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多的背影--访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李保田

　　他徘徊。

　　“为什么徘徊。”

　　“在等待。”

　　“等待什么？”

　　一、戈多？

　　不知是谁说过一句话：“咱们中国影视界，谁也干不过李保田！”换句话说，李保田就是中国当代影坛无与争锋的第一人。于是，记者、学者、作家、广告商、影迷，以及更多的人开始对他围阻、跟踪，但是人们失望了，他拒绝采访。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他的艺术。如果说李保田是中国当代影坛上的传奇人物，那么这一段传奇是不朽的。幸好，在一位朋友的热情支持之下，我们终于在北京二环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居民楼里见到了李保田。

　　他的家不很大，门倒不小，偌大的

　　“为什么您多年不拍电影？”“您为什么拒绝媒体采访？”“您怎么看待成长的痛苦？”“您的人生追求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人生与艺术的关系？”“您对艺术是否还有困惑？”“您对爱情，对于女人是如何看待的？”……面对连珠炮似的提问，李保田却轻描谈写地聊起了爱尔兰荒诞派作家贝克特的著名戏剧《等待戈多》。

　　“我们想了解的是李保田，而不是戈多。”不知谁嘟哝了一句。另一位同事则冒出了一句玄之又玄的话：

　　“了解李保田，就得了解戈多。”

　　关于戈多，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知之甚少。我们大略知道，戈多是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里的一个神秘人物。在剧中，每一个剧中人都在等待他的到来。但是，尽管他们不断得到戈多即将到来的信息或暗示，但戈多始终没有到来。于是，在等待中，剧中人物只能各自讨论自己的命运和不幸的经历，只能带着戈多给他们带来答案的期待，继续等下去。戈多究竟是谁？他到底会不会来？他会带来什么？谁也没有办法回答。甚至连因此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贝克特也承认，“我如果知道戈多是谁，那我早就在剧本中写出来了”。

　　对于平常人而言，《等待戈多》实在晦涩难懂。在李保田滔滔不绝的阐释之下，我们大多数人能理解的依然有限。可以想象，此刻大家脑子里的疑问更有可能是“李保田是谁”，而非“戈多是谁”。

　　既然李保田强调，戈多代表的就是人类的希望，而希望的产生又缘于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经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时间拉回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年代，探索一下那时发生的一些事件，体味一种别样的人生？那好，且让我们暂时告别戈多，告别李保田。

　　二、李大头

　　1950年代末，徐州。

　　在一所小学里，有一个体瘦如柴，脑袋却出奇大的学生，外号“李大头”。此人木讷，呆板，孤僻，死气活样，是众同学欺负、疏远的对象。他上课时心不在焉，下课后上蹿下跳，可是看戏时居然能把台词全背下来，他站在戏台下盯着戏中人物，目不转睛，人散，他还在那儿傻不楞登地干瞪眼。在他课本的空白边页上，画的尽是戏台上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直到现在，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把课本边角页都啃成了椭圆状(奇怪的是，这又并非出于饥饿)，课本封面和封底都尸骨无存，以致无法下笔。他的父亲一怒之下，终于不给他买新课本。拿着“没脸没皮”的旧课本坐在比他小一岁的同学周围，李大头显得有点失落。

　　李大头还喜欢看热闹。同学们聚在一起闯了祸，一哄而散，他还在哪里回味事件过程，自得其乐。“跑啥！又不是我干的。”等到大人们把他揪回家，向他父母告状，免不了又是一顿臭揍。母亲经常问他：“你怎么不说话？”他泪眼汪汪地瞅着母亲，愣说不出一句申辩的话来。在父亲的暴打之下，他经常跑出家门，独自躲在角落里哭泣。

　　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李大头都是个另类。这种状况直到他年近六十也未改变。尽管他瘦得没什么气力，也找不出特别叫得响的本事或长处，却从不参与别人的活动。有人怀疑，一个人玩的游戏，凡别人会的，这个小屁孩都精通；凡别人不会的，这个小屁孩也能创造。当年，就是父亲的打骂也不能阻止李大头自我膨胀的野心。从1937年胶东起义开始就和阶级敌人真刀真枪的父亲，对李大头的拳脚当然轻不了。父亲一次又一次把他从胜利的中心推向失败的边界。于是，他更加渴望成为戏台上光彩照人的英雄好汉。无疑，他们是暴力与自由完美统一的化身。

