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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龄童专访:生命中无可回避的两个名字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19:30 新周刊

  孙悟空身上流淌着吴承恩的血液,而六小龄童的身上则流淌着孙悟空的血液。他清醒地知道,拍摄于1980年代的《西游记》,就是他的巅峰。

  《西游记》改变了六小龄童的一生:婚姻、性格、人生轨迹……而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之后,他断言自己绝没有可能再次辉煌。这不是悲观,而是他的清醒。再也回不去了,无论是他的年龄,还是那个时代,还是穷尽6年时间来精雕细琢,像拍电影一样拍一部电视剧。
一切都不可能再回头了。

  如今,他的梦想,是拍一部《西游记》的电影,一部电视连续剧《吴承恩》,剧中他演吴承恩,也演孙悟空。这是他生命中无可回避的两个名字——孙悟空身上流淌着吴承恩的血液,而六小龄童的身上,流淌着孙悟空的血液。

  拍完《西游记》,他整整休整了3年,用他的话说:“回花果山待了3年。”接下来路该怎么走,那时的他,心里一片茫然。对他而言,拍完《西游记》,人生八十一难,似乎才刚刚开始。直到接拍黄健中导演的《过年》,他才算找着北,“杨洁导演的《西游记》把我从人变成了猴,而之后的黄健中导演,通过《过年》,又把我从猴变成了人。”说这番话的六小龄童,脸上有种骄傲,但细品之下,又有一点辛酸。《过年》之后,他又塑造过一系列形象,但能让观众记得的,始终只有孙悟空。

  六小龄童身上被打上了深深的上世纪80年代的烙印,他的思想很正统,在艺术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刚演完电视剧《荀慧生》里荀慧生的老师王瑶卿,因为王瑶卿是一个男旦,他把他招牌式的浓眉一根根地拔掉,修得很细,把男旦的一招一式学得很地道。他怀念对艺术精雕细琢的上世纪80年代,看不惯现在电视剧制作的商业化,在他看来,艺术根本不能市场化、商业化。

  面对面

  《新周刊》:孙悟空在你生命里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六小龄童:这个问题以前一位美国记者也问过我,他说你们四代人为什么一直都要演这样一个角色呢?他很不能够理解。其实中国这种演艺世家也有,但不会是都演同一个角色。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情感。我们家族这一百多年的演猴子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这出猴戏的历史了,差不多也就一百多年吧。从我曾祖父到我父亲,有很多国家领导人接见,其实他们不是冲着一个演员来的,而是对一种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肯定。以前有个记者就说:“孙悟空身上流淌着吴承恩的血液,你的身上流淌着孙悟空的血液。”

  以前有一个网站说我们中国要拍《西游记》,导演列出来一大串:张艺谋、陈凯歌、李安、徐克、唐季礼,孙悟空就一个人:六小龄童。其实这也是一种悲哀啊,我今年46岁了,为什么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希望新一代起来,但是这个艺术不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高科技那是一定一代比一代强,但是中国的梅兰芳、美国的卓别林都只有一个,没有人超过他们。

  今年我要去演吴承恩,也演孙悟空,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能出现孙悟空形象。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给孙悟空和中国的这种猴文化一起,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有一天可能不演孙悟空了,那也就是观众说不想看我的那一天,但是现在还没有,猴年春晚本来没有我,后来最后三天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不行啊,猴年你都不出现观众不干。其实我有一天告别这个角色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我离开猴文化,不可能。

  《新周刊》:你觉得生在猴王世家对你来说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别无选择?

  六小龄童:别无选择。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理想,说一定要演孙悟空啊。我小时候胆子很小,上课老师提问,我都不敢举手,特怕说错。但是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回家看到爸爸就是一张猴脸,叔叔阿姨也全是猪八戒、沙和尚什么的,这种熏陶是不一样的。这个家庭环境是独一无二的。

  我哥哥小六龄童临去世的时候说,你演了孙悟空就可以见到哥哥了,可以和哥哥在一起了。所以就很努力地练习和孙悟空有关的部分。后来日本和台湾地区拍了《西游记》在央视播了,广电部就说我们怎么可以不拍《西游记》啊?那时候我是好年纪,23岁,杨洁导演就找我拍了这个最全版本的《西游记》,前后17年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延续我两个哥哥的自然生命和艺术生命,我没有退路。有人说:“你是踩着前人的尸骨走上舞台的。”我一开始觉得别扭,但是想想,也对啊,像我哥哥,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的去世给了我这个不适合演戏的人一个机会,我才能够有今天。还有我爸爸六龄童,没有他的名气谁会来找我一个年轻人演这么重要的角色,所以说我几乎就是踏着我父亲的肩膀上去的。

  《新周刊》:拍《西游记》改变了你的一生?

