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公众对公众人物崔永元的聚焦多着落在他的病，以及他那激起波澜层层的观点。
北京，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办公室。由公众印象，走向眼前的真实，我们发现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歪着嘴坏笑、不动声色地机智和幽默的崔永元，如今独自执拗地心事重重——个人的良心、媒体的良心、社会的良心，在多元的社会背景下，正如何异化着、该怎样去
捍卫？
我把自己拖垮了
记者：人们提到崔永元，一般就会“条件反射”到《实话实说》。而事实上您离开《实话实说》已有不少时间了，对它还留恋吗？
崔永元：不留恋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记者：您已翻开了新的一页，可仍有观众在回味小崔的《实话实说》。您把这理解成是过去的太成功还是现状的不够成功？
崔永元：从节目的社会影响力，或者说节目的内在品质来讲，我觉得《实话实说》是最好的，是高峰状态。《小崔说事》，跟大家实话实说，是养家糊口的。不过，对《电影传奇》我们还是有很高追求的。
记者：失眠、烦躁，是因为现在做两个节目，工作太忙了？
崔永元：不是。离开《实话实说》后，我轻松多了。
记者：难道一个《实话实说》，比现在两个节目的压力更大吗？
崔永元：从工作量的角度看，可能现在比过去量更大些。做《实话实说》的累，累在心态，累在我们对这个节目的内在品质要求过高。我们的想法挺好，但实现不了。
我们当时觉得，好的节目形态应该是这样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内容、观点的表现，是一种理性的思维，但是它必须是通俗的。做节目难度最大的，也就在这儿。在这个节目中，我把自己给拖垮了。
记者：但您同时也成功了，成了中国电视第一男主持。
崔永元：应该这么说吧，从学习的角度来讲，我的确受益匪浅，跟那么多专家有了面对面零距离的交往，对我的整个思想都有很大帮助。但确实让我过于疲劳，达不到这个要求。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
娱乐很好，但娱乐不是生活的全部
记者：那么，现阶段您的困惑又是什么？
崔永元：我觉得现阶段，整个电视的生态环境不好。整个电视界呈现一种浮躁，娱乐为王。不光娱乐节目，就连新闻，都尽可能采用娱乐的方式表达，观众的收视也呈现一种功利、浮躁的心态。这就让我们这些做严肃节目的同行们，非常之困惑。严肃节目形成不了一个力，形成不了一个场，我们又不愿意妥协。娱乐很好，但娱乐不是生活的全部。
记者：现在，一些严肃节目的娱乐化，是不是流露出严肃节目在“娱乐为王”面前不战而败的态势呢？
崔永元：我觉得是有很多从业人员认输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为什么老说“宁死不屈”，老说“坚持”，老说“不能妥协”？如果你认输了，那你就败局已定了。我并不是反对娱乐节目，但是我反对娱乐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全部生活。那就是个不健康的社会。总有些事是要让我们皱皱眉头，是要让我们动动脑筋，是要让我们托着下巴想一想的。
记者：有人说“老百姓就喜欢庸俗”。
崔永元：这个说法我听到过，当时我就问，说这个话，你有数据吗？中国有13亿老百姓，能给我个数据有多少老百姓喜欢庸俗吗？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选择啊。打开电视就低俗，翻开报纸就低俗。有谁能代表老百姓说，我们喜欢低俗？
要是把良心丢了，我的病也就好了
记者：一种印象是，离开《实话实说》后的崔永元最让人关注的，不是《小崔说事》，也不是《电影传奇》，而是“小崔病了”，是小崔又发出了什么声音，这是为什么？
崔永元：我也想不出来是为什么。其实就在我做《实话实说》的时候，我这样的声音也不少。但是，可能那时候《实话实说》更有吸引力吧，大家的目光就聚焦在那上头了。现在，可能这两个节目加起来也不如《实话实说》那么有吸引力。有些人就觉得，崔永元进步了，有思想了。也有人认为，崔永元不行了，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大家的眼球。
记者：事实上是，你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思考？
崔永元：是的。不做《实话实说》之后，我不如从前那么累了，思考的时间比从前多了，学习比从前勤奋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与我所在的媒体忽然拉开了距离，更像一个旁观者。当拉开距离以后，你就能看得更清楚。
记者：那您是否为思考和社会责任所累所病？您的心理医生说过：崔永元要是没什么社会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是的。我自己就说过：我要是把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记者：良心与疾病之间，有何必然？
崔永元：我觉得所谓的抑郁症，其实就是矛盾。心理医生说，抑郁症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要求，超过你能做到的道德要求。
