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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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清明，从合肥开往繁昌的路上，我一直听的这首歌叫“懂你”。
我想我的母亲。母亲病逝，是我永远的心痛。
不听话的女儿
我的老家是一个叫做繁昌的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隶属安徽芜湖市。繁昌的县名很好，繁荣昌盛之意。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勤恳劳作，邻里相敬如宾，民风朴实无华，父母一辈子生活在那里，深爱着那片土地。
若不是两个心爱的宝贝女儿在北京，不是母亲突然中风，行动不便，父母才不稀罕来北京生活呢？尘土飞扬、气候干燥是他们对北京的印象。
天，已经完全黑了，清明时盛开的油菜花几乎看不见，倒是迎面的车灯不时的晃着眼睛。我怕老爸太累，请他休息一下，老人家不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想我妈。能不想吗？每年这个时候，每次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急急想要看见的却是永远也无法见到的亲人——我的母亲。
记得，也是清明，新世纪第一个清明，父亲想回老家祭祖，我们劝母亲一同回繁昌，一来扫墓，也可踏青。
平日，母亲是万不肯的，由于行动不便，母亲多年都不愿意外出，怕给人添麻烦。这一次，她却点头了。
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回去，竟再也没有回来。在第二次病发之后，母亲坚持了十一天，终于，把她相爱一世的丈夫，两个未嫁的女儿丢下了，任我们哭断肝肠，也无回天之力，
我爱我的母亲，一个“爱”字还不足以表达我对母亲的情感，我觉得“喜欢”这个词好，因为“喜欢”更生动，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我喜欢我的妈妈，特别是在我长大以后。
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总是要打我的，而且是每天都要打一顿。刚开始，怕得要命，只要看见妈脸色变了，便吓得魂飞魄散，撒丫的跑出去，直到天黑被妈妈拎着耳朵揪回家，必定还是要补上打的。
慢慢的，打多了，打硬了，胆也壮了。如果，知道自己闯祸了，逃不了一顿打，看见妈妈回来，便自觉地把门给拴上，任妈妈怎么打，也不吭声，还咬着牙，像电影里的刘胡兰。妈妈骂我是犟驴，有时她都气哭了，我还是不认错。常常有小伙伴们爬在小木窗上偷看，幸灾乐祸，第二天要是被我抓住，跑不了要暴啐他一顿。现在想起来，谁家要是摊上这样的倔孩子，非恼死不可。
母亲被我的无事生非，疯野打架搞得无可奈何，手中的道具也由鞋底、鸡毛掸、棒槌换成扁担。那个时候，打架的理由很简单，谁要是喊了我爸爸的名字，是跑不了要打一架的。还有，谁要是欺负了我妹，那也是不顾一切要拼命的。
小的时候，我个子长的很快，一个院子里同班的男孩都比我矮。后来他们都猛长，我却停止不前了。因为个子长的高，所以很逞强，有理无理和人拼一架。
记得有一次，隔壁王阿姨家的老大，骂我爸是“保黄狗”，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什么是“保皇狗”，就与他打了起来，看我真打急眼了，他吓得跑了。我不解气，一脚踹开他家的门，掀开锅盖，用锅铲把大铁锅猛砸数下，摔门而去。晚上，他妈回来烧锅，刚刚点着火，就听见：“噗嗤噗嗤”的一会儿火就灭了。
可想而知，这一顿打又是逃不脱的，妈把我打的很重，昏昏沉沉，带着眼泪我睡着了。半夜，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原来是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妈看我醒了，摸着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问：“是不是很疼？”我扭过头去。只听妈妈对着我又好像自言自语的说：“这个院子，就你爸爸被下放到农村，我一个人带着你和文子(我妹妹的小名)，每天上班，做服务员，站柜台，拉杂货，多辛苦，回到家，你还尽给我惹事，你能不能不和人家打架呢？你能不能给我安分一天呢？”我还是不吭声。妈哭了，说：“人家爸爸不是局长就是科长，妈妈也是坐办公室舒舒服服的。谁象我们家，就你爸爸一个男人还下放在农村。我们家没有男孩，我把你当儿子养，指望你好好读书，将来争争气，哪知道没有一天你不和人家斗，不和人家闹的。我不打你，我能跟人家去吵吗？我只能打你呀！”妈妈一边摸着我的屁股，一边痛哭起来，我紧紧的咬住被子，没有让她看见我的眼泪。
原来，我恨母亲恨得要命。心想，如果将来有机会，让我逃了出去，我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可是这一刻，我对这个信念开始有点动摇。
