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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自述生活点滴:《黄土地》让我想当导演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3月18日16:05 南方周末

  贾樟柯:导演背负责任太多 合作只是看中能公映

  本报驻沪记者张英记录整理

  我对电影局的决定特别欢迎,特别兴奋!前几天,电影局制片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宣读了恢复我导演身份的文件!我希望观众通过电影院里的大银幕看我的电影!与上海电
影制片厂合作的新片也通过审查,比起以前拍片,现在我们拥有更好的创作条件,拍摄资金也有了更多的保证。所以,我希望能够把电影做得更加好看。

  有一次在藏酷放《站台》,那天下雨,放映厅漏雨了,就只好改到外面的走廊上去放。走廊上漏光,本来就放投影,效果不特别好,要漏光的话效果就更差了,我要求能不能遮一下。大家就开始找布,拆了窗帘,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有问题。突然我就难过起来:为什么自己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条件里给大家看,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有空调的、椅子也很舒服的电影院里放?对我自己来说,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价值和乐趣,毕竟你拍电影是给别人看的。

  对我来说,妥协是为了我的电影能够给这个环境里的人分享,我的底线就是自己最基本的想法不要被扭曲,不违背我看到的真实。在不影响创作的前提下,我可以调整自己的作品。如果突破了这个底线,就有可能不拍电影了。人一生里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而且我并不觉得自己一生都应该做导演。

  对我影响最大的电影作品有两部,一个是《黄土地》,我是在20多岁看了《黄土地》才想当导演,另外一个就是1996年看到《风柜来的人》,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经验,才摆脱了传统的传奇和戏剧性电影的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独立电影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生活、心情,独立电影就作为一种记忆方法,记录着今天生活的面貌。再过二三十年,中国人看到今天的影片时,会知道今天的人有怎样的心理,这是文化的价值,它不产生于现在,不是说拥有1亿观众10亿票房就是好片,而是那些就算今天没人看它,但某天被人拿出来看会有感触的片。

  电影能留住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无意中拍到一个景、一段街道,无意中拍到一张面孔,这些不知名的面孔能永远鲜活地存在在胶片上。若干年后,我面对一段无名的街道、一张无名的面孔的时候,我会知道这是1997年的某一天。我年幼的时候,听评书《岳飞传》,特别想知道岳飞长什么样子。那时没有影像,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不知道。但有了电影之后,再过50年,2003年上海什么样子,可以去找在时间历史深处隐瞒的那些面孔,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些面孔不一定是留下名字的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布勒松的照片,看到一个溃败的国民党士兵,手里拿着一个暖水瓶,用麻绳缠着,在逃亡的路上。于是我就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那个暖水瓶在战争那个环境里多么珍贵,然后知道什么叫大势已去,而那个士兵我不知道是谁,他不是胡宗南,我觉得这就是艺术这就是电影,担当了一种功能。

  我在北京生活7年以后,我突然开始喜欢北京,之前一直不喜欢北京。我开始懂得它伤害我的东西,我开始原谅这个城市,跟这个城市和解了,对这个城市充满了感情。我觉得这个时候该拍些东西。我始终想拍摄常态,生活的常态,任何极端的、攻击性的都是我很排斥的东西,因为我看非常态的电影太多了。

  小时候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还记得1977年,也是这个季节,家乡的主要食物是红薯,得吃整整一个冬季。贫穷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还带来压力。小时候每当农忙的时候我有义务帮亲戚干农活,帮他们割麦子,清晨五六点就要开始干活。我本来个子就小,又是小孩,一个非常矮小的孩子面对大片一望无际的麦子没有丝毫诗意可言。我喜欢有句诗“整个农场是个巨大的眼睛,劳动是最黑暗的部分”。最初生理上的痛苦——饥饿、劳作等构成我表达的最初原因。

  有时候出去,听到有人骂人用“怎么像个农民”,我听了很不舒服。我们现在仍是个农业背景的国家,我不愿割裂和农民的关系,也不会诗意地美化劳作。

  中国社会环境正朝多元的方向发展,城市与农村、贫与富、内陆与沿海,各种现实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状态,有些人以为世界上只有他这种生活状态,弱势群体精英人士,互相不了解对方的状态,他们缺少了解别人生活的心情,这里不说道德上那些高度,而是说心情。

  这段转型社会的变化,远远没有开始,因为隐藏在时间里面我们中国人所经历的情感和疼痛远远没有开始,我觉得我拍了三部也不算一个开始。

  我没有可能作出一种深入的解释,我觉得疼痛的时候所拍出的东西更主要是对疼痛的感觉。我能不能拍出《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作品?我觉得我来不及,匆匆忙忙把机器架出来,把我的疼痛和喊叫拍出来就可以了。我们是怎么痛的?有历史和社会学的方法呈现这个事实,艺术的作用在于承认这个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经历这个它,将里面我们的知觉表达出来。人生病时,为什么会生病,那是医学的事情,艺术的事是承认你生病,然后把疼痛的感觉描述出来。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讲出来:我永远不会考虑大众的趣味,大众的趣味是最需要警惕的东西,可能大众的趣味里包含了很多低级趣味,我不会去适应它。

  商业电影是电影工业的基础,纪录片、文艺片在任何时候都能生存下去,比如台湾不景气的时候也出了好多艺术电影。但现在我们年轻导演经常看到的是贾樟柯筹了十几万钱拍《小武》这样的路,也可以学习,但不知道要拍一部好的商业电影该怎么办。

  我不喜欢《任逍遥》,觉得是我的影片中最差的。具体来说,我觉得能力没有问题,我从不怀疑我的才能。问题出在制片模式上,前期准备很少,我太相信现场灵感,随时改变,弄得制片部门无所适从,以后我可能会改变。

  电影最初的形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纪录的方向,电影从一诞生开始就是卢米埃尔兄弟为代表的纪录方向,另一个就是梅里哀代表的戏剧方向。电影一直在这两个方向上平行发展,只是到了后来,戏剧和文学的元素越来越多之后,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和认识越来越固定在故事片的模式里。我觉得纪录片是电影里十分重要的,应该有很先锋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对电影形式的探索。1990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个纪录片的潮流,特别是DV产生以后,很多年轻人在各地通过DV来观察自己的生活,观察世界。这是一个开始,在慢慢改变中国电影,不仅改变中国电影形态,更可能会改变中国人观看电影的习惯,改变他们对电影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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