记者：是不是因为您如外界所描述的，有“道德洁癖”？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一直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这底线叫法律；一条是高线，高线叫道德。所有的人都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游荡，好的人离上线比较近，差的人接近底线，最差的人逾越底线。
我打个比方：当我往上线靠的时候，我不光要保持清廉，保持生活的低水准，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当我接近底线的时候，财源滚滚，名声大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你怎么样来选择？当你选择接近底线的时候，甚至无可指责，无可厚非，你没有触犯法律，派出所都不管你。但是我总觉得，如果电视人也能算是文化人的一部分的话，是不是应该往上线靠得近一点？
记者：那您为什么要要求自己往上靠？既然都在一个合理的范畴里面。
崔永元：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当社会上所有的人群都在这两条线内游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分出层次来？比如法官、院士、教授……你是希望他在底线那儿游荡么？肯定是希望他们靠近上线的。他们是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
记者：所以，您就矛盾地痛苦着、清醒地痛苦着。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而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记者：于是孤独？于是脆弱？
崔永元：孤独。但不脆弱，为什么要脆弱呢？
如果我们都用底线来要求传媒，那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偏离和误差
记者：您特别强调媒体的良心，是因为您身在其中，还是出于其他原因？
崔永元：都有。我不断地在传媒业中磨练的同时，我体会到了传媒的力量。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可见，媒体的责任太大了，媒体的良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都用底线来要求传媒，那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偏离和误差。所以，传媒就必须要有责任感或者说良心。什么叫责任感？有责任感就是高要求。
记者：所以，您强烈反对节目和人格的分裂。
崔永元：这涉及到良心啊。
记者：那么，很长一段时间，您都不接受媒体的采访，是怕媒体，厌恶媒体，还是对媒体失去良心的失望？
崔永元：我觉得是一种绝望。
记者：已经绝望了？
崔永元：最早看到一些关于我的不着四六的报道，觉得可能是我们沟通上有问题，有误会，我说的他没有理解。后来慢慢地接触多了，我发现不是这样，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眼球，发行量才能大，是有意为之。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不跟他们打交道。
记者：您碰到的假新闻不少了吧？
崔永元：太多了！对媒体而言，假新闻是致命的。传媒最大的价值就是公信力。如果大家不相信你了，你就是废纸一张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从业人员意识不到，当我们刊出假新闻、软广告的时候，我们在一步一步丧失我们的公信力，丧失我们的诚信度。当这两样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记者：这种价值的丧失，有人认为有多种表现。一种是低俗化倾向；第二种是铜臭味很浓，春节到了，搞个“春节经济”，端午到了，也弄个“端午经济”，还有什么文化味？第三种是假大空的东西多。面对这些，最让你失望的是什么？
崔永元：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做节目报，还是做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我觉得都是一份特别神圣的职业。它虽然也是养家糊口，但跟一般的职业是不一样的，它负有社会责任，但是现在这种责任感少了。最近我看到有一张报纸，它吸引读者订报时是这么宣传的，订我们的报纸一年180块钱，但是我们报纸的页数多，每天厚厚一沓，算下来一年卖废报纸的钱就是130块，算下来你只花50块钱就可以看我们一年的报纸。天哪，一点儿神圣感都没有！拿报纸当废纸卖，跟卖红薯、卖黄瓜没任何区别了。
记者：报纸确实是纸，但报纸的意义不在“纸”上呀。
崔永元：它是新闻纸，它是社会纸。做这个职业的人要有神圣感、崇高感、使命感，对吧？现在，很少有了。还有，我们的媒体不是有虚假广告吗？难道是他们看不出是虚假广告？不知道这个违反了广告法？给钱就登。另外，就是做新闻类的广告。我觉得，这都是丧失社会责任感、丧失良心的表现。 特约记者 高慎盈 黄玮 吕林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