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拿起《杨澜访谈录》2005年的嘉宾名单，我的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有部分的历史，部分的人生，这历史和人生中都包含着希望与痛苦的双重情绪——欢乐和忧伤轮番占据心灵
文/杨澜
他坐在我面前，礼貌地微笑着，眼神有些疲倦。连续五天的东亚峰会，十几位各国元首让这位马来西亚东道主应接不暇，也无限风光。
我瞥了一眼表，采访时间已过一半，得抓紧了。可是，怎么才能让巴达维总理把话题从严肃的政治转到私人生活，特别是丧妻这样的个人创痛而不显得唐突呢？
“回顾2005，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您个人生活中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这其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有些门需要当事人自己打开。
“当然首先是我的妻子去世这件事。”他眼光一亮，随后又一沉，“她总是那么乐观，甚至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死，直到最后一刻。那时我已经知道她来时无多，但是却束手无策，那种滋味儿真不好受……“
在接下去的十分钟里，巴达维深情地回忆了亡妻的最后一次旅行，她对民族手工艺的热诚，以及对丈夫从事政治的无奈。沉默些许，他接着说，“可惜，政治是我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无法顺从她的愿望。但是你问到我是否会留恋总理之职，我想不会。”巴达维的眼中泛起泪光。夫人去世后的两个月中，巴达维将卧室完全保留着她生前的模样，每天上班前都会到她的墓前默默伫立，子女们发现父亲深夜里一个人读着母亲曾经写给他的信，泪流满面。
“我们总理对本国的媒体都从来没谈过这么私人的话题。杨小姐，祝贺你！总理很欣赏你的采访。”采访结束后，巴达维的新闻秘书特地返回来对我说。
对于巴达维来说，2005年就这样过去了，带着旁人无法分担的苦痛，也带着熙熙攘攘的政治剧目。
元旦那天，我坐在上海大剧院里欣赏由海外华人音乐家演出的新年音乐会，曲目中有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背景介绍中援引了克拉拉·舒曼的一句评语“就像一个人躺在春天的花丛中，欢乐与忧伤轮番占据他的心灵”。
忧郁与喜悦，宁静与骚动，音乐中的二元主题对峙着、交织着。小提琴发出一声声叹息和寻问，圆号与大提琴演奏出宽广而乐观的主题。严峻肃穆的旋律曾经让理查·斯特劳斯联想到“送葬队伍静静地穿过月光下的高地，”喧闹活泼的乐章又带来乡村街市的生动与快乐……
我在品味音乐时突然想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正是过去一年的最佳写照吗？
从年初东南亚海啸带来的巨大灾难，到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的无情扫荡；从伊拉克朝拜途中的千人践踏事件，到南亚大地震的连连惨相；爆炸、火灾、空难、矿难……还有那些逝去的熟悉面孔：陈逸飞、付彪、高秀敏、巴金、汪道涵。那天听一位出租司机说：“2005年老天收人那！”心中不觉一震。损失与悲情，留给活着的人们掂量。
但这一年又有许多希望的门窗被一扇扇打开：连、宋的大陆之行揭开海峡两岸历史新篇；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激动了全球华人的心；互联网和新媒体产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还有萧条多年的国产电影市场传出了更多复苏的讯息。
就是这样一个嘈杂的时代，你的心情取决于你今天听到的声音来自的方向。面对海量信息的时代，有时你会无助地发现所有的声音劈头盖脸，毫无选择地将你淹没，让你没法搞清楚自己的心情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杨澜访谈录》2005年的嘉宾名单，我的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有部分的历史，部分的人生，这历史和人生中都包含着希望与痛苦的双重情绪。
就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说吧。我采访他的时间是在2月份。那时，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命大使，他来到亚洲。谈到在泰国和斯里兰卡慰问难民的感受时，他不能忘怀的是那些幸存孤儿的矛盾心情：他们为死去的父母倍感伤心，但又为自己的存活深感庆幸，他们不知到底应该悲伤还是高兴。在他们的绘画中，有眼睁睁看到父母被海水淹没的残酷，也有与别的伙伴唱歌跳舞的欢愉。
其实克林顿身上也同时有着希望与担忧。心脏病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我的祖父、父亲、继父寿命都没有我长，对此，已感到很幸运了。让我高兴的是我已经用出书和演讲的收入还清了所有债务(巨额的律师费)，又为夫人和女儿买了房子，现在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公共事务中去。”关于1998年的弹劾案，“我个人是犯了错误，但那更是右翼势力积聚到高峰时爆发的结果。今天的美国共和党右翼正在变得更右，对此我深深担忧。”
“如果希拉里愿意竞选总统，我相信她会是一位称职的总统。她为我付出了27年，也该轮到我为她做点事了。还有切尔西，我完全相信她能找到一个配得上她的男孩，相亲相爱。”说这番话时，我眼前的克林顿有了一种慈祥的模样，他灰白的头发与病后憔悴的面容，给了他任何显赫的职位也无法给予的气质。
有时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比如，如果连宋早两年到大陆来，他们一定会输掉上次的选举吗？