　　什么时候才能出了这口鸟气，雄纠纠做一回人呢？

　　傲然独立的背后，往往藏着一颗极其脆弱的灵魂，以及不为常人所知的深刻自卑。在1990年代初期一个凄冷的早晨，他曾在一座南方小城里看到一个伏跪行乞的老妇。她的脸埋在肮脏的地底，甚至说不出乞讨的话。不能相信，她的遭遇出于一种伪装。于是，除了留下车票钱，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他不能忍受一个苍老的人，反过来对他叩头道谢，只能快步远走，不敢回头。对于一个饥者而言，我们只需要一块钱，或者一个馒头，就能给他们以生活的希望；可是对于一个孩子而言，他需要的也许只是一句宽慰的话，甚至仅仅是一个温暖的眼神。可是那个时候，谁会给李大头呢？老师么，同学么，父母么，也许正是这无知的残酷才造就了中国的未来戈多。

　　谁都可以救他，但是，谁都没有去做。

　　即使退一万步说，就算李大头真的做错了很多事，那又怎么样呢？他毕竟是个孩子！同情、关爱对这个孩子多么遥远。于是，我们也只能在远隔四十余年的时空对面，对他叹息一声：“为什么你沉默得连求救声都不发？为什么你只能把泪水嚼碎了咽下去，而不让它流出来？”你擦去了留在嘴边那鲜红的沉默，冷冷地静静地看着人生。

　　不善言谈的人，往往善于行动。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冬天，江苏省戏曲学校与江苏省文化干校来到徐州招生。李大头背着父母，带着弟弟去报了名。寒假还没结束，兄弟俩就都得到了通知。即将远行的前一天，李大头在忐忑之中向父亲表示，他将要学戏，不再读书。父亲大怒，将他暴揍一顿。

　　他逃出了家。

　　1960年2月24日晚，年仅13岁的李大头简单地收拾了行装，离家去了南京。一路上，耳中回荡的是父亲的那句狠话：“你滚，永远不要回家！”

　　李大头当然记得，在离家之前，他为逃避父亲的拳脚，躲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天的电影。最好看的一部，莫过于早已倒背如流的《大闹天宫》。孙悟空大闹天空之后，保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李大头在徐州“大闹天宫”之后离家出走，他的路又将如何？

　　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句名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年仅十三岁的李大头，当然不大可能读到鲁迅的文章。他只会在迈出学校和家门之前，最后看一眼被啃得体无完肤的课本。那课本被风翻动着。

　　三、四个馍，一双袜

　　1960年春，南京创建了一个柳子剧团。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柳子剧的名气一度响当当。可是，到1950年代末，已经濒临灭绝。江苏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柳子剧团。可是，办事人员找来找去，只找着了几个民间艺人，而一般演员只能从当年的票友中生拉硬凑，一些街痞、无赖、二流子不免混迹其中。幼小的李大头就安身在这样一个剧团里。他在南京呆不到两个月，这个柳子剧团就鬼使神差地从南京转到了徐州乡下。据说，原因是这个柳子剧团成员整体水平太低，只能下放。李大头有点纳闷。他本来要进江苏戏校的，怎么就给分到了柳子剧团呢？柳子剧团就柳子剧团吧，总归离开了家，到了南京。可是，怎么又回徐州了呢？

　　既是回了徐州，就不能不想家了。李大头十分矛盾。想家么？想。回家么？怕。踟蹰矛盾之中，他还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剧团领了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的口粮——四个馍，揣在怀里，踏上了回家的路。

　　李大头推开了久违的家门，偷偷把四个馍放在厨房。

　　母亲没下班，父亲先回了家。看到李大头，一句话也没说，就摔桌子，打板凳。

　　李大头把四个馍留在家里，给母亲留下一张字条，转身走了。

　　要知道，196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三年自然灾害，鄂豫皖苏四省饿死了多少人，即使是干部家庭，也常常食不裹腹。可想而知，四个馍对于整天在练功场打煞气力的李大头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饥饿的一天。