我没有像妈妈指望的那样，好好读书。我在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搞的热火朝天，不夸张的说，我妈的肺给气炸了。
那时候，她们晚上是要政治学习的，妈去学习的时候总要把家里的门给反锁起来，不让我去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妈没想到，等她一走，我就把小木窗掰开，让等在外面的小伙伴儿把我拽出窗户，跑出去疯玩。我们自排自演各种电影里好玩的情节和有意思的台词，也把家里仅剩的毛巾偷出去披在身上扮演杨子荣。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小伙伴们又赶紧把我从小木窗里塞进去。就这样酷爱着哼哼呀呀，蹦蹦跳跳，和我妈迂回周旋。快乐的事总不会天天跟着你的，我妈还是发现了我的秘密。逃不了痛打一顿。
我疼的躺在床上起不来，听见爸和妈说：你打就打屁股吗，别得地方别使劲打呀，她还小。
妈妈说：“她小？那老二怎么知道听话呀？打？还顾得上打屁股还是打脑袋？你看看你女儿那个倔样子？啊，敢背着我跑出去又唱又跳，这不成妖精了？”妈妈说的老二是妹妹吴静，妈妈最喜欢的女儿。
十岁那年，我代表县第一小学宣传队参加全县汇演。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让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我红了，迅速成为繁昌县家喻户晓的人。以至于遇着我爸妈的人都说：嘿哟，你们俩连“东方红”都不一定唱得全，你女儿的歌可是唱得真不错哦。我妈听了不仅没有一丝窃喜，反而恨死了，骂我妖魔鬼怪。
我们家，妈是主心骨。因为是妈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而爸爸却一直在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了十年。家里自然是妈妈说了算。
妈妈不让我搞文艺，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人干的。说白了，就是戏子。
而我偏要和母亲对着干。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也确实很不听话，从小到大。
终于，我背着妈妈考上了安徽省艺术学校。那年，我十三岁，离开了县城，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的棍棒。
原以为，我会像小鸟一样冲出了牢笼，可以自由的飞翔，快乐的飞舞。没料到，我想家，想妈妈。想得我躲在被窝里常哭湿了枕巾。
中国有句古话：棍棒之下出孝子。信不信由你。
也许是没开窍吧！第一学期放假，拿回家的成绩单，没有一门是过六十分的，妈妈差点又给我两个耳光。看在我半年没有回家，举起来的手又放下了。
“你要去唱戏，唱戏你就好好的唱啊？一样都不及格，算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丑吗？你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晓得丑呢？”说着揪我的耳朵：“家里省吃俭用，让你去上学，你妹想吃根冰棍都舍不得，每月给你钱容易吗？你要不好好学，就给我滚回来，别给我丢人现眼了。”妈妈说急了，还是给了我两巴掌，打在屁股上。
看着一样都不及格的成绩单，第一次我感到了羞愧。
1976年的夏天，妈妈带了好些花生、咸鸭蛋什么的搭顺便车来学校看我，正赶上我们上“把子”课，我拿着刀枪，一路唱着蹦着往练功房去，妈妈跟在我后面很久，就是不敢叫我。最后看我快要进练功房了，才怯怯的问了声：你是小琼吗？
这么熟悉的声音？我惊喜的转过身，“妈妈”没想到妈妈就站在面前，那个高兴劲儿，别提啦，一下子扑在妈妈怀里。妈许久没说话，当我抬起头，却发现妈妈眼睛红了。妈轻声的说：“你怎么瘦了？我都不敢认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我说没有。那时我正在为改变胖小猪的形象而努力。
说实话，在学校时，最盼望的事，莫过于家里来人了，家里带来那些好吃的，足令我们兴奋好几个礼拜。毕竟，我们只有十三岁呀。
十三岁到十八岁，我由一个野孩子，变成了大姑娘，我泼辣狂野的性格，在学校里磨平了很多，我变得少言寡语，只是内心的倔强依然，因为倔强没有出口，所以拧得变本加厉。
班主任的话我也有一搭无一搭的似听非听，没有课的时候，除了杨俊，我也不大和其他同学一起玩，集体活动更是极少参加。老师不理解，一贯对集体那么狂热的女孩为何变得这么冷漠？怀疑我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或受了什么刺激？便把我妈从老家叫了来。我妈听老师说，我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不听话的孩子，非常生气。又是“不听话”。