  六小龄童:之前大家谁熟悉我啊?还以为我是少数民族,名字是复姓。后来有人写信叫我“六先生”“六爷爷”“六小叔叔”“龄童哥”,出了门大家就喊“猴哥”,还有人直接喊我“猴儿”。《西游记》拍了6年,我拿了2000块钱。结婚的时候连一双筷子都没有。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后来金鹰奖那一年我拿了三个奖,还有“中国第二届电视十大明星”,有125万张选票,都是老百姓一张一张单子填出来的,现在都不可想象了,当时金鹰奖统计选票的时候,有观众写信给我,说“一份选票一份心,你比百万富翁还富有”。我很满足。不是阿Q,这是事实。我不会开车,有时候坐地铁、搭公共汽车,别人认出我来了还都不敢相信,说六小龄童怎么连车都没有,不会吧?其实我觉得很好啊。有时候路上有人跟我打招呼:猴哥,上哪儿去?我觉得很亲切。当然有时候也会戴个大墨镜把脸挡上,就是怕给人添麻烦。

  以前有人问我:“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再次辉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没有。很多演员、导演都喜欢说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但是我必须说也只能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西游记》,就是孙悟空。这个朱军也问过我,我说《西游记》是我生命中的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我可以做第二次登上巅峰的努力,但是很难。《西游记》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它是不会磨灭的。有人问我:“你现在看《西游记》遗憾不遗憾?”我说不遗憾,当时的状态再也没有了,现在拍,技术可能会提高,问题是感性的东西回不来了。

  《新周刊》:你接《西游记》的时候你父亲是什么反应?

  六小龄童:他比我还支持,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事。我妈妈就说:“这部戏你要是演不好,我们家的鬼都会来抽你嘴巴。”拍完第一部,我父亲说:“你现在可以走上西天取经的大路了。”他晚上也看电视,看不到我,就看我演的戏。

  《新周刊》:你最初想到这个戏会一拍6年吗?

  六小龄童:没有啊,所以说把我结婚都耽误了(笑)。那时候杨导演很看重这一点,你不谈恋爱不会分散精力啊,结果一拍拍到我29岁,这可怎么办?所以后来就在剧组里谈啦。但那也是后来的事情了,她也是怕影响我,我拍戏也比较忙,也就是我摔伤的时候,她来送我点鸡汤,来看看我马上就走了。

  以前拍戏把你拉到通县那样的郊区一关几年,外面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就是专心拍戏。

  这种艰苦程度别的戏也没有办法比,零下四度、零上四十度一张毛面具就哗地贴到我脸上。一些小孩子一开始看着好玩争着来演小猴子,第二天全都不干了,这个真是特别苦的,现在看别人贴脸我都受不了,直恶心。

  好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一方面是经济问题,一方面是技术问题,几十米高吊钢丝,下面就几个纸箱子,那掉下来就死了。有一些吊钢丝的戏,说掉下来真就能掉下来。当时我们停了一段没有拍,外面就传说六小龄童摔死了(笑)。有一次吊一个滑轮,结果场务拉过了,我当时头朝下就掉下来了,结果下面有一个老猴子,下意识就扶了我一把,把我头的方向给顺过来了,这才没摔得太严重,但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休息了两天就继续。当时补助了30元钱,12元给接住我的大马猴,18元给我。

  6年里,和剧组成员真是比爱人还亲。剧组是谁拍完了就先走,几个几个地走,到最后剩下的就是主要演员了,我记得当时导演说了一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时真是恋恋不舍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有的抱着就痛哭。昨天迟重瑞还给我打电话,一打两个小时。我们四个一直都是有联系的。那时候《艺术人生》做《西游记》20年后再聚首,收视率最高,这说明大家都很关心。我现在就是特别希望我们能在《吴承恩》这个剧组里面再聚一次,那一定会非常轰动。而且我也想啊,要是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四个能一起上该多好,我们商量过,沙和尚说他要是老了就白着胡子上。

  《新周刊》:从舞台剧到电视剧的跨度很大,你怎么适应这中间的距离?

  六小龄童:差距是太大了。节奏什么的都不一样,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走,想脱开戏曲,但是脱离了戏曲就是死的,这个本、源头就在这啊。可是你又不能按戏曲走,节奏是完全不同的。前几集很失败,人不人猴不猴的。杨洁导演就说,你很用功,但是这个感觉不对,太老实,一定要把那种野劲拿出来。她说你不能老老实实在屋子里看原著啊、做笔记,你要在生活中去揣摩它那个调皮劲儿。后来我就放开了,生活中也和孙悟空一样,有时搞一些善意的恶作剧。我现在说话快啊,抢话啊,那种张扬的感觉就是当时培养出来的,要生动。

  当时我拍完前四集,感觉很差,没脸见人,就去拜访了很多大家,像赵朴初、夏衍,李万春、袁世海先生,他们就说很好很好,其实我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我。我都跟导演说过这样的话:不行就找别人吧!导演说:不,我们说好就是好。

  《新周刊》:吴祖光先生评价说:“我忘不了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时的那双眼睛。”你当时是怎么去塑造那样一个火眼金睛的感觉?