　　从此以后，这个倔强的孩子再也没有回过家。他是怀着一颗怎样痛苦的心出走的，至今没有人知道。

　　我有一种恐惧。谁能肯定，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李大头会有什么想法，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也许他会想：暴力创造自由。可是，他所在的柳子剧团，人员大多来自江苏丰沛——刘邦、樊哙故里，民风膘悍，勇而好斗，即使是团里个头比他还小的学员，也能轻易把他打趴下。此路明显不通。那么，苦练成“角”？倒是有一点可能。因为不讨人喜欢，李大头选择了戏台上人见人爱的“丑”角。这的确是个成“角”机会。不巧的是，这正是一个二十岁师哥的专攻长项。这个师哥不仅在技艺上超过别人，也早已准备在气势上彻底压倒一切竞争者。李大头从家里带来的军用蚊帐，师哥说征用就征用，待到征用完毕，蚊帐已被老鼠咬得千疮百孔；李大头把母亲给的手帕送给师哥以表孝心，师哥接了过去，脸上的表情似乎还在嫌这东西一文不值；李大头低声下气地请教问题，师哥只会把他的缺点和错误当成笑料，抖出来给所有人看。师父有那么多聪明伶俐的徒弟，又怎么会指望他呢？剧团里谁不知道，李大头第一次登台亮相时，一出场就忘了台词，被师哥们假戏真做地“乱刀砍死”；第二次上场，又忘了台词，只好胡诌了一句：“慌忙就来到……”是啊，是真够慌忙的！看看师哥们的眼神，谁敢相信他这么个“榆木脑袋”会大有作为？

　　完了！

　　李大头灰心丧气，自暴自弃，不好好练功，不好好听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街滑子”。剧团准备将他开除。也是李大头命不该绝，1962年，他遇到了两个中央下放干部，他们对剧团领导说，李大头并不是个“坏孩子”，建议他们不要开除。之后，他们又让李大头认识了俄罗斯著名作家斯坦尼夫拉夫斯基，让他阅读了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艺术修养》。很多年之后，早已登上表演艺术巅峰的李大头仍然对这两位中央下放干部念念不忘。他说：“如果不是他们，我可能到现在还是橡皮脸李大头，街滑子李大头！”

　　他看到了希望。决心在赤贫当中改变自己！

　　从此以后，谁都知道柳子剧团的“街滑子”李保田练功练疯了。

　　早上，别人5点半起床，他5点就开始练功；晚上，别人10点钟睡觉，他11点才从练功场下来。仅有的一件棉袄穿一整个冬天，到了夏天，他就把棉袄里的棉絮抽出来，当单衣穿。一年四季，概不更换，棉袄被汗水浸得油光滑亮，奇臭无比。每个月的生活费，他全花在口粮上。没有肉，只有36斤米、1两油，他20—25天就全部吃完，其它日子只能东凑西借，每天1两粮食，只能就着酱油水和咸菜水吃下去。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写道，许三观每天领着家人喝完几颗米粒煮成的“稀粥”之后，就都躺在床上不动，以防消化过快，引起食欲。李保田在那段日子里，则经常粒米不进地躺在床上“养气”，听肚子“咕碌咕碌”响，像是舞台上的鼓声。于是在鼓声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剧情操练。

　　这个不合群的小不点，拒绝住在集体宿舍。他于露天演出的舞台幕布和土墙之间铺了些稻草，然后把薄被子一盖，就可以睡下。半夜饿醒，经常看到一只小黑鼠在墙洞瑟缩。他们互相对视，发现彼此一样干瘦，只有两双眼睛的溜溜透着一点灵光。他每年只有一双鞋的鞋票，但却被领导贪污掉。因此，李保田好几年里只能穿着一双无跟的鞋。在演出的间隙，他就缩在自己的“铺位”里，把脚伸进稻草“褥子”里，用薄被子盖上取暖。还没坐暖和，就感觉身上痒痒。伸手一摸，指肚上好大一只虱子。李大头把手指慢慢伸向烛火，正感觉手指有点灼疼，“啪”地一声，虱子爆了。

　　1964年，李保田在新沂县(现新沂市)演出时病倒。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持续高烧39度。他一个人在昏迷中躺在冰冷的床上……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见到了久别的母亲。母亲泪光闪闪。

　　此刻，他已躺在医院里。

　　他的病床设在一个心脏病房里，住着十几个心脏病人。半夜，李保田经常被急救的声音惊醒。隔上两三天，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几个小时前还谈笑风生的病友，在白布覆盖之下抬出病房去，从此不见踪影。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真实的死亡。每当看到一群医生护士在别人病床前忙活，他总忍不住想：明天是不是就轮到我了？他每天心律不齐，医生怀疑他得的是心脏病，可一检查，心脏却无异常。他一天三番五次地偷看护士纪录。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体温那一栏写的还是40度零几。他惴惴不安。从来没有一种恐惧如此真实而紧迫。