在一个十八人同住的集体大宿舍里，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琼呐，老师讲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孩子哟，不能走白专道路。你告诉妈，白专道路是什么路呀？”妈妈悄悄扒我耳朵上问。
“就是只管自己练功，不管别的。”我闷闷的说。
“啊，这不好喂，你要和同学一起练呀，哪能自己一个人偷着干啊？怪不得老师说你孤僻呢？你要和同学打成一片嘛，你听见妈妈说的话没有啊？”妈妈看我一言不发，用手戳我的脑袋：“你听见没有啊？”同学们看见都偷偷乐了。
好在，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只一个人品尝，不想让妈妈知道，不想让她操心，不想让她打我。
对于孩子，打，还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倔强淘气的孩子，不打，恐怕难以成材。我还是庆幸在妈妈的棍棒之下，成为了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一个爱父母的女儿。
不过，我将来不想打孩子，我想换一种方式。
妈妈眼里，你就是女儿
唱戏唱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妈妈从来没有因为我有了一点知名度，而对我另眼相待。在她的眼里，我就是她的女儿，不太听话的女儿，让她操心的女儿。演戏，没有听到妈妈说我好，总是说谁谁这点比你好，谁谁那点比你强。唱歌，没有听到妈妈说好听，总是说这点不如谁，那点不如谁。
1993年10月，著名音乐家时白林先生的作品音乐会在合肥举行，我演唱了时老先生的得意作品《孟姜女》。妈妈亲眼看见观众疯狂的把我的演出服都扯烂了，每唱一句，掌声雷鸣。说实话，好多人都被这情景感动了，作为戏剧演员，在这样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成绩，是不多见的。演出结束，很多同行姐妹，都来祝贺。
“吴妈妈，今天是不是最开心，为女儿感到骄傲吧？”大家一起捧场。
“还可以吧。” 我妈淡淡的说。
这是我从艺以来，母亲给我的最高评价。
记得有那么两次，我妈看过演出后，很不开心，晚上，悄悄的跟我说：“小琼，我看你还是别干这个了。”
“为什么？”我不解。
“我看你唱戏恐怕是没有什么出息哟。”
“妈，你怎么这样说啊？”我不高兴了。
“我怎么说，我说的是实话。”妈妈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轻声细语了：“你看你，啊，笑也不象笑，哭也不象哭，装摸做样，还假假嘻嘻的，你请我来看戏，就看这么个东西，真丢人，早知道你唱到今天就唱成这个样子，我还不如让你回家干别的呢？”妈越说越火，越说越来气，恨不的揍我，刚才还理直气壮的我，一下子像泻气的皮球，蔫在那里。
在母亲面前，要想听到表扬的话，那是难上加难，她不是挑你这不是，就是嫌你那不好。但是对同学，她倒是不吝啬，看见电视里马兰、杨俊、袁玫、亚亚她们的表演，哎呀，那个高兴，笑眯眯的从头看到尾，全不管我心里酸酸的滋味，还经常给予准确到位的评价，令我无可奈何。
大约是1984年，我二十岁出头，被选为安徽省政协常委，是全省最小的政协常委。这在家乡繁昌县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县里有这样机会的人并不多，所以父母的很多同事看见报纸上这个消息都很兴奋。过年我回家，每个看见爸爸妈妈的人都特别羡慕的夸奖我，爸爸还满脸自豪，我妈全没有感觉似的，依旧不屑的表情说：“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就是唱戏吗？”也有阿姨说：“哎呀，唱戏？你能唱成这样啊？有这么出息的女儿，你心里还不跟吃了蜜似的啊。”
“哎哟，她们也就是赶上时候好了，要是过去，唱戏？哪个瞧得起呀？”妈妈说。
这就是我的妈妈，从没有给过我一句赞扬的话。究竟是她不想看见我因为有了名气而狂妄，还是我真的始终没有达到妈妈想要的出色？到今天我也不明白。
我到北京工作，父母并不是十分的情愿，他们更愿意我留在合肥，他们喜欢合肥的生活环境，小巧，方便，利于居住。
我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留在安徽，好像我从来也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去行事。我总是执意地由着自己的性子去闯，很多时候，被撞的头破血流，也依然疯狂的朝前走，不肯回头。
刚到北京，一切从头来，对于一个曾经取得过成绩的演员来说是不容易的。
简陋的锅炉房，是我的栖身之处。没有同事做伴，没有朋友关心，没有亲戚来往。孤独的我，在北京城飘荡。
1993年春节，爸爸妈妈再次来京，情景与往日无法相比。尽管，我们彼此都做好了一切准备，让辛酸留在心底，把笑容写在脸上。可是，好几次，我还是窥到妈妈在偷偷落泪。那一年的冬天，真的很冷。
妈妈，对不起
1994年9月2日，我们家突降灾难。母亲因高血压脑出血，在昏迷十几天被抢救过来以后，从此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
