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军采访这两个人的时候，不知道他心中是否也有一丝紧张？因为要采访这两个人是需要足够的准备、足够的功力和足够的勇气。他们是白岩松和杨澜，中国现任主持人最顶尖的两位。在现场的白岩松还是和电视中的他一样，依然有些忧心忡忡。说到自己夫人的时候，他透露感谢夫人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尽量都回家吃饭。而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幸福的家庭的杨澜却表示，如果节目收视率不高，是因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说“主持人”
白岩松：就是靠说话来挣工资的人
杨澜：讲故事的人
主持人：见到你们二位，我想，首先应该问一个多多少少深刻一点的话题。用一句话来形容主持人这个行业，谁先来？
杨澜：这个好像涵盖着很大的一个方面，主持人这个行业，岩松你先来吧。(大笑)
白岩松：所以主持人跟主持人之间做节目是最困难的。你不知道她何时会把话头给你甩出来。朱军，我不知道杨澜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一进来的时候，马上看“艺术人生”这四个字，我一直在琢磨，咱们走进“艺术人生”合适吗？
杨澜：就是说，我们跟艺术有关系吗？
白岩松：所以“艺术”两个字不敢，可能是跟后两个字有关，其实他那个问题太大了，那要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传媒当中，在电视传媒当中有一个行当的分工是要靠出头露面、说话来挣工资的这个行当就叫主持人。
杨澜：我是觉得主持人这份工作很有意思，他们就是在讲故事。有一次我要出差，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要出差，我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呀，他说你的工作为什么有意思呢，我说你妈妈一个人做节目，有很多的人能看啊，后来我儿子就说，有人看就有意思吗。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对，我们做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要来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喜不喜欢听妈妈讲故事，他说喜欢，我说妈妈的工作就是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大家都爱听，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
主持人：看来大家对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理解都不同，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是属于那种在一个栏目负责露脸、负责领奖、同时也负责挨骂的就是主持人。
说“入行”
白岩松：进电视台为了挣钱
杨澜：观众来信让我不知道该不该笑
主持人：每一个人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心路上经历过一些坎坷或者叫选择，二位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或者在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你们觉得在心理上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白岩松：我让前辈先讲。
杨澜：你不要老显得这么年轻好不好。我跟岩松是同一年的，你还比我早一年大学毕业。
白岩松：但是从做主持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前辈，我是看她的节目长大的。
杨澜：他老是让我感到很难过，最重要的，我想就是说，你要平衡一个你自己到底是谁以及别人对你怎么看。我记得第一个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上班，做《正大综艺》的时候，收到很多来信，然后翻开就有一半都是在骂我的。这一半里面呢，也有一小半是说，杨澜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地笑，可能那个时候屏幕上只能微笑，不能大笑，你笑得太大了，失去了我们东方女性应该有的文雅。然后另外一个观众说，你为什么笑得不够，使得节目看上去还不够活泼，我就真的不知道该听谁的意见。最后我想可能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做自己，所以我还是做回自己，该笑的时候就笑。
白岩松：我做主持人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当时我在电台，崔永元老哥当时可能看我太闲了，然后他就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电视台正攒一节目呢，缺一策划，然后我就想，当时工资明显不够用，他这说法激活了我，可以兼职，我说没问题，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到那儿给主持人当策划。
杨澜：然后你就觉得他们都不如你，把他们的饭碗给抢了。
白岩松：没有。《东方时空》开播前几天的时候，突然我们的制片人给我订了一张去山东的火车票，我完全蒙了。原来他让我去山东采访《东方之子》，那是后来《东方之子》第一期节目。当时我还说，我该怎么看摄像机呀，人家说你管这些干吗，你过去在报纸不是采访过吗，你采访你的，电视找你，不是你找电视，这么着就做了，这是第二阶段，就是我由策划变成主持人。但是我真正说在心里头成为主持人是在1995年了，那时候才会去琢磨，我是主持人了，因为我屡次照过镜子，在过去照镜子的习惯当中，从来不会把镜子里的人跟主持人这个行当连在一起。说“变化”
白岩松：以后想专心致志地做主持