　　在母亲口中，他得知父亲也在这家医院住院，而且与他的病房相距不远。这更加深了他的恐惧。

　　“他会来看我吗？他会打我、会骂我吗？他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揪住我耳朵把我拎回家……”

　　李保田希望，父亲永远也不要出现在自己的病床前，自己也永远不要在医院碰见父亲。

　　“千万别来！千万别来！千万别来！千万……”

　　带着恐惧，李保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李保田忽然感觉到有人在动他那只被压得发麻的手臂。睁眼一看，竟是父亲。

　　四目相遇，对方如此朦胧。

　　父亲转身就走。

　　李保田在病房里狠狠哭了一场。

　　痛哭之后，护士来量体温。烧退了！

　　医生终于确诊，李保田得的只是副伤寒。

　　第二天，精神焕发的李保田壮了壮胆子，决定去看望父亲。不错，自己这么刻苦练功，不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让父母亲和所有的人都不再看不起他吗？！自己这么自卑，不就是因为缺乏关爱吗？！作为高干子弟，自己的生活如此落泊凄惨，不就是因为曾经不争气吗？！自己现在努力到这个份上，不管怎么样，都可以代表改过自新的决心了吧？！无论是作为对生活的忏悔，还是作为儿子的义务，抑或是对社会伦理所承担的责任，李保田都应该去看看父亲。更何况，他刚刚在父亲一个无言的动作之中，看到了一颗滚热的心！

　　李保田推开了父亲病房的门。父亲坐在沙发上，还是无甚言语。

　　尽管又是一次无言的见面，但也使李保田看到了父子和解的希望。在此之后，他开始试着把心放下，与父亲交流。久之，父亲也会偶尔问起他的工作学习情况。渐渐康复的李保田心想，这下可以向父亲展示自己的雄心了吧？尽管害怕，他仍然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日记本送到了父亲手里。父亲的脸色还那么冷冰冰。他翻着日本记，忽然脸色突变，把日记本扔到了墙上——

　　“你成不了大演员！”

　　李保田脑袋“嗡”地一声，几乎崩溃。他当然记得，自己在日记本里写着一句非常硬气的话：“爸爸，你不要看不起我。等我将来成了大演员，我要爸爸来接成了大演员的小李保田回家！”原来，任何理由都不能改变不了父亲鄙视“戏子”的封建意识；原来，任何豪言壮语都改变不了父亲将他视为“无能孩子”的思想；原来，不混出个人样，这一辈子都甭想回家！

　　李保田神色茫然地逃出了医院。回到剧团，又是拼了命的练功。

　　可是，父亲的肝病已经不能让自己等到李保田成为“大演员”了。1966年2月，父亲再次病倒。李保田得到消息，赶到了医院。这一天，父亲面孔经年不化的坚冰居然没有了寒意，人也变得格外慈祥。他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和李保田说话，也第一次说了这么多的话。最后，父亲嘱咐李保田：

　　“你是老大，将来要照顾好妈妈和几个弟弟。”

　　接着，李保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硕大的泪珠。后来每当李保田一想到这颗泪珠，心里总觉得在烧着。

　　第二天上午，身在剧团的李保田突然感到心头一阵一阵发慌。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急急忙忙赶到了医院。谁也不能相信，这个穿得像个乞丐似的人会和徐州市统计局局长李勇有什么关系，门卫把他拦在了门外。李保田悻悻来到医院外的小人书摊边，花1分钱拿了一本，心不在焉地翻着。不一会儿，突然又感觉心慌慌，便再次跑进医院。在走廊的另一头，他远远地看到另一头父亲病房门前有无数阳光照射的人影在晃动。李保田不顾一切冲了过去，到了病房门口，又突然站住，眼睛直楞楞往病房里瞪。