而这一切，我都认为是我造成的，这个内疚一直藏在我的心里，压了好多年。
尽管，妈妈从来没有这么说，爸爸没有说，我们全家都没有说。可是，我一直这么想，是我伤害了她。
94年的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了一个专题，反映一批“北飘”在京城闯荡的真实生活，播出后反响比较强烈。其中，把我也作为“北飘”之一，专门介绍。画面表现了曾经辉煌过的戏剧演员，只身来到北京，一无所有，从头做起，一间很破的锅炉房，一日三餐无定所。为找新歌，东奔西走，顶着烈日四处寻求……镜头里的我很倔强的样子。
晚上，爸爸打来电话，说看到节目了。语调很低沉，我问妈妈说什么了吗？
你妈妈睡了，不舒服。爸爸说。
我猜想妈的心情不好，我了解她。她不愿意看见我过着这样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气恼我不该固执的来北京，认为我在受罪。更让妈郁闷的是，有街坊说吴家闺女在北京落魄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如今住在小锅炉房，很可怜。母亲再坚强，此刻的心也是疼痛的。
此后，近一个月母亲没有和我通话，爸爸说妈妈一直不开心，很少说话。
9月2号的晚上，我和妹妹，还有外地来的一些朋友在JJ蹦迪，回家的路上，舅舅打来电话，说妈妈病了，希望我们回去。
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爸爸妈妈会生病，总觉得他们会一直陪伴我们，看护我们到老，父母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只有儿女遇到了风暴会想起爸爸妈妈，会躲在他们的怀里直到把自己的伤口养好，再出去扑腾。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妈妈有一天也会生病。而且，一病不起，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
第二天，我和妹妹匆匆的往回奔，一路上想象着各种恶劣的事态，想象着妈妈，我坚强的妈妈，好胜的妈妈，漂亮的妈妈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想象都是模糊的，我的心在不自觉的颤抖，妹妹一直不说话，我知道，她和妈妈感情更深。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妈妈的病情远比我们所有的想象要严重的多。
爸爸之所以没有亲自给我们打电话，是因为已经哭到没有声音，见到我和妹妹，爸爸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照顾好你妈妈，就再也说不下去了。爸爸捂着脸无声的抽泣，宽厚的肩膀因为强忍而不停的抽动，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像孩子般哭泣，突然感觉爸爸老了，头发一夜间白了。
所有的亲朋好友在医院等我们，等妈妈的两个女儿。
医生只允许我们在窗外轻轻看一眼，不许出一点声音，我和妹妹手拉手颤颤惊惊的走到了窗前。
妈妈全身插着管子，输着氧气，看着面目全非的妈妈，已不再是我熟悉的妈妈，妹妹失声痛哭，要扑进去，被许多人拦住，我觉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我使劲的盯着妈妈看，怎么也想象不到那个曾经打我骂我又疼我的妈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惊呆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轮流看护妈妈。医生说，妈妈脑出血很多，而且，压迫了中枢神经，希望不大，就看妈妈自己的造化了。如果，闯过第三天，还要看七天以后，七天过去了，还要看是否过的了十四天，过了十四天就算是有点希望了。我不知道这样的算法是根据什么，但是医生告诉我们这是科学，我们被医生说得胆颤心惊，每一天都如履薄冰。
我和妹妹推掉所有工作，留在家里护理妈妈。白天，我在医院陪护，晚上妹妹接班，爸爸是白天一半晚上一半。我们坚持自己照顾妈妈，没有请护理工。
9月和10月正是演出旺季，当时定了好多场演出，我只能一家一家的打电话，表示抱歉，好在大家都很宽容。当然，我也不是非常了不起的大腕，缺了不行的。倒是内蒙的一个朋友，一直不答应，最后，我只好不理他，到现在，我们都不怎么来往。
早上，我六点起床，洗漱干净，步行二十分钟，七点之前到医院，替换妹妹回家休息，中午，爸爸送饭，或者让我回家吃，晚上六点左右，妹妹会来换我。
每天，我们给妈妈量体温，擦洗，换尿布，陪着妈妈闯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学会了许多关于如何护理脑溢血病人方面的知识。
第七天的时候，妈妈有了一些知觉，她的手指会轻轻的动一下，眼睛直直的看着我们，好像还不太认识，可我们都惊喜的哭了起来。
