扬扬。拍手称快者有、张扬旧事者有；忿忿不平、仗义执言者也有。难道刘晓庆这辈子就被传言绯闻缠上，永远也脱不开干系了么？说起刘晓庆来，可能从城市到乡村没有人不知道的，除了她的演艺成就的感召力外，可能始终围绕着她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各种传说、传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是1988年拍电影《春桃》的时候接触刘晓庆的。那时候她已经很走红了，拍了《火烧圆明园》、《芙蓉镇》，应该说已经是中国的大明星了。第一次看到刘晓庆，她身上的某种东西确实让人很难一下子接近她。因为我是编剧，凌子风是导演，我们常常一起谈本子，说戏。我发现，一谈到艺术、谈角色，她就不一样了。可能是她特有的职业习惯，对导演凌子风十分尊重，我甚至觉得她一下子就从一个大明星变成了一个学生。

　　春桃这个人物是生活在30年代老北京一个靠捡拾垃圾为生的年轻女人。刘晓庆是四川人，接触的老北京比较少，她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凌子风分析人物，讲老北京的风土民情，还希望去找个老北京熟悉生活。我和凌子风陪她下去体验生活，老太太生火啦，擀饼啦，吆喝叫卖啦，她学得非常认真。

　　刘晓庆入戏快，而且一旦进入角色，她就是春桃，她就是那个捡破烂的，那个整天在最脏的垃圾里讨生活的女人。

　　有一天，我们拍捡垃圾的一场戏。在城市生活一辈子，天天扔垃圾，可很少有人知道垃圾成堆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感觉。天又特别热，一踩到垃圾上去，那个气味就甭说了，上面太阳晒着，下边很恶心的垃圾味蒸腾着，踩起来是扑哧扑哧的感觉，况且时不时地还可以看到那种软虫子、蛆什么的爬出来，真的是很难承受的一种环境。我们穿着短袖还都热得受不了，她背着个大筐，戴着个草帽，脚腿都打了绑腿，再加上上下蒸腾的那个气味和热浪，她没有一句抱怨。

　　开拍了，飞尘、喧嚣随着一辆满载的垃圾车向垃圾堆的高处急冲了上来，刘晓庆马上就扑上去，根本就不管脚底下是什么，混在一帮子挎筐携篮的脏孩子和老人当间围追着车子，迫不及待地边跑边伸手往车里捡东西。暑气合着尘土，又呛又闷，人人汗流浃背，尘垢满面。她的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掉。按理说，拍这样的戏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出眼泪水的小瓶子，做汗水的喷雾剂，可她什么都不需要，全都是真实的。这场戏下来以后，摄制组所有的人对刘晓庆都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

　　凌子风拍戏一向要求严谨，而且他和她一样，都是一到现场就六亲不认的主儿，有时候不满意了就会大光其火，发脾气。奇怪，刘晓庆从来都是哄着他，不管导演为什么事恼火，她和姜文都能无伤大雅地化解它，把老头儿的情绪就给哄过来了。所以进入拍摄不久，我就觉得他们很亲了。我有时不在现场，刘晓庆会打电话告诉我：哎，老爷子又发火啦，为了什么事什么事，“您甭管了，我们已经把他哄好了……”只觉得这个戏完了之后，我们就建立了一种很亲情的那种友谊。

　　我们每个星期都在一块聚会，就在我家客厅的那张大桌子上，好像一个星期不见就非常想似的。他们甚至会突然间推门就进来，也许不是在约定的时间，一进门就嚷嚷：“导演我饿！兰芳我饿！”我就赶快给他们弄喝的，弄吃的，就好像是家人回来了。

　　刘晓庆是四川人，爱吃辣的，大家经常在我家里聚会吃麻辣火锅。每一次都有一个节目，就是每人选一条刮掉鳞的鲫鱼，把它放在火锅里，谁的鱼放进去能一下蹦起来，谁的运气就好。这个刮鱼的任务就显得很艰巨。活的鱼把鳞刮了，放在桌上等着，有时候刮完鳞它还有点蹦，我是不敢碰。所以刮鳞这种活儿有时就交给刘晓庆和姜文。就听他俩欢声笑语地在厨房里头又喊又叫的。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进去一看，原来又有鱼蹦到地下了，真是挺好玩。有时候玩着玩着，两人就跑去“个别谈判”了。

　　那时好像她和陈国军离婚的事已经风起云涌了。在报纸上看见这种新闻会觉得刘晓庆不怕事，好像什么事她都能够承受，其实不是。经常在拍戏的间隙就会看见她坐在旮旯里发呆，有时候我会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就会说陈国军又怎么怎么着了。她很担心、很忧虑的样子。虽然她后边又碰到很多事我没有亲眼见到，但是我觉得她不是像外人想象的那种“铁女人”的形象，其实她也像普通的邻家女孩儿一样，有非常柔弱的一面。