　　母亲和弟弟们在床边哭泣。父亲被一张被子盖着，一动不动，只有一双脚露了出来，脚上还套着一双灰色的尼龙袜子。

　　李保田竟然没有哭泣。他死死盯着那双尼龙袜子，一个劲地想：它会动的，它会动的，它一定会动的……

　　在将近四十年之后，李保田因故为父亲迁坟。棺木朽了，衣物朽了，只有那双尼龙袜子完好无损。

　　四、感谢父亲

　　——“黑夜给我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

　　也许只有顾城这篇振聋发聩的诗句，才能表达李保田对儿时苦难的历史性超越。有人评价说，李保田创造了一种不声不响，却能极度震憾人心的艺术。这种艺术，在无力之中显出无穷之力，在无所作为之中无所不为，其表演艺术的技巧达到了“无技巧”的至高境界，已臻艺术“化境”。殊不知，李保田的艺术成就来得多么残酷！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李保田始终带着愧疚的心情面对过去，并有意识地把苦难的经历背在身上，使之成为艺术创造和直面人生的坚强动力，让自己的人生和艺术创造变成一个艰难的赎罪过程。经过这样痛苦、焦灼、漫长的“炼狱”过程，才最终使李保田的悲剧意识、人生意识、苦难意识、感情积累比别人更细腻、更丰富、更丰满、更深刻，让李保田在艺术实践活动中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并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中国当代影视界的至高赞誉。

　　要深入理解李保田和他的艺术成就，我们仍然需要花一些笔墨，来研究一下李保田的父亲。

　　尽管我们可以理解，李保田父亲的缺陷，有相当一部分缘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的历史文化局限，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曾在艺术上颇有天份的李勇，在心底深深地爱着李保田，并强烈地期盼儿子能够回归“正道”，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他的霸道性格、鄙视从艺的封建思想、以打骂替代教育的错误方法、不近人情的情感表达方式等等，使他选择一条并不正确的道路，给李保田的一生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痕。但是最重要的并在此。更重要的在于，李保田的父亲不经意间成为了李保田成就自己艺术人生的第一推动力。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弑父情结”，从一出生，他就注定要和父亲展开斗争，以摆脱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进而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主动权。而父亲的统治权越是坚固、越霸道，儿子的反抗就越强烈、越持久，随其铸就的性格也就越坚定、越强悍。正因这种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自我意识苏醒得比大多数人都要早，李保田就注定要经历常人不会、不能也不敢经历的深刻苦难，并注定要在今后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寻求升华。可以说，李保田是被命运推上了创造辉煌的征程。这既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普遍人性发展的必然。

　　谁敢披荆斩棘？唯有勇者无畏。

　　也许我们可以拿出很多证据，证明李保田心灵之脆弱不堪一击；也许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理由，强调李保田的性格构成颇有缺憾；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诸多资料，表示李保田的身体健康略有瑕疵，但是我们无法否认，李保田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他的生命力异常强健。据我们所知，李保田一辈子只住过两次医院，都是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因练功过度、营养不良和生活条件过于艰苦而得病，而且得的都是伤寒。在医学上，得过两次伤寒的人绝无生还的可能，而李保田居然挺了过来，不仅挺了过来，还能坚持从艺几十年，成为中国当代影视表演艺术界的一绝，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和佩服。因此，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强者，才有资格向在枪林弹雨中厮杀过来的另一个强者挑战。

　　强强相遇，强者更强。在角逐之中，李保田与父亲一个比一个硬气，一个比一个强健，一个比一个坚定，但是，在生命时空的紧逼之下，李保田的父亲终于溘然长逝。争斗怆然而止。似乎产生了一个胜利者，那就是李保田。但是，果真如此吗？仔细思量，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双方都从对方身上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并由此丰满和充实了自己的人生积淀。而恰恰正是父亲的逝世，使李保田的感情积淀突然间变得厚重起来，而他对于人生的认识，也愈加深刻，对于人性的发现，也愈加全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死亡，李保田的父亲把自己生命的力量完完整整地传到了李保田的身上，并由此完成了一个残酷、凄厉而光辉的现实，既完成了他自己，又成全了李保田。于是在这里，李保田和父亲之间的战争并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失败者。

　　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这位残酷的父亲。

　　五、戈多的什么

　　在李保田的叙述之中，我愈发感觉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戈多的存在意义重大。然而，他似乎故意对正题语焉不详，甚至连何时与《等待戈多》这部作品不期而遇也避而不答。但他略显着急的神情，分明暗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真意”。莫非其中另有玄机？我忽然灵机一动——

　　说到底，戈多其实早在李保田与《等待戈多》相遇时，就已悄然出场。回顾李保田的经历，可以发现，在他离家出走寻找自由的动机中，有戈多发出的讯号；在他苦练“丑”角的不懈追求中，有戈多暗下的提示；在他向父亲展示自己的雄心壮志的行为中，有戈多发出的召唤。总之，戈多总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对李保田说：“不错，我就要来了。你只要坚持，你要奋斗，你要耐心等待，很快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但是，这个戈多非常狡滑，他让别人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路之后，又在对别人说：“是的，你坚持了，但还没有坚持到底，因此你还得坚持。”让李保田继续朝着一个崭新的目标前进。早在1962年，李保田就听到戈多冥冥中的声音。