一直深信，妈妈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妈妈不会丢下我们不管。我们苦苦的熬过了第十四天，医生说妈妈已脱离了危险。但是，能恢复成什么样？不知道，也许，和平常人一样，也许，半身不遂，也许，将永远躺在床上。我们相信妈妈会好的，会像过去一样，可以打我，骂我，鞭策我。
当妈妈开始清醒并认出我们的时候，她无声的流下了眼泪，想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一刻，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敢想，曾经那么坚强的妈妈竟变成了这样，由此，我才真正认识到，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一个月后，我们带着妈妈回家了，妈妈已经可以认识很多人了，但是，她还不能很好的说话，经常“喔罗喔罗”的让我们猜好半天。后来，我们慢慢的明白了妈妈不清楚的表达，有人来看妈妈，我们就是妈妈很好的翻译。
在家里，我们仍然帮助妈妈练习，看着妈妈一天天有所好转，我们更是信心百倍，相信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
十月底，我们把妈妈接到了北京，住进了海军医院。
妈妈所有的机能都在恢复，躺着的时候，手脚很有劲，只要是独自站起来，一秒钟都立不住，没有人扶着更是寸步难行，妈妈很急躁。我们请来许多专家会诊，才知道这就是脑溢血病人的后遗症，妈妈这种后遗症约千分之一的概率，叫功机失调，通俗的说，就是平衡方面出了问题，妈妈失去了平衡，所以就失去了方向感，这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妈妈痛苦极了，经常躺在床上敲打自己的腿，哭着对我说：“小琼，你去帮我找一个好医生，他只要能让我走路，给多少钱都行，我只想走路。”
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太困难了，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除非，我们训练妈妈像杂技演员走钢丝那样，把道路当作钢丝绳，去寻找平衡，也许可以独自行走，不用人扶，但这太难了，我们做不到让妈妈付出那样的艰辛，我们不忍心。
妈妈最后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独自走路，生活自理，就这小小的愿望，我们却无能为力帮她实现。
走过很多医院，请过很多专家，取来无数中药西药，还有蒙古大夫的旁门左道，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想试试，现在想起来真后悔，把妈妈害苦了。
其实，病人和病人家属一直在希望和失望中过日子的，听见一点风，我们就努力的去捕捉那片雨，感觉到一点可能，我们就奉献出所有的希望，我们很多时候的心情，都是“也许”，也许这次有希望，也许这回不一样，也许这就能好，也许，只是也许……
爸爸和妈妈常常自嘲：也许这次屎里能吃出一个盐豆子，这是我们家乡话，意思是说，碰到好运气。
最让我后悔的是，不知从何方来的蒙古大夫，说放血可以医治好妈妈的病，我一听就急了，坚决反对，妈妈偏要试试，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原来，他们用一把尖锐的刀深深的扎进妈妈的肌肤，任那鲜红鲜红的血不顾一切的往外喷涌，竟装了一大瓶子，我实在看不下去，抱着妈妈的伤口泪流满面，我把蒙古大夫赶了出去，可是妈妈说，医生讲了再做两次就好了。
“妈妈，那是骗人的。”我大声吼道，妈妈还是执意要做，我的心真的好痛。
妈妈生病后，很像一个孩子，希望我们每天陪在她的身边，每次，去康复中心治疗的时候，总想让全家人陪她去，不愿意一个人面对训练。妈妈心里这样想着，但是，也不直接说出来，她会问你：今天你干什么呀，出不出去？有时候我会逗她说，我今天有好多事情呢，妈会很失望的看着我，想说让我留下来陪她，又有点不好意思的那个样子，实在叫人心疼，让你无法，也不忍拒绝妈妈的眼神。
妈训练的时候，偶尔，会像小孩一样分神，用眼睛到处找我们，看见我们在窗外对她竖大拇指，她才会继续训练。
虽然，妈在行为上像个孩子，思维却异常的敏捷，看问题依然是一针见血，观点独特。那时，也有不少追求者，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提不起来兴致，妈妈偶尔会说一说，日子长了，也就无所谓了。一天，我的一个朋友来家里拜访我父母，我是从来没有请过男性朋友到家里去的，这个朋友和我爸聊了几句，我妈在旁边一言未发。临走的时候，朋友放下2000元钱，说是给我爸妈过年，我曾和妹提过这个人，觉得人还不错，就是爱说大话。送走了朋友，我问妈对他的印象如何，妈妈只说了三个字：“有点飘”。这锐利的眼力，准确的语言真让我对母亲佩服的五体投地。
妈妈的心愿