杨澜：十几年过去了变老了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白岩松辞去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的职务，为什么要辞掉，就是要专心致志地来做主持人。看来你已经被自己完全地认定为主持人，你才可以辞去身边所有的工作？
白岩松：我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掌声)
主持人：我倒是想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
白岩松：两个因素，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12年前，那时候营养缺乏，我110多斤，现在我160多斤，我体型的变化，证明中国改革是富有成效的，这是物质的。还有一个精神的，我的一个同行叫刘爽，原来做《东方之子》的主持人，他的四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相由心生。他说，人的相貌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夫妻之间待长了就有夫妻相。然后他说，人慢慢接触了什么，你在做什么行当，后来相由心生，你的脸也改变了，我觉得我没有过去长得那么尖锐了。
杨澜：但是人不说吗，一看白岩松事情就大了，一看崔永元就没事了。
白岩松：所以观众专门看他不就完了吗。
杨澜：就是，我现在就来回看呢，觉得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很困惑。
主持人：你也别老说别人，咱们说说你，杨澜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十几二十年基本没变。
杨澜：您太客气了。
主持人：基本没变。
杨澜：您那集《艺术人生》播完了，好多人一打电话就说，杨澜我发现你是老了，我说你这不说的废话吗，哪有十几年过去不老的。
说“行业”
白岩松：我满意十年后的自己
杨澜：主持人和他的节目分不开
主持人：咱们干主持人都干这么多年了，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这个行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最好的主持人？
杨澜：我觉得一个主持人他是不能够和他主持的那个节目分开的，就像朱军和《艺术人生》已经完全捆在一起，长在一起，分不开了，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主持人。过去有一段时间，觉得一个主持人是无所不能的，他既可以做新闻节目，也可以做娱乐节目，也可以做少儿节目，甚至可以做体育播报。我觉得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实也就说明现在的主持人越来越专业化了，业务的水准也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一个好的主持人是和他的节目能够生长在一起的主持人。
主持人：这好像又在批评我，我刚主持完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杨澜：不是，那基本上是同类节目，你要是哪天去播《东方之子》了，我可能怀疑一下。
主持人：怀疑一下，岩松呢？
白岩松：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经常被人误解成说白岩松特别狂，他问我，你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我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前我就这么说，但是我发现没实现，所以我现在还得这么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真是觉得，就是说你不会对现在很满意。
杨澜：也许你永远都不会满意。
白岩松：永远都不会满意，也许十年后你还会说，我喜欢十年后的自己。
杨澜：他们都喜欢十年前的自己。很多人会喜欢十年前的自己，白岩松比较怪，他喜欢自己变得老一点。我给你染点白头发吧，现在特时髦。
白岩松：你看看，现在根本不用染。有一天假如有机会，可能我们都很难有这个机会。假如有机会像球星挂靴一样，也有一个告别赛的话，最好的主持人就是在告别赛的时候，自己去意已决，而别人恋恋不舍，我觉得那是最好的主持人。
杨澜：这还有点意思。(掌声)那就是说，最不好的主持人就是自己没恋恋不舍，而别人去意已决(大笑)。
白岩松：我估计，现在我就是这样的。
杨澜：不要太没有志气，没完成，再熬十年。
说“当上主持人的好处”
白岩松：我妈跟我特近
杨澜：出租司机不认得真人
主持人：二位第一次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白岩松：我好像是在一个机场被人认出来了，但是对方只知道这个人似乎见过。
杨澜：他管你叫崔永元。
白岩松：没有，那时候人家小崔在背后当策划，管着主持人呢。他既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记不住什么栏目的名字。就盯着我半天，我印象特别深，看半天，你就知道他不是怀疑身份证不对，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杨澜：我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平时不化妆还跟屏幕上有很大差别的，一般人都说比屏幕上好看。我有一次坐出租车时，就跟司机那儿乱贫，也不知道说什么，说了半天，等到下车了结账的时候，出租司机说，我听你这声呀，特别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杨澜，你要长得像她多好啊。
白岩松：我这儿有一个真实的心态，有文字为证，我最早被人采访的时候，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一辈子都会记着，因为它记录了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情，标题叫《妈妈在远方看着我》。当时非常真实的想法是，原来我在北京，我妈永远不会知道我在干什么，做主持人后没有距离感了，因为她可以在电视上就看到你。
