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拍了半个世纪的电影，并开创了以自己命名的电影时代，在中国内地电影史中，他是第三代电影导演中无可辩驳的佼佼者。
甚至有人断言：“如果把20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5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
尽管已经是八十几岁了，但谢晋依然没有停下来歇息片刻的迹象，在很多艺术或非艺术的场合，我们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给记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在今年北京大学举办的“全球华语电影论坛”的学术活动上，当时前去演讲的很多嘉宾都显得彬彬有礼，不痛不痒，气氛极为沉闷。这时，轮到谢晋了，他没有演讲稿，抓起话筒便开始斥责中国电影界存在的一些现象。
“现在一些电影导演，你们这也讲，那也讲，就是不讲社会责任感，几个臭钱就能把你们独立人格给卖了。既然是这样，你还能瞎拍什么电影？”老头越说越激动。下边原本沉闷的场面立刻骚动了起来，“你看，你看，老头儿发威了！嘿嘿，这么大岁数了，脾气还没变！”
这就是典型的谢晋风格，电影在他看来，其社会功能远远要比商业属性重要得多。他身上弥漫着他那个时代典型大知识分子横睨一世的气质，他的电影充满了强烈的知识分子式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感，即便是在被商业包围的全球化时代，他丝毫没有退缩，也没有对商业做出任何折中妥协，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合适宜，甚至嗤之以鼻。
电影之外，谢晋也是一个好父亲。当年，儿子谢衍去美国留学时临行前，他摸着儿子的头说：“衍儿，别怪你父亲，你父亲拍了一辈子电影，在外的名气很大，但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钱，父亲也没有什么钱。如果为钱，你父亲也早就不拍电影了。这里有件东西，是你爷爷传给我的，今天我把它传给你……”在同样是电影导演的儿子谢衍看来，父亲谢晋不仅仅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导演，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男人、中国父亲。
2003年，在谢晋80岁生日时，前来祝贺的人送的全是高帽：新中国电影的“泰山”、“拓荒者”、“现实主义大师”……当然，他没拒绝。自从1953年拍摄电影以来，他拍摄的诸如《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35部影片，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经典。
尤其是电影《芙蓉镇》，它从一个小镇上几个普通人物在“文革”前后十几年命运的升沉变迁，从他们的个性不同程度的被扭曲、被异化，来探讨极左思想的渊源，来反思民族的历史。更重要的，他开创了中国电影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对于新中国电影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那个盲目崇尚英雄主义、革命主义风行的时代，而谢晋则用自己的叙事风格颠覆和结束了它，开启了一种新的观影习惯。对于新中国的电影，他扮演起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他的电影与这个国家政治的生活同步前行。
“我拍电影成功的诀窍没有什么，只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谢晋说。
90年代末，有家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对1500位18岁以上的观众做过一个调查问卷，其中一个 “最欣赏的国内导演是谁？”的调查结果是，谢晋第一，张艺谋第二。“这说明他在中国观众心目里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著名学者尹鸿说。
当然，个人的电影成就并非是我们支撑谢晋成为“教父”的关键，相比之下，我们更在乎的是他奖掖后进的导师般品质。刘晓庆、姜文、潘虹、赵薇……这些响当当的明星，都曾在他的指点与提携下，进入到了中国电影的一线。
当然，在推出一拨又一拨年轻人之时，他本人也并没有闲着，办学校、招弟子、开公司、导话剧、拍自传电影……
这一切的动作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不相信自己执著的现实主义题材和所谓“道德神话”会破灭，他在不停地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以此保持自己的创造活力，这一点我们都已看到了。
就像电影评论家贾磊磊所说的：“他鲜明的个人美学风格和强大的叙事能力值得今天的电影导演学习。”，这可能便是谢晋的精神价值和艺术遗产。本报记者 韩雨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