生病的妈妈，因为行动不便，更多的时间是看电视，尤其喜欢看戏曲类节目。每当看见妈妈坐在沙发里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入神的看着我的同学们表演的黄梅戏的时候，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记得问妈妈：“那些节目真有那么好看吗？都看好几遍了，不烦呀？”妈妈说：“我想看你演的，可是没有呀？”我无法回答。
少年时候的我，因为难看，没有一部黄梅戏电视类的节目是找我演的，导演几乎一律都嫌我不上镜，不好看。也不明白，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应该是如花似玉般的年龄，而我怎么就让所有导演都看不上呢？每一个黄梅戏剧组给我电话，都是请我配唱，而我又总是那样倔强的说“不”。所以，妈妈说，想看你演的黄梅戏，是那么难哦。
想了很久，我告诉妈妈：“你等着，我一定让您看见我在电视里演出的黄梅戏。”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从策划到剧组筹备，1999年百集黄梅戏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在安庆开机了。
而且，我们把妈妈还带到了安庆，和我们共同坚持了近二个月的拍摄。
安庆拍摄结束已经是年底了，回到北京，妈妈就想看拍摄结果，每天，不管我多晚从剪辑机房回家，妈妈总是痴痴的等着我，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她看《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开始为了想把效果做得好一些，也想让妈妈有一个惊喜，我迟迟不肯把片子拿给妈妈看。后来妹妹说，你要是剪辑的差不多了，就请妈先看看吧，你看妈天天念叨的。这以后，我剪一点，就拿一点回家，就这样，妈妈还总是催我快一点，快一点，同事也笑我，说我恨不得拿素材回家给母亲看。
终于，《戏缘》的第一部分，全部完成。每天，只要我睁开眼睛，就能听见客厅里传来我唱的黄梅戏，我知道，妈妈又在看《戏缘》了。看到伤心处，妈妈会跟着哭，还哭得很伤心。特别是看《罗帕记》的时候，其中陈塞金被丈夫赶出家门，无法生存只好把亲生孩子送给别人的时候，妈妈哭得跟泪人似的。我问妈为什么这么伤心？她说：“我想起过去，家里穷，差点把你妹妹送了别人，要是当时真的送人了，那我上哪找这么孝顺的女儿去呀？”
2000年，妈妈回繁昌，临走时，勒令我把《戏缘》带上，我说：“妈，那些戏还没有播出，拿回去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我在家看看还不行吗？”到家第二天，妈就迫不及待地召集她的亲朋好友，把我家小小的客厅坐的水泄不通，他们全在那儿跟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说咱家成了小影院了，妈看着朋友对我的赞扬，心里很愉悦，尽管她脸上没有表露，我还是感觉的到妈的开心。
百集黄梅戏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在艺术质量上让许多戏迷、同行惊讶，但是在商业运作上却是非常的失败，也让我和妹妹在资金上大伤元气。但是每次想到妈妈痴迷的眼神，想着妈妈在去天堂之前看到女儿演出的黄梅戏，我和妹妹从心里感到无比快慰。我们感谢妈妈，因为她的鼓励和促进，才有了《戏缘》，才让我有机会向喜欢我支持我的戏迷证明，我没有忘记黄梅戏，我没有远离他们。还有，我并不真的那么难看，难看到无法上镜。
可惜，妈妈没有看到《戏缘》的全部，但是，我相信妈妈已经看到了我和妹妹的努力。
妈妈去了天堂
1994年妈妈生病以后，我们全家一起住在了北京。这也是我从十三岁离开家以后，第一次重新体会家的温暖，这中间相隔快二十年，多么的不易啊！这样的相聚，竟然还是因为母亲病重。时光真的很残忍，还没有等到我和妹妹孝顺母亲的时候，妈妈已经病了，无法享受她应该享受的美好生活。
为了妈妈能够生活的好一些，我和妹妹一直很努力。我们从刚开始住的小锅炉房，搬到了广安门的小三居，也就是阮巡和我曾住过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全家住了将近四年，后来，搬到万寿路，大一些的房子，我们特意把很大的阳台装上了扶杆，好让妈妈练习走路。妈妈临走的时候一直住在那里。
妈妈在北京住了整整六年。这期间，只有我和妹妹在四川拍戏的时候，妈妈回老家住了一段日子，记得我们拍完戏，回老家接妈妈的那天，妈见到我们哭得好伤心，她说：“你们要是再不回来，我的眼睛就要盼瞎了”。我和妹妹听了心象被刀子割了一样，难过极了，因为在老家，爸爸一个人实在照顾不过来，请来的人怎么也不如自己家人细心，妈妈从心里到外表的憔悴，都让我们感到心碎。
从此，妹妹和我发誓不再离开妈一步。妈再次回到北京家里的时候，躺在床上深深的叹口气说，我再也不回去了，不和你们分开了。
新世纪的清明，回老家的路上，因为怕妈妈行动不便打扰别人，特意订了一个包间。奇怪的是妈妈一夜没有合眼，怎么劝，就是睁着眼睛不想睡觉，还不停的要撒尿。后来，听老人说，这是妈妈做记号，以后好找路到北京看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次回老家，妈妈再也没有回来。回想起妈妈在老家的点点滴滴，才感觉到冥冥之中的一切，好象都是妈妈安排好的。