杨澜：管你的事就多了。
白岩松：她观察真的很细，最近你胖了，最近你瘦了，都很清楚。但是当时是我真实的心情，我说在电视上露脸，最大的好处是，我就觉得我妈跟我特近，她在看着我，是真的。白岩松：直播香港回归紧张得每天喝酒
杨澜：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
主持人：二位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杨澜：压力最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吧，我那个时候，希望我自己能够从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向偏新闻类的，这种做采访节目来转变，当时的压力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想转又不坚决，那种左右摇摆的过程。
白岩松：我是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我最大的一次恐惧，用“压力”形容都不够，就是恐惧。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正好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整个直播怕自己说错了，可是偏偏每次演练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嗡一下子。
白岩松：非常恐惧，然后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印象非常深，12点钟的时候，跟我的一些朋友去喝酒，为什么呢，喝完酒才会睡一会儿觉。
杨澜：麻醉自己。
白岩松：对，那段日子我永远忘不了，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以致于当我直播第一段做完之后，没出错，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当时的联络完全靠手机，手机丢了之后，别人后来支援了我一个，这是第一次恐惧。第二次恐惧是没节目做的时候。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做回来之后，我就从《东方时空》出来了，我当时要创办的新栏目叫《子夜》，我以为顶多三个月就可以创办成，那时想转变一下，但长达一年的时间，这个节目没能出台。那段压力，不是因为没工作而有压力，而是你突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过去已经被你结束了，但是新的，你以为很快可以到来，却迟迟没有到来。
杨澜：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主持的早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岩松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其实我差点被《正大综艺》换下来。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我在《正大综艺》做的第一年是跟姜昆老师搭档的，那时候姜老师提出不做了，制片人当时有一种想法是把我换掉，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的时间，我有另外一个搭档，戴老师，是二外的一个教授。说你就这三个月的时间，你来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好，如果这三个月你能做得好，你还有机会。我那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委屈，我觉得我多努力地在做呀。其实单纯做一个主持人，你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坚持基本上所有的稿子都自己写，我觉得我起码要掌握一部分我在说什么，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
说“理想”
白岩松：全世界分享中国主持人的成长经验
杨澜：节目能有好收视率
主持人：二位作为主持人，就这个行业来讲，你们的2005年的理想是什么？
白岩松：没想到我又来了个新的本命年，因为我做主持人是1993年开始的，那年是鸡年，今年是《东方时空》开播12年。我觉得理想就是向前看吧，理想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和全世界分享，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一样分享中国主持人的成长经验。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已经多大岁数了，估计我就是一个观众。
杨澜：别担心，他老是想着自己十年之后的样子，所以你一直有盼头，慢慢盼着吧。我的感觉是，做的时间越长，越觉得每一期节目都不容易，收视率在那儿压着，每个星期都给你报过来，低了一个点，低了零点几个点，你心里都觉得忐忑不安，所以我觉得2005年把每一期节目都做好，我是相信好的节目和有娱乐性的节目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希望能够有很好的收视率，同时让观众觉得这期节目还有点意思，还有点帮助，我觉得就很满意。
主持人：说到收视率，我想，我们还是顺着这个话题再往下走，你们怎么看收视率？
杨澜：很重要呀。
白岩松：对，收视率就是你顶头上司时常要勒你的那根绳，他拿什么勒，就拿这个勒，因为我们没法勒别人，我们都属于被勒的。当你拿出一万条道理你都觉得很站得住脚的时候，人家把这个一拿来，你立即没道理了，就是这个，我就觉得那是根紧箍咒。