  六小龄童:舞台剧你瞪眼睛可能观众都看不到,但是电视剧不一样。近距离地拍你,孙悟空的心理活动都在脸上,就必须用眼神来表现。为什么某些演员演孙悟空就是不像,你根本不了解它的心理,从小我家里的猴子比孩子还多,它们是我们重要的朋友,这些都是为了把猴子的习性融合进表演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当时在剧组,导演特批我带一只猴子,跟了我6年。本来不准养啊,但没办法。去动物园看,你看到的是下午两点、下午五点的猴子,你能看到凌晨的猴子什么样吗?其实猴子到了夜晚之后它是很孤独的,黯然伤神的,那样的眼神我觉得就是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之后的眼神。这是很重要的一课,对猴子的细致研究,是成为一个好的饰演孙悟空演员的必要条件。

  《新周刊》:拍的时候想到它会有这么轰动的吗?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出名了是什么时候?

  六小龄童:考虑过。毕竟算是个大制作,但是轰动到这种程度确实是没想到。有一次我去看我父亲,有人过来让我们签名,指着我和别人说,这是孙悟空,又说,那个是孙悟空的爸爸。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出名了。小时候我总听人说“这是六龄童的儿子”。但是现在已经有人说“他是六小龄童的爸爸了”。当时邓小平和我父亲握手的时候就开玩笑说:“我认识你,你是孙悟空的爸爸。”老人听到这个心里非常高兴。刘海粟给我题字说“后来居上”,他说,我还想给你题天下第一,但是我现在不题了,你还年轻,日子还长。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对,这个第一要留给老百姓去说。

  《新周刊》:演完《西游记》之后,你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停留在角色里面吗?

  六小龄童:是,当时我停了3年没有再演戏,第三年黄健中导演找我,才演了《过年》。你演活了这样一个角色,观众自发地把你和它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荣誉。但到了后来,还是希望能够去扭转这种想法。我首先要让自己静下来。朋友说,你现在演什么都要砸。我就用3年时间来修身养性,像回到花果山一样,静下来,有时拜访一些演艺方面的名流,去请教,练字啊读书啊种花啊,这样过了3年,才接了《过年》。当时我觉得我肯定演不了,但是黄导演就说,你肯定行,你曾经创造过这么辉煌的一个角色,达到了你的巅峰形象,现在这个角色你哪里会演不了!这对我触动很大,那之后才开始接一些别的戏,才算是走出来了。我很感谢他,《过年》以后才能演别的人啊,要不根本不可能。

  我去演《猴娃》,是演我父亲,虽然不是猴子了,但是其实变化还是不大。然后再去演周总理、演鲁迅、演《连城诀》里面的反派花铁干,一点一点就好多了。

  《新周刊》:你第二次走进剧组是什么感觉?

  六小龄童:岁月不饶人,我又一次披上那身衣服,踏上取经路,其实不光是完成了一个家族的梦想,更是为中国的四大名著翻拍为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新周刊》:但大家普遍反映第二部不好看。

  六小龄童:两个原因。一个是增多了一些技术和故事,把一集拉长到两集。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把它看作一个续集,没有一些人物啊情节上的突破。我把这个比喻为文物修补工作,你修补得再好,不还是有裂纹吗?甚至我们作出最多努力的方面,反而是观众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请一些香港的特技设计啊,争取把妆化得更好看啊,但是观众不买账,他们觉得这个太人为了,不像当年一样自然。中国的观众是全世界最好的也是最难对付的,他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大明星就捧你的场,你演得不好,那就是不好。

  《新周刊》:你看像《大话西游》这样的电影吗?

  六小龄童:我很少看。我有一点担忧,这样搞我们的名著,对下一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在东南亚没什么反响,单单是在内地的大学生中间反响很大呢?我们希望很多人来拍《西游记》,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维护的态度。我们不想看到武松和潘金莲私通,关公和他的嫂子还有什么关系,这都是一些人自己的想法,不是关公,也不是武松。你说孙悟空为什么不和女妖谈恋爱啊,因为那就不是孙悟空了,他本来是无性别的啊。齐天大圣是很神圣的一个形象,你要给他一个积极的态度。我不针对人,不针对戏,就是一个保护西游文化的态度。文/陈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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