清明那天，全家去爷爷奶奶的坟头上香。一切祭拜结束以后，我们准备往城里返。妈妈却说还要再坐一会。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妈妈以往是不喜欢在乡下呆过长时间的，一般都是上午去，中饭不吃饭就回来了。而这一回，妈妈一直在院子里坐到日落，我们再三催她，她才依依不舍的离开，坐在车上还不停的回头，满目哀愁。
还有，妈妈自生病以后，从来不愿到县城大街上转。这次也不同，经常让我们推着她东看看西转转。特别是从来不外出吃饭的妈妈，这一回只要有朋友请，她都是必去的。有时候，我们怕她太累，劝她不要去了，妈妈还不依。等朋友都请遍了，妈妈自己筹划着要回请所有的朋友。
“小琼那，我想请大家吃顿饭，你说好不好？” 妈妈对我说。
“好啊，你要请谁呀？” 我问。
“我算了算，怎么也要三四桌。”
“怎么有这么多人呢？”我知道妈妈平日是很节约的，不轻易花费这么大。
“你和文子拿五千块钱就够了。”妈妈说。
“太多了，我们不出的。”我和妹妹大声说，经常，我们喜欢这样逗妈妈。
“哎呀，求求你们出了吧？”妈妈把手放在胸前摆作揖状，表情真的好可爱。
妈妈要请那么多人，全家人确实被她搞得莫名其妙。后来，妈妈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明白了。原来妈妈是想最后会会所有的好朋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她要把她最喜欢的小女儿的男朋友介绍给亲朋好友，也许在她看来，就是一次提前主持的婚礼吧。
席间，妈妈还命我唱了一段黄梅戏《女驸马》，恰好，我的表妹也在场，她是歌唱演员，也助兴唱了一首歌。我问妈妈是不是很高兴，妈妈点点头。可是，妈妈似乎若有所思，沉默不语，好像这一切都离她很远。而我们当时却简单的以为妈妈是累了。
妈妈是累了，不想再坚强下去了。本来，我们只打算在家呆十天的，由于大家的盛情，回京的日期一推再推。过了“五一”节，合肥来电话说，五月七号是严凤英大师诞辰七十周年，请我去参加纪念会。同时，播放我们拍摄的百集黄梅戏艺术片《戏缘》的片段。我们匆匆赶去合肥，相约五月十号来接妈妈。
八号下午，《戏缘》得到一片叫好声。回到酒店，发现妹妹眼圈红红的独坐在床边，我问了一句：“怎么啦？”妹妹就泪流满面。一起进房间的同事不知何故，悄悄的退了出去。
妈妈发病了。妹妹哭着说不下去了。我什么都明白了。
找到老朋友，保险公司老总陈冬至先生，他派了一辆车送我和妹妹回繁昌。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心情极为复杂。
我躺在后坐上，突然，看见妈妈走了过来，对我深情的笑着，特别的好看，没有一点病的样子，四周都是云彩。我说，妈，你没有病啊，你是吓我的吧？妈妈点点头，笑着消失了。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分不出这是梦，还是我的期望，或是妈妈的暗示。我没有告诉妹妹刚才发生的情景，但我确定那不是梦。
还是和妈妈第一次发病时的情景一样，我们没有回家，直奔医院。还是那一间病房，躺着更严重的妈妈。我们刚离开两天，怎么就会成这样呢？到现在我们也不明白。
医生把我叫到一边，嘱咐我做好准备，说妈妈坚持不了三天。我不信，也没有把医生的话告诉爸爸和妹妹，我相信，妈妈会像上次一样闯过来的，我相信妈妈的坚强，相信妈妈的生命力。
全家又开始了比上次更艰难，更提心吊胆的护理工作。我们坐在妈妈的床边不停的和她轻轻的说话，妈妈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我坚信妈妈心里是知道的。
有一天，我独自坐在妈妈床边，握着她的手，我说，妈妈，我们一起回北京吧，没有妈妈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过，我们的家需要你，我需要你，妹妹需要你，爸爸更需要你，我告诉她，她一直关心的黄梅戏《戏缘》在合肥反应很好……妈妈流下了眼泪，那是唯一的一次，妈妈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努力回应了她的大女儿。
母亲最终没有醒来，在坚持到第十天的晚上，母亲无能为力了，微弱的心跳，艰难的呼吸，让母亲看起来状况很糟糕。医生动用了所有的器械，母亲还是没有反应，医生无奈的摇摇头说，放弃吧。妹妹冲着医生大吼，不。不要放弃。扑过去把针头按住。两个舅舅这个时候也不敢说话，妹妹的男友在努力地劝着妹妹，我悄悄的让堂弟尽快去请爸爸过来。
父亲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来到母亲的身边，父亲明白，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轻轻的抚摸着，对母亲说：你放心的走吧，我会好好陪两个女儿的，你不要担心，你安心的去吧，去吧……母亲听见父亲的话，慢慢的闭上了眼睛。
母亲殷湘玲，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四点十五分离开了我们，享年五十八岁。