杨澜：全世界的电视从业者，都有这个紧箍咒，那没办法，在同样的紧箍咒下，还是有人做出了好节目，这个是没法改变的一个东西。当然收视率这个东西，也不要把它绝对化，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更专业的分析，不要绝对的收视率，而有一个相对的收视率。比如说，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加具体的图片，我这个节目的一个典型的观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收入是什么样，他多大年龄，他的学历等等，我觉得这样能够给我们的帮助更大一点，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收视率的话，谁能跟电视剧去比呢？
白岩松：有时候，收视率特高就一定是好节目吗？我这话没有说其他栏目的意思，我就举例。
杨澜：一听就嫉妒。
白岩松：不是，体育频道里头，曾经创造了一个收视率，高过了新闻联播，我们可以把那场足球比赛当成一个节目，创这个最高收视率的，达到百分之二十多收视率的时候是世界杯上，中国对巴西，你能说那是一个好节目吗？
杨澜：当然是个好节目了。
白岩松：0比4输得很惨，如果要是进一个球呢，节目还不错。开个玩笑。但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节目，比如我会看十套的一些节目，历史地理频道等等一些东西，它也许收视率不是特别高，但是你要在心里头敬一个很尊重的礼。
说“收视率”
白岩松：很困惑
杨澜：那只是我们还不够好
主持人：你们会因为收视率这根绳改变你心里固有的东西吗？比如说你的理想。
白岩松：这也是我很困惑的问题，两对矛盾，一对矛盾是商业跟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还有收视率跟良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其实我觉得我的答案不清晰。
主持人：杨澜清晰吗？
杨澜：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我们真正在做的不是一个节目，我们在争取的也不是某一个观众，我们还是在做指向人心共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岩松做的一些节目，是伸张社会的正义，我觉得这个是直指人心的，我愿意做一些比较有真情实感的，只有这种心里的东西，它是能够跟观众，好像搭扣那样勾在一起的，而这种心里的东西，一定是很棒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平衡好收视和我们要做一个好节目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功底还不够，而不是其他。
主持人：你不会是在这儿这么说吧。
杨澜：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也许我们真的还不够好。你比如说《美国60分钟》这个节目吧，它开播了30多年以来，有23年都是全美收视前十名，它创造的利润是21亿美元，它的每一个主播，每年的年薪都是100万美元以上，说明他们所得到的利润足以付给他们这样高的工资，然而你不能不说，它也是代表了西方专业记者的一种，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一种职业水准，他们做过很多，甚至影响了历史的重大节目，为什么能够同时实现，我觉得我们可以研究研究。
说“感谢”
白岩松：感谢夫人的方法——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
杨澜：做节目想找出一些人心所共有的东西
主持人：对爱你们的观众，说几句你们想说的话。
白岩松：我说谢谢的频率不是很高，包括我爱人，她可能也会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没送过一束玫瑰花，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方式，我没有送过一束玫瑰花，但我每天晚上都争取回家吃饭。
主持人：而且把工资都交给老婆是吗？
白岩松：对对，那是我的玫瑰花。那面对观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可能说谢谢的时候很少，但是我相信在做每一次节目的时候，就是说谢谢的机会。
杨澜：岩松回答得很好。我想在这儿说很小的一段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热爱我在做的这个职业的一个原因。我有一次去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奇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告诉我，他10岁的时候，是从最贫穷的河南农村离开家，他不识字的母亲一定坚持自己的儿子要去接受教育，所以给他弄了家里惟一的口粮——馒头，把他送上了火车。他当时不愿意走，他妈妈就说，别急孩子，等秋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后来由于战乱，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后来的饥荒中饿死了。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浅薄。我问他，如果当时你妈妈没有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奇会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吗，我宁可不得诺贝尔奖。如果我留在家里朴朴实实做一个农民的话，我的父母大概不会饿死。我当时心灵真的受到一种震撼，我们以为在寻求那些成功者的故事，那些成功当然很伟大，但是那些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内心一些真实的情感比起来，根本就不值什么。 信报记者 任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