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闻由头 受美国芝加哥大学、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美国圣母大学等五所电影名校的邀请，陆川从4月8日起在北美进行了一段长达十余日的电影旅行。
日前，刚刚回到国内的陆川接受了本报记者汪阳的独家电话专访，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段难忘的旅程，并辅以电子邮件加以补充。
《可可西里》让美国人震撼
记者：如今中国优秀的青年电影导演很多，美国的大学为什么会选中你？听说你是继陈凯歌、张艺谋后第三位得到这种荣誉的中国电影导演。
陆川：在美国研究电影的教授们，其实对中国电影的了解都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他们看了《可可西里》后觉得这与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电影不太一样，觉得很震撼，看了《寻枪》后就更觉得中国电影变化大，认为这是中国新电影。而我是中国导演中年纪最年轻的一个，他们认为中国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新电影现象，对中国电影现状很感兴趣，所以就邀请了我。
记者：在美国讲了多少堂课？
陆川：一般一个学校是讲两次课，放电影前讲一次，电影后又讲一次，5所大学起码就有10次，但中间有些影片加场，所以应该有14次。到美国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可可西里》这部影片在美国有很多人都看过，尤其是大学生，几乎每个中国留学生都看过。
记者：他们通过什么途径看到你的片子？
陆川：主要是国内的好口碑传到了海外，很多中国留学生也带碟去美国，在他们的感染下，很多美国学生也都看了，传播率很广，还有的就在网上下载来看。
记者：你接触到的美国师生，中国电影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
陆川：他们对中国第五六代导演的影片还是比较了解，觉得中国的艺术电影都用DV拍的，主流电影都是功夫片。特别奇怪的是，在他们印象中，中国比较好的新电影都用DV拍，因为《可可西里》比较好，他们也认为这个片子也是用DV拍的。当然，在美国流传最广的年轻导演影片的确也多数用DV拍的。
美国人感叹中国电影的变化
记者：那你的电影是否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电影的一些固有看法？
陆川：这是当然的。他们不少人认为《可可西里》是当代中国电影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以及他们对中国电影的研究都是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完全没想到《可可西里》、《寻枪》这样的影片居然是主流影片，能够在院线上映！所以我不得不花些口舌给他们介绍中国审查制度的变化。
记者：你是怎么解释如今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的呢？
陆川：我谈了谈新一代导演对于电影检查的新的处理方式。我认为新一代导演的基本态度是：尊重电影审查的程序，在制度内用个体创作来影响电影审查的尺度，同电影审查机关正面交流，推动电影审查的制度化改革。因为新一代导演的根本责任不仅仅是拯救自身的生存，同时也是振兴中国电影工业，而最为可行的方式是在体制内通过影院系统影响绝大部分的观众，通过创作获得人们对于本土电影工业的信赖。
记者：现在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吗？
陆川：我承认电影审查制度和创作自由之间的矛盾，但是从电影史的角度，不自由的检查制度从来不是优秀作品诞生的障碍。其次，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一个经济开始走向富强的国家实际上也肯定是在精神上走向自信和理智。而对于文化产品的宽容，则是显示一个政府自信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可可西里》、《孔雀》顺利通过审查，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
记者：你的这些提法，那些美国学生如何看待？
陆川：呵呵，我的一些看法，似乎同志们都觉得很新鲜。
“评价太高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记者：他们是如何评价你和你的影片？
陆川：他们对影片本身评价很高，就是和国内放映时差不多，众口一词的说好呗。但我也没法一一向你转述。有些学者评价得很过分，评价太高了，知道吗？我都不好意思向你说，我在这里自吹自擂多没意思。
记者：是不是有一些人说你是中国电影第一人，赶超陈凯歌、张艺谋之类的？
陆川：有差不多类似的话吧，但我觉得没劲，自己就别说了，没什么创意。
记者：美国观众对你影片的解读和中国观众差别大吗？是不是要做很多解释？
陆川：其实差别不大，只是角度不同。我不需要为影片做太多解释。
记者：这次在美国的旅程，是否给了你一些新的灵感？
陆川：毕竟去的时间很短，灵感没有。但他们给我的意见，我却觉得非常有用，他们对影片的评价，让我从各种渠道了解对我电影的不同看法。
近期还会有大动作
记者：能不能透露一下《可可西里》在美国的发行情况？
陆川：《可可西里》在海外发行比较良好，全球和美国的都不错，但现在不能说。有些具体情况必须得到公司的首肯。
记者：《寻枪》能不能在那边上院线呢？
陆川：有《可可西里》打头阵，《寻枪》很有机会，不一定在美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现在估计都确定得差不多了，但我自己还不知道。
记者：关于《南京！南京》的融资问题呢？
陆川：我在美国的很多情况暂时不能报道，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你相信我，我们最近会有很大的事儿要公布，但我们都觉得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要放两周左右再开始说这事儿，尤其是美方那边。 本报记者 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