　　当时，正是他通过那两位中央下放干部认识到斯坦尼夫拉夫斯基。文革初，父亲的一个同事被罚到一个图书馆写检讨。他遵照冥冥中的那个声音，跟着这个长辈鬼使神差地溜进了图书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李保田把馆中藏书借出来又还回去，搬出来又搬进去，从苏俄到欧美，从文学到哲学，把一个中型图书馆的图书恶狠狠地看了个遍。就这样，当年一个厌恶读书的顽劣小儿，竟在短短几十年的功夫里变成了一个一辈子都无法离开书籍的“书虫”。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无论是囫囵吞枣也好，是细嚼慢咽也好，他总算以一个小学未毕业的文化底子，补回了文化修养这一至关重要的一课，为将来走向艺术巅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知道，那正是一个“视读书为粪土”的年代，能自觉地产生这样的强烈的求知欲望，又具有如此坚韧毅力的人，实在少之又少。这或许来自于遗传。他的母亲，只有高小文化，在解放后才开始补习文化课。通常，早上孩子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上学去了；晚上全家人都睡着了，她还在做习题。就这样，他的母亲花了十几年的功夫，硬是把文化水平补到了高中毕业。难道，承继母亲优秀的血统和性格，就是冥冥中戈多的本意？

　　这个戈多，似乎永远不会厌倦这种引诱人的戏法。十年文革以后，还没等大家喘口气，他又来怂恿人了。某一天，李保田忽然强烈地感觉到，他需要离开徐州，离开江苏，到外面的世界去创造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伟大辉煌。“人生必然需要突破，艺术也概莫能外”，尽管自己已经在地方上小有名气，但大丈夫岂能安于现状！他躁动不安。机会终于来了——中央戏剧学院到徐州招生。凭着多年苦的深厚功底，他考进了中戏的干部进修班。戈多一声呼唤，李保田又是匆匆数年……

　　终于有了《菊豆》，终于有了《过年》，终于有了《凤凰琴》，终于有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了《神医喜来乐》，有了《王保长新传》！

　　终于有了百花奖，终于有了金鸡奖，终于有了华表奖，终于有了飞天奖！

　　凤凰涅磐，终成大器。

　　有关李保田影视艺术作品和所获奖项的单子，可以开得很长，他把表演的艺术极度的张扬和个性的极度勃发，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今，谁都无法否认李保田的表演艺术境界之高，在当今中国演艺界难出其右。他已经圆满实现了当年立下的宏愿，成为当之无愧的“大演员”，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如果我们用一句话说他是“中国一代影绝”，我想不为过。

　　鲁迅说过，坟后面还是坟。鲁迅也在往前走。坟后面可能是坟，但也可能是戈多。

　　戈多究竟是谁？他在哪里？他到底会不会来？我们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难题。难道我们只能人云亦云地说：戈多象征着希望，等待本身就是戈多？假如戈多本身即是等待，那么，等待的意义又将何在？难道，人们只能在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中，偶尔创造若干辉煌的瞬间，然后继续等待下去，直到永远？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对于李保田来说，对戈多的等待，就是对于艺术的无限追求，就是一种对未知命运的挑战，是一次次地对巅峰的超越，是永不停息地对没有预定情节的前路的探寻，是雄心勃勃地对无法确知的人生意义的叩问与追索！

　　戈多也许永远不会来，李保田也许永远等不到他想要的。但是无疑，在这样艰苦漫长的奋斗过程中，他的生命印证着人对于存在意义永恒的等待，希望与艺术！一个背影，戈多的背影永远在激励着他。

　　后记

　　夜很深，我放下笔，望着窗外的雨，这雨下得很粘，我的心一直被撞击着，戈多——李保田——戈多的背影，不知是戈多给我留下了背影，还是李保田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总觉得好多事情没有告诉读者。李保田有女人吗？有情人吗？在采访中我硬下心来，想冲破他的爱情，女人，性的重围，后来我失败了。

　　明天，他还是一个人去超市买菜，还是一个人系着围裙做饭。

　　雨夜中，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灯下读着戈多……(文/三 水 野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