我采访连战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分钟。即使如此，也已经是他大陆之行接受的唯一独家专访。显然，对于国共两党60年后的再度携手以及他个人在访问大陆期间的精彩表现，他是满意的。即使是对于那些反对他来大陆的台湾民众，连战也有信心用更全面的资讯去说服他们。“海峡两岸的依存关系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合作才能把饼做大，防堵的心态对台湾没有任何好处。”在采访中，他尽量不让任何情感流露出来，尽量使用安全的政治语言，不过，他也第一次向媒体承认即使党内有挽留呼声，自己也不会连任国民党主席一职。
在任职将满之时，他终于有了政治勇气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不能不让人称道，但是否正因为任期不长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才终于迈出早该迈出的一步，似乎就无人深究了。以他的学养和政治历练，他当然了解此举的历史价值。据他的副手江丙坤先生介绍，这一次访问大陆，连战要求所有稿件都由自己准备，可见其深刻用心。对于个人而言，那些宦海浮沉所带来的羞辱和挫败得到平复，政治生涯能划上这样的句点也是幸运的。谁又能说，此时功成身退不是一种智慧？因为门尽管推开，今后的路却并不平坦。
机遇，就是这样。它的降临总是伴随着同等的责任和压力。9月里，所有媒体都把眼睛瞪圆了，盯着阿里巴巴的马云把十亿美元套到手。他那孩童式的笑脸上，满是成功的笑意，又有谁想到，那十亿美元一到帐，他就开始做恶梦了。“我梦见自己在爬梯子，抓到上头一块大石头。突然石头松动了，我整个人都掉下去了！”马云在他那个有一只大鱼缸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夸张的表情与那些休闲自在的鱼儿相映成趣。“没钱的时候一般不会犯错误，有了钱就容易犯错误，有了很多的钱就有可能犯很愚蠢的错误。”当然，十亿美元对于中国人创办的最伟大的公司的目标而言，就显得合理多了。大的机遇，还有与之相伴的巨大压力，只有靠大的理想和大的胸怀才能支撑。一位阿里巴巴的投资者曾这样解释：“我见过多少互联网公司，即使创始者只有两三人，也早已分道扬镳了。但是马云和他的十七个同伴，居然一直没散伙，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当你成为领军人物，深深了解只有远大目标才能凝聚团队的道理，你就没有了软弱的资格，在人前豪言壮语的马云做那样的梦(不止一次)并不奇怪。让潜意识中的压力在梦中流露，对身心健康绝对有好处！
感觉身边的每个人都变得更忙了，无论过去的一年过得怎样。是什么让我们在不断的失望后继续前行？是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现实总是不够完美，使得希望就象是一场赌博。输了很痛苦，那么宁可不追求吗？岁末，陈凯歌拿出了《无极》。可惜的是，虽然电影在场面和技术上精益求精，但故事和人物还是缺少感动我的力量。倒是对他的采访让我感动了。一是他的坦率。谈起六年前的《荆轲刺秦王》，他说：“我当时真的非常不痛快，心想，我做了那么诚实的一部电影，他们怎么这么傻X，看不懂啊！那种伤害是很难愈合的。”二是他对父亲的情感。“我从《风月》剧组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陷入昏迷了。两天两夜。我附在父亲耳边说：‘你要记住一件事，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我妈。’我父亲用只有我们父子能懂的表情告诉我，他听到了。然后我看见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真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对于自己在十六岁时当众推搡过父亲，以显示划清界限，陈凯歌有着一种深沉的忏悔。“在文革中，我没有看见很多英雄和烈士，我看到更多的是背叛。我对不起我父亲，而这种对不起其实反过来更让我觉得他的可依赖。”
背叛和依赖，这听起来是如此矛盾。但是我揣摩，对于一个无条件爱着你的人，即使被背叛也随时愿意原谅和包容的人，当然是你可以完全依赖的。实际上，《无极》中最精彩的台词来自刘烨扮演的鬼狼。“我曾经以为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现在才知道实际上我伤害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他的贪生已经是一种背叛，而他最后挣脱黑衣，化为青烟的一瞬，也是他寻回尊严与勇气的永恒。在他的身上，你可以见到陈凯歌的用心。
虽然陈凯歌说自己渐生懈怠之心，没有了风云再起，旌旗飘扬的劲头儿，但我觉得，那是他被一拨拨的娱记折腾累了，烦了。有好的故事放在那儿，激情还是会不请自来的。人需要希望，不为别的，只为了希望本身。我们弱小的灵魂要有所依托，就像章子怡告诉我的：“《艺伎回忆录》杀青前的最后一场戏是我的，那夜很冷，戏终于拍完了，导演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我很想开口也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只是忍不住在哭。像丢失了自己，不知该怎么办了。这种感觉从前没经历过”。章子怡需要她的角色，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翻过2005年的时候，我们也翻过了一篇篇忧伤或欢乐的故事，还有那些既忧伤又快乐的复杂心情。如果对2006年有些寄语的话。我愿与大家分享张学友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一句大实话，“我们香港人讲，‘瘟猪头有盲鼻菩萨’意思就是，气味不佳的猪尚有鼻子不通气的菩萨关照，你我自可不必杞人忧天。”体味这人间的喜怒哀乐，享受亲情与爱情，这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天赋幸福。
听说2006年是个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