一直以为生离死别离我们很远，原来，它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不知道哪一天，悲剧就在你面前肆意的上演，像决了堤的洪水，不可阻挡。
我们为母亲选择了她曾经默默注视过的地方，父亲出生的乡下——吴村，我相信这也是母亲自己的选择。
母亲的葬礼非常隆重，无数鲜花和长长的队伍，父亲拒绝了所有亲朋好友送来的礼，爸爸只想让妈妈安静的走好。
留在老家，静静的陪着父亲，父亲突然间老了。
七七四十九天，我们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给妈妈送去所有她需要的，最重要的是送上我们的思念，和对妈妈无限的爱。
时间好快，妈妈离开我们已经近五年了。
每次，快到家的时候，我的心都是碎的，没有了母亲的家，是何等的残缺啊。
妈妈，我们永远爱你
清明回家看妈妈，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一件大事情。
到家的第二天上午，爸爸早早起来，家里又来了好多亲戚，大家忙活着准备送给妈妈的各样东西，有鞭炮、纸钱、元宝以及纸做的各种物品，听起来，这好像是唯心的，但当你目睹了死亡，看着你最爱的亲人离去时，活着的人总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对亲人的思念。我也是经历了这一场生离死别之后，才有勇气面对这一切的。
九点钟，我们出发，向爸爸的老家——吴村开去。路上，我把车停在了花店旁，取了两束玫瑰花，这是清晨就定下的。离开北京时，妹妹为花的事是千叮咛万嘱咐，我们也知道她的习惯，每次玫瑰花都必须挑最好的，三十多支，和她年纪一般，妹妹对妈妈有着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感情。
我真的不敢回忆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是怎样的伤心欲绝。妹妹更是几天不吃不喝，谁见了都会心酸落泪。好多次，我都想写一篇祭文，以此纪念我的妈妈。可从来是，还没有提笔，就已经是泪流满面，悲哀之情久久不能自拔，终不能完成心愿，只好作罢。
不过十几分钟，便到达了吴村，乡里已有许多亲戚在妈妈的墓地旁等侯，每次，看到这么多亲朋好友来看妈妈，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快慰。妈妈在世的时候，也确实为好多人做过许许多多的好事。特别是有些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妈妈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别人求了她，妈妈定是热心帮忙，并敦促到底，可见妈妈淳朴的为人。
妈妈的墓地座落在山清水秀之中，背靠山，面临水，四周绿树荫荫。爸爸亲自为妈妈设计了精致的墓地，我们在墓地四周特别种植了妈妈喜欢的桂花、栀子花、茶花、玫瑰花和金橘。除了桂花，要几年以后才能成材，其他的花已开得很鲜艳了。
走到妈妈墓碑前，呆呆的看着，忍不住又掉下眼泪。鲜花再好，没有妈妈灿烂的笑容美，亲朋再多，也没有母亲的话体贴入微。我献上鲜花，默默的摆上水果、鱼肉等，跪地斟上三杯酒，洒在了墓碑前。
我们把带来的纸钱等一一摆好，现在的纸钱品种繁多，一年不同一年。据老辈们说，只有烧透了的纸钱，仙逝的人才能完好的收到。点着了纸钱，放起了鞭炮，亲戚中一些老人口中开始念叨。我深深的磕了三个头，眼泪又一次止不住落了下来，我不想让爸爸看见，悄悄的让到一边。来祭拜母亲的亲朋好友，小字辈和同辈的都磕了头，长辈的给妈妈鞠了躬......
当他们都进村喝茶时，我想和妈妈独处一会。我静静的站在妈妈的墓前，和她说着这一年家里的变化。我告诉妈妈，她最疼爱的小女儿已经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很漂亮，特别是皮肤很白，像我的妈妈。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成家，但是，我们还是把下一代子女的名字都刻在了妈妈的墓碑上，所以，妹妹宝贝女儿的小名便叫元湘，取了我爸爸妈妈名字中各一个字，我请求妈妈保佑我们家的第一个小宝宝，健康成长，平安快乐。
我还悄悄的将自己的心事也对妈妈讲了，妈妈向来是一个守旧的人，我害怕惹她老人家生气，可是，我又左右不了自己的心，我问妈妈，我该怎么办？妈妈沉默着。
巧得很，我刚刚和妈妈倾诉完心事，阮巡就打来了电话，他让我替他向我母亲磕头，不知道，我妈妈的在天之灵，是否能感觉到她的女儿已经开始了恋爱了。
已近中午了，村里来人催了我好几次。最后，我又看看妈妈的碑文，是妹妹写的，代表着全家人对妈妈的思念：四十载夫妻缘深/朝夕为伴 一辈子儿女情长/生死相依 中间是：人间天堂。
想着又要过一年才能看见妈妈，不禁泪眼朦胧。 吴琼/文 陈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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