　　跟刘晓庆和姜文一块排戏，在现场的时候真是一种绝好的享受。作为导演，凌子风说，“就像画画一样，一笔下来他们总能给你一个惊奇，或是一个惊喜。”我很喜欢看他们拍戏，也很喜欢看她进入镜头前的那种自我沉醉。也许是互相的这种欣赏，一部戏下来之后，我们这个绵长的友谊20年来就没断过。

　　她从秦城出来以后，我们见了几次面，有一天，在电话里我突然感到了她的改变。她说了一些话，非常动情，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说说笑笑，大大咧咧的，可是这次在电话里，她那种非常贴心的话语，让我始料未及。她说：“凌导演去世以后我怎么就没想到心疼你呢？”她的这些话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温暖。她说：“我就觉得我过去心太粗了，怎么从来没想到兰芳也是需要人心疼的？”她讲到她自己，她说：“从影以来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不能克服的，任何别人看起来天大的事我都有办法把它化解。”她说，“进了秦城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无能为力’，到这时候我才觉得我有多么的无奈。我才去想：都这样了，还能为爱我的人、挂念我的人做些什么？想来想去，唯一能做的只有健康地活着，可是，那样一个无奈的环境下，我怎么能保住健康呢？唯一的办法是调整心态。”

　　“我现在就希望你，为所有爱你的人保护好你的健康，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好你的心态。你知道吗，我们都爱你！”

　　刘晓庆进了秦城之后，据我所知，所有她周围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想帮助她的。她进去以后，我是千方百计地找关系，打听她在里头的情况。因为有很多传说，我的外甥女在香港，很多朋友在国外，他们经常会打电话来，说在他们的报纸上看到‘刘晓庆在里头自杀了’，说‘刘晓庆头发全白了’，说‘刘晓庆在里边没事就撞墙了’……那一阵，我和我们多年来共同的好友则智、怀桂经常通电话，非常非常挂记她，除了无望地商量解救途径，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处去找关系，问她到底在里头怎么样了，最后问到的是：挺好的，没怎么着。

　　我能够站起来

　　经过了442个日夜，她终于出狱了！有一天，刘则智突然通知我：

　　“在马克西姆！当天晚上！”

　　我抑制不住迫不及待想见到她的那种感觉。到了马克西姆，匆匆上楼，拐来拐去，在最里边的那个厅里见到了她！定神一看，果然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如果换作是别人被打倒了，像打得这么惨的，要爬起来真是不容易。她出狱以后等于是一无所有了。我就敢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因为我知道，她在里边时阿峰一直住在她那个别墅里等她回来，没有钱，冬天不敢开暖气，吃最简单的饭。北京的冬天，那么大个屋子没有暖气，他在屋里要“全副武装”，比上冰场还穿得多，甚至有人到他家去谈事儿，得一人裹着一个被子谈。我想，对阿峰来说是一种坚贞，从刘晓庆的角度来说，就意味着她确实是一无所有了。但刘晓庆仍旧英气不减，她说：“我能够站起来，很快我就能站起来！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吧，毕竟失去的是有价的、短暂的，而得到的是长久的和无价的。”

　　刘晓庆出来不久就说要结婚，那时候我和朋友们真的有些担心?“你想好了吗？”刘晓庆跟我说：“我相信他，我就是想跟他‘你耕田来我织布’，过这样一种最普通的夫妻生活。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夫妻生活。”我并不了解阿峰，刘晓庆在秦城的时候，我们一块商量怎么能找到更好的律师时才跟阿峰有了接触。我们曾经跟阿峰一块到马克西姆去，或者是到我家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算是比较近距离地接触了阿峰。

　　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可以为刘晓庆付出一切。原来我不是很看好他俩，因为我不知道接近刘晓庆的人在接近她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但是通过这段接触，我觉得阿峰真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则智告诉我，姜文表示要给一笔钱，叫他维持目前生活的时候，他谢绝了，就这一点我对他有了一个很好的感觉。

　　姜文第一次见到出狱后的刘晓庆时，有一个画面让所有在场的朋友都为之动容：姜文看到她，匆匆走过来，在她身后，一下子把她搂住，贴着她的脸。这个画面一直让我很感动。这是友谊啊，刘晓庆入狱后，姜文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想办法帮她，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过多年历练后凝结出的暖暖的友情！阿峰看着这一幕时，在猝不及防间那眼神里充盈的竟是一种理解和感动，所以我觉得阿峰了不起。

　　刘晓庆说，“我感觉这种安稳的生活只有阿峰可以给我。”刘晓庆这辈子颠簸得太久了，需要这样一个人来关心她、爱她，她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由衷地祝福她！（撰稿／韩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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